欧洲金靴：指孔为马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
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 列宁《国家与革命》
1
以中国士大夫精神重塑新时代领导干部精神世界，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深厚底蕴的映照，亦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士大夫精神，这是去年公开的一则惊煞全网的政治宣传。
再往前看。
2018年时，还曾有一条让人错愕的新闻：武警部队某部，在一位名叫张黎明的政委的带领下，集体学习儒家经典《弟子规》，且官宣语气十分自豪，如官文自介所言：
老套路跟不上新时代，hold不住现在的年轻人。国学经典，文化底蕴深厚，官兵更容易融会贯通，厚积薄发。
不读马列读儒教，不尊党纪尊孔孟……
仁爱孝悌，纲常伦理，君臣父子，宗族主义……这些九十余年前在井冈山上被毛主席历经艰辛斩断扫清的封建糟粕，竟可以在党内、特别是人民军队内（且是进入新时代建设时期）仍割除不绝，实在叫人震惊。
近十年间，党的领袖、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多次在视察部队时强调过一句话：
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
二十年来，大陆突然兴起“国学热”，这背后有着忽略不掉的资本推手，以及相当阳谋的政治诉求。
首先无法遮掩的一个事实就是：大陆地区的国学风、儒教风，并非自孕自生，而是刮自港台地区，且带有非常明确的人为感。
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二是台湾的东海大学。
港台兴起儒热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趁着欧美经济不景气、滞胀无法缓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便引发了东西方学者探讨。
不过探讨的结果，竟是给孔教戴了高帽。
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论语”，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
又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曾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
适逢大陆地区正乘“入世”东风，国学热和孔教复辟旋即伴随着港商和台商们的歪理学说，在原本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得铁骨铮铮的大陆人民间扎下了根。
十几亿国人，重新软绵绵了起来。
儒教卷土重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毛化”。
早在2011年1月11日，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孔子的青铜雕像曾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这样一尊基座1.6米，铸造成的雕像，是成为继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之后第三位进驻这一区域的历史人物。
它西邻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它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主席画像相互端视。
整整一百天后，孔子老先生又悄悄然灰溜溜得被移出了神圣的天安门广场。
尊孔为“教父”，暗含着一种十分浓烈的“文人治国”味道，这是一种非常阴狠、非常矫造的气味。
从程朱理学，到康熙祭孔，从民国的所谓“大湿辈出”，到80年代的所谓“解冻”……历史已早有明晰。
孔教儒生士大夫们的复辟归来，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而儒热的背后，则是某些人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帜”，也始终在谋求“红色退潮”。
2
曾有人说毛主席“全盘否定孔子”，这是不折不扣的史谣。
主席上过七年私塾，熟读儒篇，说他全盘反孔实在是污蔑了。
他对于孔子是局部的、客观的“反”，这正是在于他对孔思想的了解和理解。
别的不说，毛主席甚至还用《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来给女儿李敏、李讷取名，怎能说毛主席反孔子？
毛主席反的从来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教——维护封建士大夫阶层反动统治的孔教。
主席曾亲口语：
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夫子了。
当孔老圣人变成了维护贵族统治的“白匪工具”，主席的评价一针见血：
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入的。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
《书经·大禹谟》中说：
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
客观而论，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予以支撑。
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礼等思想均为官僚主义政治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
还是回望大民主时代。
1967年1月6月，《文汇报》严肃刊文：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
1973年8月5日，主席写就名篇《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全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运动的高峰。
洪文同志其时直陈：
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曾有刊文：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大民主的语境下，孔教伦常与儒学秩序无疑是极为反动的。
十二年前年的国庆节，待孔子的雕像出走后，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又出现在广场，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弥散着某些人不死的野心。
只是，偌大的广场上已经早就不见了马恩列斯四位导师的巨幅画像，徒剩孤独的毛主席……
2011年，距离正本清源、扭转船头尚有一年，那也是中国舆论场群魔乱舞之最高峰，同时又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年的9月3日，电影《国父孙中山》片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导演王才涛携邱心志、聂玫、田亮等参演明星到场，宣布该片正式更名为《第一大总统》，并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片。
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居然成了国父……
不要觉得我杞人忧天，多年来不论体制内外，“以儒释党”“国学进党”“国学进军营”乃至“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
如下图，就是非常反动的高级黑、低级红：
我解放军“遗传了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历史上的军队、起义、暴动，多了去了，但鲜有农民军是文明之师——东汉末年、隋末揭竿、明末清初、太平天国，无不奸淫掳掠，比起统治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偏偏只有毛主席的部队，从井冈山开始便唱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革命初始就要求“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一个芋头”？
这是传统文化所就？
恰恰相反，这是割除了传统政治糟粕文明里的“官娇民顺”“民为官驭”的思想所就。
追求士大夫，本质是追求一种“官气”，去工农化而官僚化。
党内如果开始追求士大夫的官气，那么民间呢？
那便是近来网络上突然流行起的一股“厅局风”：以厅局级高官的穿搭为模仿，“厅里厅气”、“领导范儿”……
对此，毛主席早就批评过：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3
共产党人追求“士大夫精神”，我彷佛闻到了一股1946年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味道……
不客气但又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就是在推翻士大夫阶层的过程中成长和崛起的。
毛主席建立和领导这支政治（军事）队伍，从历史深处评析，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
由史而论，农民阶级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土地兼并而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也从来不乏巨众；但是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
究其原因，就是没能走出反动的帝王统治思维，“打了一辈子仗还不能享受享受吗”话术的背后，就是对“再造士大夫”的追求。
而我人民军队在九十余年前能否避免重蹈农民起义覆辙、不当“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坚持军队政治纯洁性和意识形态强基固本的建设、坚持党内人民立场的建设。
如新时期的领袖所言：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儒教进军营，就是驱逐了党的领导；士大夫成为党内从政的目标，就是刷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底色。
那么一旦“去毛化”，则必将“去人民化”。
去毛泽东化的所谓《新东方红》
建政伟业功成不久，主席却在一次谈话时愁诉：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
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进城第三天，机关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评：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菜饭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无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复叮咛：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政党或维稳主义的政党，从1939年2月毛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开始，这个党就必须始终是一个革命主义的政党。
这一点，是党绝对永远不可被稀释的组织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有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之后，亦有苏联共产党的覆灭。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国际共运是不死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1965年重登井冈山，72岁的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缓缓诉说：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士大夫精神”是共产党人的追求，那么毛泽东恐怕会第一个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以“挣脱士人身份”为政治人格重塑，参与到民族救亡、乃至建党兴党的革命征程中。
1921年之前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在东山小学堂（一个基层官绅富户出资建立的精英学院）入学，他可以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脉遍布达贵的恩师杨昌济的家，他可以找政教界名流章士钊借银子，他可以令北大校长蔡元培替他给李大钊写举荐信。
以俗世的标准，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被日后国民党首脑集团嘴里戏谑而称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辈的家产坐拥二十亩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1924年1月，毛泽东为国民党的一大代表，代表号码39，为湖南区代表。
那时的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中浙江区只有六人，没有蒋介石，且这六个浙江代表中有三个为孙中山私人指定。
而毛泽东这个湖南代表却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国民党集体推选。
在大会上，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一共只有十九位委员名单，毛泽东便是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毛泽东就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正职是谁？大名鼎鼎、位高权重的汪精卫。
同样在1925年的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的起草人还是毛泽东。
一个湖南人跑到广东省，孙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这就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可是这个旧时代的“士人”，最终还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因为毛泽东不需要一个事实上旧制的“阶级高位”的身份，他需要让自己和这个国家挥别旧时代。
这一点，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经注定。
毛主席曾在一次与中央同志们的谈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正是辛亥烽火熊熊燃烧的1911年，青年时的主席当时强烈主张一个人做新生民国的总理——此人正是康有为。
然而，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年轻的毛主席后来观点是：
康有为虽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推崇儒教的儒生们失败了，作为后辈的毛泽东却依靠了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亲自找到了一条拯救中华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新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青年，渴望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图景。
这种图景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
而新的阶级统治的前提，则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从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后，旧制的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这种旧时的士族身份所带来的获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经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伪现代、伪共和的格局里，可以让各大军阀感到自重，可以让孙中山感到宽慰，可以让蔡元培感到舒适，可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拿到大把资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睐，可以让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继续把攥着在华的势力范围。
甚至，可以让共产党内的陈独秀走向幻想与妥协；甚至之甚至，可以影响大家族出身的周恩来其一生……
但是唯独，不能满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已经坚定了暴力道路的、成为了革命者的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人民万岁”是上联，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下联：“继续革命”。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好，社会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好，所有的现状都无法向27岁的毛泽东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数量多达四万万，可是他们却吃不饱、却穿不暖、却老婆女儿被人抢。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为什么《后浪》中宣传着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挣脱不尽的996和难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楼里猝死的打工人和蔚来大楼下汽车碎片里的试车员，以及那个大凉山深处被遗忘的墨茶。
百余年前的毛泽东，同样不明白。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数如此之众的农民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如果不是主体，那么农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农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并从旧式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农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正是因为不明白，所以毛泽东没有和大批的同侪志士一同前往法兰西，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国，留在一个生他养他却没有任何一种阶级身份可以满足他、解答他的国家里。
他要去寻找这种让他孜孜渴求的阶级身份，以及这种身份能够带来的自我认同。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当时间来到1949年6月1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闭幕上，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人当时在会上曾提议：
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
有位与会的民主人士当即异议，笑嘻嘻地说：“不必了吧！”
此话一出，旋即点燃了一位农民代表的火气，他站起来大声呵道：
怎么不必？我们农民就认共产党，就认毛主席！
为什么农民认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里没有地主，没有士大夫。
4
1913年7月25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十万和五万元加以捉拿（此前，现在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袁府剥夺）。
扑灭革命党人的浪潮后，袁世凯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式下令“尊崇伦常”：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1913年9月13日，北洋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必须举行“尊孔纪念会”…
一项项尊孔政令发出，各种崇儒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文化复辟之风登时刮起，封建帝制重燃的势头也开始灼烧……
初始，袁世凯的尊孔还较为掩饰，未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是以道德说教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民主、自由、革命等进步思想。
而至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开始加紧进行政治性的尊孔活动，大造“返孔”舆论。
当年9月25日，袁世凯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
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
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仅仅一年之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废止的“拜孔尊儒”，得以死灰复燃。
几日之后，袁世凯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其时，某些包藏私心的军阀财阀首脑甚至向袁府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最为令人吃惊的，是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
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他还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
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
在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世凯还决定恢复祭天。
1914年12月23日，冬至。
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是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坛周围密布着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皆布岗哨。
清晨三点，一辆装甲汽车载着袁世凯出了总统府，向天坛驶去。在南门外，袁世凯下了汽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四角装饰着璎珞的轿车，到昭亨门下了轿车，又坐上竹椅轿直到天坛前。
到了天坛，袁世凯开始步行，这时天还没亮，天坛前点着明亮的灯火，他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子臣”两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
祭天大典从凌晨开始，一直进行到上午九点才算结束。
至此，袁世凯尊孔复古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先向亲信透露：
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好似一幅民主沸腾、众望所归之势。
然而这些所谓的“情愿团”，上自满清王公遗老、北洋政府官僚，下至各省督抚将军、巡抚使，无所不有，权贵利益集团样样俱全、无一缺席。
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号洪宪……
一百多年前的袁世凯为何鼓吹孔教？如其阴谋所言：
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
一个「秩序」道破天机。
恰如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
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
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就历史，也就未来，就党的革命与自我革命，也就党的建政与长久执政——人民，绝对不是任人宰割和随意摆布的牛马，人民正是出于“不做牛马，要做人”的愿望，才帮助共产党——工农阶级自己的政治队伍，推翻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
袁世凯推崇「秩序」，但这种秩序仅仅维系了八十三天；蒋介石也推崇「秩序」，但这种秩序同样被那一辆辆看似脆弱的小推车在淮海平原上冲撞得土崩瓦解、不堪一击。
跋
斯大林同志曾有回忆：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同志则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 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而列宁本人在《给伊·瓦.巴布什金》中的言辞则更加严厉：
抛弃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犹豫分子！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略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