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走向新计划经济】：二十一世纪左翼的新道路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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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梗概

　　·一、引子

　　· 二、计划还是市场？

　　· 三、[旧式计划经济] 的贫困

　　·四、民主计划经济与参与式经济：走向新计划经济

　　·五、哈耶克的幽魂：作为谐谑曲的尾声

　　一、引子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或是教条，而是一种科学」。我基本赞同这句话，却认为更准确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范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元科学」，它不会被一两个不成功的运用而彻底推翻，而是代表着科学的一种方向。即使说「真理」总是在实验或是实践之中被锻造成型，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却诚然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服务于大多数人、服务于那些最卑贱、最不幸、最一无所有的人，而也正是因此他服务于「进步」。

　　这样的话说起来轻巧：太多的人能够轻而易举的背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但是可以说，大多数当代的左翼并没有领悟到「阶级-科学」的辩证统一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要么然抱着那些依然抱着破碎的雕像赞美个不停，仿佛以为把苏联时代或是东欧美化一番，就万事大吉了；要不然就被九一年的钟声吓破了胆，随后一片空白的脑中，便只剩下资本主义与异化几个字、甚至要拿主流经济学建立什么「社会主义」。这两种人中，前者背弃了科学、后者背弃了阶级，归根结底，都是贱卖了脑子。

　　而我为何要把话说得这么狠呢？因为我越是观察当前中国左翼的纷争，越是震惊于他们对于这几十年来提出的众多「新方案」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民主计划经济学」(democratic planned economics)、也不了解「参与式经济」(Parecon)，只是整日抱残守缺、偏行想在苏联的故纸堆里、再改开前的经济数据中，找出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不知这是想象力的匮乏、还是机会主义的恶毒！

　　看到这片平庸而寂然的空间，我深感无力，但有感到必须做些什么。纵然我自知远非经济学专家、还是准备用本文以及接下来的数篇文章、谈一谈现有的那些「新的社会主义方案」、做个「引玉的砖」。说实话，一个需要抛砖引玉的时代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连那个砖都抛不出来，那便更加不幸。

　　二、计划还是市场？

　　那么，何为「计划经济」、何为「市场经济」呢？

　　经济体无非是一个「生产」并「分配」资源的过程，所谓生产与分配彼此交织在一起，并非一个流程中的两个阶段，莫不如说是「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非指令经济中的官僚，我们总是在追求「有效的、满足需求的生产的最大化」，同时也总在追求「分配尽可能的公平—按劳／需分配」。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把生产与分配分开，是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是一个理性计算的维度、是一个工程学上的优化问题；而「分配」始终是一个政治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博弈的问题。

　　而所谓的计划与市场，无非是「经济计算」与「政治博弈」的两种空间。「计划局」或者「市场」可以进行经济计算；与此同时，这两个地方也是「生产政治」斗争的最前线：厂长与工人到计划局上反映意见，或者在市场上进行心照不宣的博弈，来实现自身力的最大化。并最终反映出整个经济的分配方案；当然，我们可以说，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政治博弈的『最优解』」就是「经济计算的『最优解』」。而「忽视政治维度」，这也便是主流经济学所给我们描述的那句理想背后的含义：在市场达到一般均衡的时候，市场会达到帕累托最优。

　　进一步来说，归根结底「计划」与「市场」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如科斯在《企业的本质》所说，市场之中的交易成本依然会导致「企业」这样的计划经济孤岛出现；而也如柯奈尔的观察所示，计划经济之中依然存在企业与中央的反复博弈——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两种处理信息、让经济主体进行博弈的体育场罢了。正如格伦·威尔在《激进市场》一书中提到的：

　　市场只是政府强制实施的一套规则，尽管它非常复杂，但与计算机算法没有多大区别。诚然，市场不是某个人独自发明出来的。然而，市场的规则是很容易理解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告诉人们去执行它们。试想一下，当一个新的国家被创造出来，其领导人向西方经济学家询问，如何才能最好地创造一个经济体。经济学家将告诉他们如何建立市场，例如，合同和物权法的规则。（实际上，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厅和初创企业的楼层里来回奔波，就是为了做这样一件事。）难道经济学家不就是在向领导者提供一种计算机程序，而领导人通过实施它作为一种集中规划的方式吗？

　　因此，当我们在探讨计划还是市场的时候，其实是在探讨「哪一种『游戏规则』更加有助于促进公平与效率？」。更为高效，意味着能够更为充分的调用经济主体的信息，并进行有效的计算；更为公平，意味着「经济民主」：即在「经济运转的每一个环节」，经济主体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尽可能分散，并保证最终的分配公平。

　　三、[旧式计划经济]的贫困

　　那么如果依照这两个标准来看，苏联、东欧、北韩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代表的「旧式计划经济」，可以说没有达成它的历史使命：「旧式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充分的效率，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公平。

　　公允的来说，「旧式计划经济」是恶劣的历史环境之下政治妥协的产物。特别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战争动员体制的产物、服务于外部压力之下的「增长崇拜」、并不可避免的低估了「消费者在经济系统中的影响力我们与其说「旧式计划经济」是经济体制的版本答案，不如说是一种粗放版本的「发展型国家」模式：20% ～30 ％的经济积累率与过度投资、经济增长的政治任务、消费品的被严重低估……这一切既造成了「旧式计划经济」在「粗放型发展阶段」无出其右的经济增长能力——没有任何其他经济体制，可以有这样的有效增长速度；也造成了其自身内在的瓶颈——一旦城市化基本完成、劳动力就会陷入短缺，造成工资上涨，而消费品供给又严重不足，最终造成实质的通货膨胀。这便是苏联七五年以来臭名昭著的经济停滞(Zastoi)的原因。

　　而就算是一些「旧式计划经济」选择了经济改革——强调价格的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物质激励，并且最为重要的：「设定更为合理的增长计划」——经济体依然弥漫着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对称的危机：永远无法消除的短缺。所谓「市场经济是过剩的经济，而计划经济是短缺的经济。」似乎对于「旧式计划经济」始终成立。而这归根结底源自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倘若社会主义之中的工厂始终大而不能倒、并从不会因为其低效与过度的投资而受到「约束」，那么企业的不可避免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投资需求。而这种庞大的需求与低效生产导致的供给不足相结合，不仅会创造出巨大的短缺，更会让生产型产品的需求被过度表决而让消费品严重不足。毕竟，比起受到「硬预算约束」、因此对消费品需求有限的家庭、那些只受到「软预算约束」而对投资无尽贪婪的企业成为了经济之中那唯一在哭的孩子：

　　与此相反，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如果亏损了，它也不会真正破产，即停止营业。企业总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贴，或提高销售价格，结果它最后总会摆脱财务困境。所以它的需求几乎不受偿付能力的限制。企业作为买者，力图获得尽可能多的投入，以便不使短缺成为生产的障碍。同一现象的另一面是，企业作为卖者，面对着无法满足的需求。这至少是那样一些企业的状况，它们的买者本身也是企业，这些企业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这种无法满足的需求把产品从卖方企业中“吸走”。更重要的是，决定计划的上级也愿意鼓励企业按最大可能进行生产。其最终结果就是使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计划建立在资源约束的水平上。“在资源约束的水平上"不是指各种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我们只是说,在现有资源的一定构成下,在现存的“瓶颈”状态和既定的管理能力和组织下，不可能更多地进行生产。总之，这种有计划的生产水平通堂低于买者准备接受的水平。（雅诺什·科尔奈 《短缺经济学》）

　　因此，我们上述谈到的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模型」其实是在描述一种经济模式之中的「政治过程的不合理」。一言以蔽之：生产者的利益被过度代表、而消费者的利益却无人问津——企业可以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与中央博弈，而消费者能做的，也就只有在面包店门口排队马闹事了。而这种过度代表的背后，便是拥有无尽扩张饥渴的企业与一心追求经济数据的政府之间的合谋——这种合谋被科尔奈称之为「父爱主义」(paternalism)。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分配上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分配逻辑对于生产过程的干扰。

　　而在另一方面，旧式计划经济的问题，其实也体现在「运算能力的约束」上。这是从经济的视角，也就是从生产优化的视角来说的问题。不过，这个算不上就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在那个超级计算机没有诞生的年代，中央计划局只能用手算投入产出分析表。这种集中运算能力的不足让许多东欧经济学家哀叹：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需求的复杂化，「计划经济」只能转向「市场经济」，「别无其他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四、民主计划经济与参与式经济：走向新计划经济

　　于是，随着「旧式计划经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停滞，苏联以及东欧的精英们穷则思变、贱卖了社会主义与十几个国家中人民的生活，让他们跌落到比「旧式计划经济」更为悲惨的境地，又站在这个他们亲手杀死的尸体上大声地宣布：「别无其他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但与此同时，历史已经悄悄前进了。

　　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若想要设计一种计划经济，已经有了比1927年的苏联好得太多的资源了，那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限于那个陈旧的框架之中了。

　　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有了两个决定性的新要素，让我们不必再陷入「旧式计划经济」之中的分配与生产的陷阱之中：

　　● 更为强大的计算能力

　　● 更为民主的经济方案

　　就「计算能力」而言，我们与苏联时代的差距可以说是巨大的。对此，在《走向新社会主义》的新序言之中，科克肖特就曾感叹「当下的运算能力」与此书成书的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怎样的进步：

　　比起现在可用的技术， 我们在书中讨论的 25 年前的技术显得笨拙和过时。现代通信和现代处理器使得建设民主控制论经济（democratic cybernetic economy）的任务更容易完成了。本书写作时，想到的都是1990 年的技术。在那时，我们能想到的可以满足社会主义计划所需的那种计算能力， 只有美国和日本公司的超级计算机能提供。苏联和中国还不能制造这种计算机。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中国的天河二号计算机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计算机，比我们在书中设想的计算机差不多快10万倍。实际上，我们当时认为计算劳动价值和平衡计划所需的计算能力，用现在更加便宜的计算机就能达到了。

　　不仅仅是纯粹的「集中计算能力」，当前互联网的进步可谓是「让资本主义成了自己的堀墓人」。这种自带网络效应的场域，可以让即时的「生产计划投票」与「消费计划投票」成为可能，而这自然也是苏联时代完全无法想象的——那个年代的消费计划，几乎完全凭藉中央计划区的估计。

　　但更为重要且更为根本的，其实是第二个维度，也就是分配上的「民主的经济方案」。

　　我们刚刚谈到，「旧式计划经济」在分配上的最大问题，其实是「生产端的过大权重」，这种过大的权重，既与中央计划局对于增长的盲目追求有关，也与工厂自身的软预算约束有关。事实上，这种问题其实也存在于生产内部—— 也就是企业之中。所谓的「一长制」极大的压制的有效的工人自治，让工人的工资过低，以至左翼学者麦克·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工厂体制》将东欧与苏联的工厂体制称之为「官僚专制主义」。

　　因此，新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往往会强调「生产上的工人自治」与「对消费者的赋权」。而这两点都体现在本人要介绍的两种新型计划经济体制之中——科克肖特的「民主计划经济」、与汉内尔的「参与式经济」之中。

　　科克肖特的「民主计划经济」对于工人自治以及直接民主的强调可以说是旗帜鲜明的。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带来的「新阶级」问题、并且也可以真正有效地调用工人生产之中的真实信息：

　　各种公共权力的机构， 都是通过由抽签产生的公民委员会来控制。媒体、公共健康卫生、计划与市场机构、以及其他各类工业部门都会有他们的陪审团。每一个陪审团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权限范围。比如能源工业的委员会常常需要决定能源政策相关的细节，但是同时不能忽视公众的投票，比如逐步放弃核能的应用。会议的席位并不需要从公民中平均地选出。比如公共健康会议，可以一部分从医药工作者当中随机选出， 另一部分则从普通公民中选出。就如同布莱尼姆曾经说的，原则应该是「所有那些对此问题有正当利益的人都必须有机会参与管理」。

　　而至于解决所谓的「对消费者的赋权」问题，科克肖特采用的办法是通过一种「『出清价格』平衡机制」来实现的。一言以蔽之，商品的价值自然等其所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长——「劳动时」(作为一种计划经济之中的准货币）——不过我们却会允许一种「作为计算机制的消费品市场」存在，并且将一种商品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视作为消费者对于这一商品的表态。举例来说，一台「钛合金粉红色冰箱」自然有着明确的价值——「一千二百个劳动时」，但倘若消费者不买账，那便会允许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暂时波动，同时调整生产计划，降低这种商品的生产。对此，科克肖特说：

　　我们建议的市场算法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机制有何关系？我们认为两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 商品的生产水平是随着盈利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调整的， 其中更多的资源流向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 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中流失。在这里我们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很明显也扮演了和利润相似的角色。我们比较了在各种情况下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支付意愿与生产成本（以某种方式来进行测量）。

　　可以说，这种局部的消费市场是一种对于市场经济的更高维度的模拟消费者之中分散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最终在一个类似于市场的部门之中得到了收集，并输入了最终的预算之中。苏联与东欧的旧计划经济之下，在面包店门口排长队来反映自身对于供给不足的不满的情况消失了。价格依然可以灵活的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最终依然不会让商品持续的偏离及最终的价值，也就是生产所需要的投入。与此同时，这个局部的市场依然拆解了货币的基本职能。

　　我们都知道货币有几大基本职能：价值尺度——也就是作为衡量使用各个要素之机会成本的标准、交换媒介——也就是用货币作为中介来买卖商品、支付手段——也就是用货币来完成涉及延期的信用行为，例如借款与金融行为、贮藏手段——也就是储存私有财产。我们看到在科克萧特的苏格兰模式之中，一种类似于货币的事物依然存在，不过显然已经丧失了资本主义世界之中强大又极具腐蚀性的力量。价值尺度被从货币上剔除出来——因为价值尺度是单位劳动时。「交换媒介」依然保留了一部分，让居民可以在消费市场之中购买商品；不过生产者并不需要货币来进行生产规划，而是在中央计划局所计算的统一的投入产出结果之下进行生产。支付手段得到了些许保留，允许的消费者积攒储蓄来购买大物件，不过在清除了金融市场之后，自然也就不存在股票之类的套利行为了。而至于贮藏手段，这基本上完全消失了。居民自然可以保存好自己奶奶留下来的旧照片或者商店里买过来的充电线，也可以积累很多钱来购买大物件，不过一旦商店收到了消费者送过来的劳动券，这些劳动券会被立即销毁——因为它作为一个计算工具的职能已经完成了。

　　而面对类似的问题，「参与式计划经济」(Parecon，Participatory Economy)的提出者罗宾·汉德尔则采用了一种更为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宣言性的小册子《参式经济学：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样总结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转方式：

　　「参与型经济」包括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和邻里委员会。在工作场所，决策是以民主方式决定的，每个工人都有一票，工作岗位是平衡的，这样就不会让任何人只从事死记硬背和丧失权力的工作，报酬是根据个人的努力或个人牺牲来支付的。社区公民属于邻里委员会，可以参与消费和当地公共产品的决策。工人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通过一个由更大的地理单元组成的民主联合结构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一个去中心化的民主计划程序(de-centralised democratic planning procedure)来制定经济的总计划。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参与式经济」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来解决所谓的「工人自治」以及「消费者赋权」的问题，也就是利两组对应的「生产者协会」与「消费者协会」在中央协调局之下协商，来实现双方对于经济表决能力的对应——或者更为具体的说，「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而依据汉德尔的定义，「经济民主」是指：

　　因此，参与型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经济民主的定义应该是， 一个人在决策中的发言权与他受决策结果影响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你受某项决策的影响比别人大，那么你就比别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你受影响较小，那么你就比别人有更少的发言权。参与型经济学的倡导者称之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自我管理通过让人们控制自己的生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自由。分析和评估我们行动的后果，根据我们的评估选择其他方案，以及根据这些方案采取行动的能力，是参与型经济力求满足的人类重要需求。

　　具体来说，汉内尔设计了一套精妙绝伦的方案来解决科奈尔提到的恶性循环：地方厂商以及消费者协会向中央瞒报、囤积资金导致最终所谓的「软预算约束」，最终造成普遍的短缺而加剧厂商与消费者向中央索要资金的欲望。这个办法可以用下面这张图表来表示：

　　简而言之，每一个生产者团体与消费者团体都要向计划局上报自己的「生产计划」或者「消费计划」。而由于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一系列物资的价格需要最终的核算来决定，计划局会先把这一系列局部计划汇总并核算出最终所有商品的价格。依据这些价格，我们可以核算出整个社会的总投入与总产出的比，我们把这个比设为一。每一个生产团体，最终生产出的收益以及生产所需要的投入成本。倘若收益比上成本的比值高于社会平均，这自然是值得鼓励的高效计划也会得到最终委员会的通过，如果这个比值低于了社会平均，也就意味着生产计划是低效的，需要重新调整。这就激励了生产者团体去调整自己的生产计划——毕竟瞒报一个低效的方案，意味着展示自己的生产效率低于社会平均。经过这样几轮调整，大多数的生产者会选择提供一个更为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高效的生产方案，而那些依然无法提供满意方案的生产团体，就会向资本主义的公司一样自行解散。其中的那些工人可以在其他更为高效的计划之中重新就业，或者领到一笔基本收入。

　　而消费者团体也是类似的逻辑，只不过他们需要比较的是自己的劳动投入以及自己的最终享受。

　　简而言之，这样的核算机制彻底解决了克尔奈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消费者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而生产者团体不在乎同一个顽劣的婴儿一般可以无限地向中央索要生产物资。这个系统在激励每一个团体采用更为高效更有利于整个社会之计划的同时，也给了每一个团体各为充分的民主决定权。这个工厂究竟是生产更多的鞋子、还是更多的投入安全保障措施来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或者转战另一个行业去生产挖掘机，这一切都会由民主来决定，并且工厂的利益最大化也完全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相符。

　　以上的介绍当然过于简略了，这两个经济方案整体都是十分精妙的。不过在面对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支持他们同样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前者采用的一种借用了市场的「『出清价格』平衡机制」，而后者采用了「消费者委员会在经济协调局之中的民主在场」。而我认为这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后者用于制定年度计划，而前者用于对于整体安排的灵活调整。与此同时，这两个方案都已经得到了模拟实验上的证实。科克肖特的民主计划经济系统，在九十年代的技术情况之，就可以在一周之内制定出全年的生产方案，而今天的计算能力已经提高了二十万倍甚至更多；至于汉内尔的迭代计划，根据计算机模拟实验，平均五到六次的迭代就可以在最终收敛为均衡状态，而依据现代的计算能力平均一次迭代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

　　由此可见，「新计划经济」是可以解决「旧式计划经济」所带有的严重问题的，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模拟实验也在证明这些模式的有效性。当然，「旧式计划经济」往往还附带这种政治-经济问题也就是「新阶级陷阱」，这会造成对经济计划的扭曲，所谓与「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类似的「计划失灵」(plan failure)。而这自然不完全是一个所谓经济学的问题了，那也便是我的下一篇文章，也就是「新民主制度」所要探讨的问题。

　　五、哈耶克的幽魂：作为谐谑曲的尾声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哈耶克的一段话，这是一段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中对于经济自由的探讨：

　　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他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的必需问题和免除个人的选择权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与那种权利相联系的风险和责任。

　　这段话毫无疑问是很动听的：「经济自由」必须与权力、风险与责任为前提，说得漂亮。可以说「旧式计划经济」中确实是没有这种经济自由的：官僚专制主义的工厂体制之下，工人无法决定自己的生产、只得被厂长的政治权力欺压。不过我转念一想，又想到了《我在底层的生活》之中，巴巴拉·艾伦瑞克描述了一段真实的经历：

　　到了下午3:00至4:00之间实在没客人的时候，我终于能坐下来用餐巾纸包银器，结果我整个人差点瘫软在椅子上。我试着偷喝一杯蛤蜊巧达汤来重振精神，我看过盖儿和琼做过许多次，但结果我被斯图抓到，他咬牙切齿地骂我：“不准吃东西！”虽然餐厅里根本没有半个客人在，没有客人会因为看到一名餐厅员工的嘴巴碰到食物，就气得夺门而出。所以我跟盖儿说我要辞职了。她给我一个拥抱，然后跟我说，或许她自己也会跟着我跳槽去杰瑞餐厅。

　　以至于最终，这名专栏作家结束了自己四个月的底层生活体验之后，不禁愤怒地感慨：

　　因此，若低薪劳工并非总是以经济理性的方式行动，亦即不以一个在资本主义式民主中的自由能动者的身份行动，其实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既不自由又毫无民主可言的位置。当你进入低薪工作场所（以及许多中低薪工作场所）的时候，你会把公民自由寄放在门口，把美国和所有它应该有的立场抛在身后，然后学着在整个上班时间里把嘴巴闭紧。这种日常例行的投降举动所造成的效果已经超过薪水和贫穷问题，如果有极大多数的公民把自己醒着的一半时间都花在屈服于独裁之下（说坦白点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实在无法以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自居。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些在工作场所之中近乎奴工的美国人，哈耶克也许依然会由衷的赞叹「经济自由」：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自愿成为奴隶且承担了责任。这便是经济自由的本真——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地追求快乐，自由的无产阶级自由地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