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的盲点：农民的反抗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么？

　　2024年7月19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去世。

　　斯科特于1936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霍利山，1958年在威廉姆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并于1967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创立并主持耶鲁农政研究中心。斯科特于1992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97年至1998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最高荣誉“阿尔伯特·赫希曼奖”授予斯科特，以表彰他“广博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

　　斯科特的代表作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等。其中，尤以《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至今被认为是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反抗问题的经典之作。本文正是我们的志愿者们读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导言和第七章内容之后的讨论笔记。今天我们重发此文，通过学习、反思斯科特的理论来纪念他。

　　斯科特认为，农村社会存在着对基本生存、公平互惠、社会正义的道德期待，农民的反抗正是因为这一基本“生存伦理”受到了冲击。因此，斯科特认为农民的反抗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恢复并维护自己原有的生存地位。

　　然而也有学者用不同的案例对斯科特的论述提出了质疑。“生存伦理”到底是农民社会的真实反应，还是折射了斯科特本人某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如何历史地把握抗争中农民的主体性？
 

　　越南画家Nguyen Duc Nung（1909-1983）

　　作于1958年

　　一、斯科特：生存伦理

　　是农民政治活动与反叛的基础

　　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几次大规模农民反叛的研究，以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指出应把“生存伦理”置于理解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

　　斯科特认为，东南亚地区一部分农民特有的生态小环境使他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如中国（1931年）、缅甸（1856-1857年）以及越南北方（1944-1945年）的饥荒。收成低不仅意味着食物短缺，还可能使农民产生严重依赖他人的羞辱感，或者因为变卖土地牲畜，农民来年收获足够食物的机会减少。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存伦理”正是来自于这种对食物短缺的恐惧。

　　由于农民生活濒临生存线的边缘，再加上受制于气候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收益最大化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他们力图避免的是有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而非收益最大化，或者通过冒险而发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