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乱象:LGBT泛滥的渊源和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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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巴黎奥运开幕式已经成为史上最大笑话!模仿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的表演,对全世界四分之一基督徒的嘲笑;三位性别不明身份的人士从图书馆到房间的亲热,这些乱象让国人属实惊掉了下巴。

  即使是以开放著称的法国人,也懵逼了?他们惊讶,“我们法国是要在全世界疯球吗!”“我缴了30%的税,就给我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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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LGBT会如此泛滥?这背后的渊源是什么?维持其持久蓬勃发展,泛滥西方世界的动力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就必须从美国LGBT问题说起,因为美国是LGBT的起源,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也是LGBT目前最大的成果。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是当下美国最为敏感的话题,也是导致当下美国社会撕裂的重要因素之一。2016年、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相关问题上的激烈交锋就是例证。民主党是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领导者,共和党则是反政治正确的领导者。民主党拜登政府的部长级名单中有多人是同性恋,拜登上任伊始就签署法令恢复了被特朗普政府废除的“男女同厕案”,心理上自认为是女性的男人可以进入女厕所。拜登政府要求学校必须允许跨性别人士参与女性体育比赛,否则断绝联邦政府给予的教育经费;谋求实现全美大麻合法化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产物。虽然拜登赢得了大选,但是民主党众议员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指出,“国民警卫队大约90%是男性,且只有大约20%的白人男性投票给拜登。在国民警卫队中,大多数人是保守派……真正想保护拜登的人可能不到25%,另外75%都是想对拜登做点什么的人。”

  为何这种造成国家混乱和撕裂的主张能成为民主党的施政纲领?深层次原因何在?主张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人群经常被称之为左派、白左、进步派,站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这些主张算不算进步?它们已经导致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撕裂,未来会如何演变?

  一、理清关于西方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概念的认识误区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是比较新的政治词汇,198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才逐步成型。有人统计了“政治正确”这个词在公共话语中出现的频率,1990年以前在美国主流媒体基本见不到“政治正确”这个词,而从1991年开始,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了七百多次。

  在今天的西方,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两个词汇大多数时候是通用的。政治正确,是指态度公正,避免使用冒犯及歧视弱势群体的用词,或避免施行歧视弱势群体的政治措施,如不能冒犯他人的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身份等。

  按照国人通常的理解,政治正确应该是指正确的政治观,在不同的社会中,所指的可能不尽相同。一般是指基于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国家或特定多数国家形成并受到普遍接受与维护的政治观点或态度。比如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认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等等。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正确理应是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坚持私有制度为基础等。但是在西方政治正确词汇出现的历史过程中,却有明显的名实不符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名实不符其实是普遍现象。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自始至终都坚持私有制度为基础,保护极少数人和大资本的利益,但是在1990年代之前,政治正确这个词汇并没有出现在主流舆论,更不必说指代上述含义。民主党、共和党一直以来都信奉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理论,但是这些在美国并不被称作“政治正确”的理论,而是被称作“自由世界”“自由主义”的理论。而当政治正确理论真正进入主流舆论时,它所表达的主要含义却不是两党最核心的共同的主张。政治正确本应是民主党、共和党共同的主张,但在现实中却成为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

  那么,美国的政治正确词汇和理论是如何出现和演变的呢?在1960年代,政治正确这个词汇在美国的流行范围主要局限于美国共产党内部。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展开了批判,此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很深的混乱。在美共内部也出现一种观点,一部分人嘲讽另外一部分人,你们跟斯大林路线跟得太紧了,只顾了政治正确,而罔顾了人道主义。此时的政治正确词汇有点小圈子内自嘲的意味。而当时的美国统治阶层都以“自由世界”为其旗帜,更不会接受“政治正确”这样的固定轨道。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政治正确”意味着钳制舆论,意味着极权。

  1960年代,美国内部掀起规模庞大的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等。此一时期,少数族裔和少数人群的权利问题开始得到重视。不过此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理论还并未发展成型。要等到参与1960年运动的大批青年人大规模进入高校和学术界,并在1980年代成为学术界的骨干之后,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理论才逐步酝酿成型。此一时期,一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都投入了身份政治学术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建过程中。而一批保守主义者则将这些人的主张称之为政治正确,在保守主义者眼中政治正确是贬义词。

  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之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民主党逐步将该理论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进而在新世纪推动一系列法案的通过和实施。此后,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开始风靡美国和欧洲国家,并进而掀起了更大的纷争。

  二、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具体现象和内涵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主要是从社会身份来划分人群,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地位来划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论截然不同。政治正确、身份政治认为,在美国受压迫最深的群体依次为黑人、妇女、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穆斯林、性少数群体(英文缩写LGBT,是对同性恋、变性人、跨性别恋者的统称)和残疾人。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构建了一整套反歧视、要求平等和自由的理论。不过它们的平等观、自由观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有所不同。

  比如在性别问题上,2016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同厕案”,允许跨性别者按照自述,随意进入相应性别的厕所、更衣室,不需要医生证明。类似政策在英国等也已经实行。2019年法国国会通过教育改革法案的一项修正案:未来文件、教材上不再有“爸爸、妈妈”的称谓,而由“家长1、家长2”代替。修正案的初衷是宣扬同性恋平权。加拿大公务机构也有规定,不再使用父亲、母亲、先生、女士等称谓,而以中性词取代。美国一些高校也开始用伴侣一词,替代丈夫、妻子。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为人们提供的性别选项竟然有58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性恋、变性人、跨性别恋爱都已经进入小学教材,一些孩子“受启发”甚至服用药物改变性别,有些学校还不允许家长对其进行干预。

  2019年,英国“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一位女权人士,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了一些对跨性别者的看法,比如“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难以想象跨性别者进入女厕所、浴室的场景”。然后她被开除工作,因为“歧视跨性别者”。她提起劳动仲裁,结果仲裁庭判决她上诉失败。此前英国已经出现多起案例,比如一位罪犯,自称是女性,被关进女子监狱,在监狱中又强奸数名妇女。

  为了推动政治正确,美国实行了一系列“肯定性行动”,在就业、升学、升职、培训中为少数人群保留一定名额。男性白人与同性恋、变性人、跨性别恋者、女性、黑人一起竞争职位时,在同等能力下,甚至在男性白人更为优秀时,往往也是后者更容易被录取。如果公司把职位给了一个男性白人,而不是特殊群体,很可能会被告歧视。不过虽然有这样的优待,黑人的整体经济地位并没有提高。

  今天的西方,不能批评性少数群体,不能批评妇女、黑人、穆斯林、残疾人、少数人群,即使是善意的批评改进意见也会被划为政治不正确。中国人有句老话,“要谦虚,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而对于主张身份政治的人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改造”很可能是侵犯“我”的人权,是歧视。

  这种平等观、反歧视观不仅适用于上述人群,而且是所有“少数人群”。由于不能批评瘾君子,“大麻自由”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政治正确。马克思曾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过马克思没有料到在今天的美国和西方,鸦片已经成为人民的宗教。美国许多州已经大麻合法化,俄勒冈和华盛顿州更是将海洛因、可卡因合法化。大麻合法化是民主党力推的政策。2020年12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大麻机会再投资和删除法》,将大麻从联邦《管制药品法案》中剔除,废除非暴力大麻犯罪的定罪,并对大麻销售征收5%的销售税。此前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已经大麻合法化,欧洲一些国家也放松管制。既然大麻合法化了,怎么能批评瘾君子?

  同理,老师不能说学生学习差,私下和学生说、背后和其他人说都不可以,这是歧视。这导致老师根本无法客观评价学生的成绩。如果客观评价学生成绩都不可以,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业?这样的平等观、反歧视观,隐含的是没有是非标准、道德标准、价值标准,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妨碍了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因为政治正确的禁忌,人们在日常用词方面已经达到如履薄冰的地步。不能称赞女人漂亮、美丽,那有可能意味着性骚扰,也有可能意味着向男权社会谄媚、驯服;不能说小男孩帅气,那可能是性骚扰;不能随便问一个男人是否有女友,凭什么认为人家不是同性恋、变性人、跨性别恋?另外,在不涉及人种的话题时,也轻易不敢使用“黑”“白”这两个词,那可能让人联想到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不能公开说圣诞快乐,要用节日快乐,否则就是不尊重穆斯林等宗教群体;病人不能叫“病人”(patient),要用“人”(people)或者个体(individual)。含有“男人”(man)的单词要用“人们”(person)或者其他词替换,比如“主席”(chairman)要改为“席位人”(chairperson);还有更极端的,提到“男人”时不能用(man),应该使用“政治正确”的词汇“压迫者”(oppressor);不能使用“男孩”(boy),应该使用“未来的压迫者”(oppressor-to-be)。在政治正确、身份政治话语体系中,性取向正常的人数众多的男性白人异性恋者,反而成为逆向歧视的对象。作为对抗,我们看到了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至上组织“骄傲男孩”(The Proud Boys)的出现。

  如何理解上述现象?与美国长期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对比,身份政治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今天该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显然已经走上极化道路,不仅没有改变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整体政治经济地位,没有实现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解、平等,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族群分裂、男女性别战争。为何会这样?为什么民主党会选择造成国家混乱和撕裂的主张作为其党纲?

  三、历史和当下:1960年代民权运动与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深刻差异

  要理解当下,需要看清历史。一些学者指出今天美国和西方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萌芽于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1980年代在学术界逐步成型,而后从学术界扩展到社会,进入新世纪则流行于美欧民间。不过却少有人指出,今天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主张与民权运动的理念已经有巨大差异。民权运动的理念已经被身份政治所修正、篡改。

  民权运动是在世界大变革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高涨的背景下诞生的,同时期既有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也有反战运动、垮掉的一代运动,以及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因为这个时代背景,美国同时期的民权运动呈现复杂多样的色彩。对比民权运动和今日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从宏观上勾勒,主要有三大差异:

  (一)领导者不同

  民权运动的领导者基本来自美国群众。政治正确的领导者则是民主党,反对方的领导者是共和党,领导权都在统治阶级手中。

  不管是主张和平抗争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还是金被暗杀后被逼走上暴力抗争的黑豹党,抑或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其领导者、组织者基本都来自群众。领导权不属于统治阶级。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在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下,采纳了民权运动的一些建议。不过他们并不是民权运动的领导者。因为领导权不在统治阶级手中,其领导者屡屡被刺杀或坐牢。

  而今天美国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领导者却是民主党。反对方领导者则是共和党。特朗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的“同厕案”,反对大麻合法化,收紧移民政策,在许多问题都表达了反对立场。

  当然,也有人会提出疑问,认为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运动是以草根组织形式出现的,而非民主党直接领导,至少表面如此。这一点可以这样解释,任何一场大型社会运动,都会有脱离领导者指挥的民间自发行动,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都会有脱离领导者指挥的民间自发行动、过火行动,但是这并不妨碍领导者的历史角色界定。

  (二)理论来源不同

  民权运动的理论来源多样化,既有罗斯福新政以来资产阶级的左派自由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还有泛非主义等;而今天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由主义,且与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左派自由主义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有深刻不同。

  主张和平抗争的马丁·路德·金的理论处于罗斯福新政以来资产阶级左派自由主义框架内。为了挽救1929年弥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政府出台了一些与此前政府相悖的政策,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限制大公司和大银行的自由,支持工人罢工。因为这些措施,当时的一些媒体批评罗斯福总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后来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二者都是右翼自由主义)更是批判罗斯福粗暴干涉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罗斯福新政扩大了资产阶级左派自由主义的影响。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全世界掀起了要求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自由主义也顺应历史潮流,反对种族歧视,要求提高妇女权利。

  另外,民权运动也有社会主义的理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红色中国、古巴革命、苏联等都对民权运动产生影响。泛非运动的创始人杜波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黑人知识分子,晚年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曾受到毛泽东接见。黑人运动领袖罗伯特·威廉(Robert Wilhelm)曾两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希望他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激进黑人组织“革命行动运动”和黑豹党的领导人,都非常推崇毛泽东。

  今天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经常被称作左派、白左,但是该理论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在今天的西方也经常被称之为“文化多元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左派”,有的也称其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不认可阶级分析法。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马克思论述的范畴 ,工人阶级已经集体变为中产阶级 ,建立在经济基础和工人阶级理论上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他们认为经济基础不是关键,关键是文化决定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葛兰西、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等。葛兰西认为新的无产阶级应由罪犯、妇女和激进少数派组成。马尔库塞也有类似言论,在回答谁能领导社会革命时,他回答:一个由黑人、学生、女权主义妇女和同性恋者组成的联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秉持上述理论,他们希望“借助身份政治,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文化多元主义实践,通过扶植边缘群体的族群意识和次国家认同,来瓦解美国种族帝国主义的体制。”

  表面上看,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确导致了美国内部的混乱,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且还导致了一系列的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和需求。虚无主义是愚民政策。而马克思主义要求群众觉悟,要求群众清醒明白。文化马克思主义虽然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其实质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也许最初他们是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想法和味道的,他们期望这些少数人群能够联合起来。但是因为他们理论致命的缺陷,抛弃了经济基础问题和阶级分析法,同时片面强调少数群体的利益,却忽视甚而无视占人数最多的白人底层民众的利益(在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之外,也有一些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同时也讲少数群体大联合的学者,不过这样的论述模式本身很容易就会滑入将少数群体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白人底层民众分隔、对立起来),因此资产阶级只要稍稍用力,将其主张极端化,便将他们的理论收编、为我所用。列宁说过,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更何况,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正是因此,期望中的少数人群的联合,迅速转变为瓦解和对立。从这个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控制的高超手法。

  今天被收编了的身份政治最激烈的表现,是对美国奴隶制和美国历史的重新认识。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美国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人物雕像被推倒,包括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dward Lee),因为他们是奴隶主。奴隶主的身份固然可恶,但是这些行为除了发泄并没有任何批判性或建设性意义。在涉及资本主义根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身份政治并没有提出变革纲领、主张。没有成熟完整的纲领和组织,再多的抗议也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暴乱的死循环。

  (三)斗争对象不同

  民权运动中虽然也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但是其斗争对象和目的更多的是要求改良或者革命,对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更多的表现为群众斗群众,人民的碎片化,因此扰乱了阶级阵线。

  民权运动中的派别不管是主张革命还是改良的,其斗争对象大多集中于资本主义制度,要么彻底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要么在现有的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创造更公平的机会。不管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其潜在的目标都是要构建一个他们理想心目中的主流社会。当他们提到自由、平等一词时,强调的都是普遍主义、共通性,而不是差异化。

  今天的身份政治理论却有很大不同。一些学者指出,身份政治“强调其他群体(无论是主流群体还是非主流群体)必须尊重某个群体的差异性,而非要求某个群体融入主流群体或者得到主流群体的承认”。其他群体就是其他群体,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正因如此,不能批评女权主义、少数族群、性少数群体甚至是瘾君子,即使善意的批评也不行。老师也不能说学生成绩差,不能客观评价学生成绩。如果客观评价学生成绩都不可以,那么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业?此种逻辑至少导致了三种结果:

  首先,该理论的是非标准、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和真理标准等是主观任意的,是道德和价值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因此妨碍了人们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妨碍了人们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今天美国流行的反智主义也与此有一定关系。譬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个是否戴口罩的科学问题却引发美国全境的大游行和人民对立,争论半年多未有定论。现代科学发展的顶尖国度却出现此种反智现象,不得不让人唏嘘。

  其次,从宏观看,该理论把人群的某个特定身份固化、教条化,从而否定了一个人身份的多重性,否认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群的普遍性、共通性。正是因此,才造成了人民群众的碎片化、撕裂化,挑动群众斗群众。该理论过度关注少数人群利益,却无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拒绝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宏大历史观和阶级观。

  再次,从微观和心理学角度分析,如果某个个人、人群极端敏感,对于善意的批评意见、改进意见都不接纳,反而认为是歧视,那么这个个人、人群就是极端自我中心主义的。而一个极端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人群,是不太可能正确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许多人被身份政治蒙蔽的现象甚为担忧,他指出,“左派(此处指: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政治规划是普遍主义的:它是为全人类......身份政治本质上并非为了所有人,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这就是左派为什么不能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理由。它有一个更广泛的议程。”

  马克思主义要求人民群众的普遍性、共通性,要求他们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团结起来与剥削阶级抗争。而资产阶级的身份政治则要求人民群众的碎片化,挑动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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