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渝生：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囯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一文的读后感
现今国际发生百年不遇的大变局，有民族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侵略而斗争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尔虞我诈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矛盾，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主义信仰之间力求改天换地的矛盾，大变局的矛盾能否用谋求和平的药方来根治？平衡缓和暂时的对局，各种政治主张代表着不同矛盾方的利益在激烈运作。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政治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现社会是由私有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按张维迎迎合西方人观点：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按照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分类，是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家资本主义。张维迎的意思，比较西方的财团垄断资本主义，我国已进入新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弯道超车越过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我们分析一下他的认识世界。
理想世界
国际关系中张维迎理解西方常处在利害与是非关系中，“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
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他举例说明其处理就存在于“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之中。混杂中的利益驱动即实用主义处理。此论似乎暗讽中国前三十年时代处理民族利益的呆板。因为那时代维护国家政治主张不可能离开阶级立场谈是非利害关系，即便在两霸存在的严峻形势中。
2、张维迎提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
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西方世界的这些价值观，对其统治集团来说从来不是真正要履行的政治主张。看看制裁老二的专业戶在打得火热中的贸易战……而中国前三十年的价值观，五十六个民族的平等和谐，人们一心向集体、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向，张维迎却没有政治感情想涉及。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他认为“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贸易与民主为和平立论是大谬不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贸易往往牵动着对和平的扼杀，如英国对中国的鴉片战争；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对中东产油国家的颠覆，对中国挑起的贸易纷争中还挑动南海台海危机。
二、理解中国经济
1、他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意味着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
世界是在发展进步中，中国也处在这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但250年间，资本主义的工业是在掠夺资源霸占市场、在血腥历史中书写着“革命成就”的。在享受工业革命成果后有多少国家在后发优势中走出贫困成了发达国家？中国的幸运，是因为有前无古人的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別了、司徒雷登”，与西方帝国主义分道扬鑣，是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当“造不如买”的思想中乞求西方时，才多走了多少弯路。一些国家仰望依附入侵者的恩施，如蒋介石之流，就只能在弯路上徘徊。我们要看到中国是站在前三十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巨人肩膀上，才有后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
他的分析表明：“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
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
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理念不同，没多少可比性，只要对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进行比较。前三十年公私合营完成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后，乡镇企业都是集体化的，不存在私企和外企，可比性十分强。前三十年的发展进度和创新能力，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到工业体系基本完善的工业国，从只有洋钉洋火洋油到制造“二弹一星”……只用了二十几年，说明不是私企和外企的优越性造成。而私企外企一切向钱看的“优越性”，经济发展推崇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钱学森有警言提示我们：“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了，十几年就能追上。倘若社会风气坏了，几代人也难以修复”。私企和外企的“优越性”，在40年中造成了中国严重的道德败坏和严重的二极分化，这并不是造福人民的经济。
3、“中国模式论”后果
张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客观的说，此前经济经营的模式确是学西方的，但它嫁接在东方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基础的优越性上，这一特殊的模式是西方不能具备的，像土地公有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是西方没有的，管理权架空了公共所有权及工人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嫁接上西方的资本集权的“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朮积累”上，形成修正中西为一体的模式，这一模式创造的财富，看看2023年中金公司的中国财富占比报告：富人阶层460万，占全国人口0．33％，占有财富290万亿，财富占比67．44％，人均拥有6304万元；中产阶层：人数9900万，人口占比7．05％，占有财产110万亿，占比25．58％，人均拥有财富111万元；其他基本人群13亿，人口占比92．62％，占有财产30万亿，财畗占比6．98％，人均拥有财产2．3万。站在前三十年经济基础的巨人肩膀上，产生后四十年来的“经济奇迹。”看到财富这样的分配奇迹，张维迎觉得可大力歌颂吗？
我们知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个历经百年战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只经历二十几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群策群力的努力，完成了工业化体系建设的基本布局，像“二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等高科技技术成果的涌现，是因为有全国上下一盘棋凝聚创新的体制优越性；是因为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才为后四十年私有化市场机制留下三十年改天换地的生产环境中积累的生产资料，这几乎以极低廉成本成就了后四十年的后发优势，因为在已有生产环境改造和附属设置完备中、在原有研发成果具备及工人技术培训的熟练后，在原有生产架构的完整和生产程序的传授中，生产中前置的这些条件都几乎零成本的从公有体制换位给私有的市场化企业家。
但张维迎还有这样认识：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他认为“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张由此顾虑“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逆转”大概是怕中国的“囯家资本主义”回到“强化国有企业”为主导地位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他婉言表述就是要进入经济危机时期。张所定论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它的通病，恰恰只有完善到真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才能避免经济发展要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夫妻关系”上。
第二，他认为“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面临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他指的“国际环境”当然是指以美帝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包括第三世界。其实，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因美帝霸权的存在“导致对抗”的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前三十年毛主席已给我们答案，他在六十年前重上井岗山时就预言，中国“资本主义走不通，美帝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发动源，他自立国以来很少有几年没有在世界上发动战争。他不相容“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即使与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尚且既合作又排挤。所以，中国不管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美帝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都要受到他打压或颠覆的危险。“误导世界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这本是霸权的黑锅怎么要中国为他来背呢？
张文回避对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研究，这就对后四十年的研究成了空中楼阁失去根基，何况对前三十年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都是后人可贵的财富。以我在前三十年中的社会经历探讨一下我的一些认识。
全国解放初期，首先为了解决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常受水灾旱涝的危害，进行了大江大河的治理，继后为改善农业灌溉功能修建了8．6万多座水库，发起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运动。这段岁月里，都是大范围集群性的生产活动，往往承袭了战爭年代的军事化、令行禁止。
战争年代，在军事化的令行禁止中调动一切资源服务于战争，党权、军权、行政权、生产权都能为一个目标协调统一运行，因为矛盾的对立面是敌方，自己只是矛盾的一方面。战争的价值观是不争一城一地之失，不能顾虑局部范围的经济得失，首要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获取最后的胜利果实服务。
战争中上下级领导指挥信息封闭性运行，对战爭指挥是否科学，有生命为代价的经验教训可总结，因此都实事求是的在调查研究中克服主观主义。但在和平的社会环境照搬套用令行禁止，没有生死相随的残酷教训检验，以小生产者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欣赏这种军事化权威，对上级奉承拍马、唯上不唯实中对各种不切实目标可轻易追求和许诺，接受上级领导分派的任务信誓旦旦，对下级领导命令主义中又会加码任务来移交下级完成。下属在高指标的任务中不能完成就说假话敷衍搪塞，这错误作风常态化后，形成了形左实右的执行路线。在追求政绩中盛行浮夸不实之风，上下对口烧香，群众没有知情权。向上级奉承拍马中虚拟“突出政治”的成绩，掩盖自己脱离生产战线的失职，虚报粮食增产数字为自己编造政绩。命令主义中剥夺了群众的话语权，生产经营中丧失了群众的民主权，浮夸风中封锁群众揭露假政绩的参与权。这种路线失去群众的自主和监督力量后干部中产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五风”现象，归根结底群众没有生产的民主权。
如水稻插秧密植，社员自己掌握在6×6之间，村口道路边都已插完成，但公社里开现场会要求密植实施5×2。检查到村里見路边稻田密植程度不按指令，命令拔掉秧苗重插。秧苗是在清明期间播下谷籽先培育成的，密度一变，事先育出的秧苗造成短缺，无法插种完所有耕地。而水稻要在立夏季节到来时基本插完成，密植既不合理又拖延农时就減产了。几经折腾中，公社里这位领导参观了外村种着大片丰产景象的玉米后，又指挥村里把空余下来的耕地补种玉米。他不知道种植农作物要懂天时地利不能瞎指挥。一老农当时发牢骚指出：不早种、不迟种，偏偏选在这时候播种玉米，生长的时节刚好在大暑中伏天的高温季节赶上雄穗扬花。高温使玉米雌穗得不到正常授粉不能结果实。但老农有意见也不敢公开提，当时除了地富反右四类人，还加了一个坏分子。谁敢不服从那些志大才疏心高手低的权力命令，就要戴上破坏生产的坏分子帽子受批斗。所以社员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为瞎指挥中粮食減产怨不到社员头上。
那些不长果实的玉米，立秋过去后老农们看着心痛，于是把玉米杆砍翻晒干后一把火烧了，商量着播上红萝卜。长杆的荘稼如水稻玉米之类穗头霜降前尚未成熟的，霜后就停止发育不会成熟了；但红萝卜之类的荘稼果实生长在泥土里，不影响生长。那年饥荒，社员们雪地里挖着红罗卜度过冬天。时有村谚“一丘萝卜一丘芋，年底不用开谷橱”。
冬闲时公社号召积土肥并制订了目标计划，任务分解从大队到各生产队，几天内要积几千担的任务压下来，但生产队在冬闲时要整修沟渠排灌系统，农田改良，林地开发，还有履行上级指令派出修建水库的劳力等等。但积土肥任务也不敢不完成。一个狡黠耍小聪明的队长安排几个妇女用几天时间割树叶斫青草集中往村边一口池塘里倾倒。时间一久浮在黑水中的烂草腐叶，只看见黑压压的浮满整座池塘，少说也有几千担的积肥任务就摆在那里了。公社领导视察中停在村池圹边十分满意，召集了各村领导在此开现场会，表扬此生产队长“雷厉风行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评功摆好，各村弄虚作假的生产运动也就掀起高潮。
军事化流行命令主义，官僚化的命令主义在瞎指挥中让生产不民主，让社员疏远。干部自觉口碑差有隔阂，无颜无趣参于生产现场与群众相处，对生产经营质量和进度不了了之。对上为政绩虚报粮食产量，掩盖自己在生产上的无知。粮食产量逐级官僚造假的全国性形成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卫星，造成高层提高征粮指标，基层干部为完成征粮指标以社员瞒产为理由强征口粮造成饥荒。熟悉农情的毛主席在高产卫星舆论中，亲自下发“给省、市、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是吹向农村社员的春风，直指促成全国性飢荒弥漫农村基层的“五风”。1961年调整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们终于有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权，为自己选出对农业生产懂天时地利的生产队长领导经营农业生产。在不妨碍集体生产的同时，政策允许社员私人向山坡上、河溪边开荒扩种少量的的空闲地。后来政策规定社员留有少量的自留地，在大集体中补充点小私有。1962年农村度过了饥荒，从此集体化的农业生产走向平稳发展的道路。
感叹的是，人民公社的领导，应该是贴近农民生活了解生产的人，却能把假政绩在治国平天下的官僚文化中逐级传递，让“皇帝的新衣”传到最高层，让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中央承担责任。旧思想文化意识的酱缸里浸染着几千年的人们，要把治民文化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洗白权力的分工在人权上是平等的，需要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千锤百炼的过程。毛主席啊，你留下的遗愿要实现，官场应有改天换地的勇气。
权力好大喜功中，当年有一种思潮占据主导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学校的政治课都是这样向学生灌输的。认为生产关系先进，只意识到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劳动成果的按劳分配是先进的，但没有意识到最主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中存在的上下级关系并不认为只是分工不同，而是受旧社会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上下级职务分工在潜意识中是人权上的等级关系，不平等是天经地义。所以权力等级观念的生产关系认为是先进，其对应意义就是生产力包括劳动力是落后的，所以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批判压制群众都成了应有之义，这一理论存在的危害性会形成社会有周期性的颠覆。
人与人之间受一定生产关系制约、经济意识的支配。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人，如当年的人民公社里、生产大队中主要干部是个官僚自私的人，利用权力压制民主讨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重要的生产岗位上（生产过程的分配），如会计、出纳、记工员、粮食保管员等职务上的安插、就能左右分配上的话语权，形成小集团的生产权力圈（生产的结构）；利用对公共资源不民主的分配给亲信安插进党校学习、进入上层提干的名额，就有机会进入党支部、领导权力层；让亲信去掌握重要的舆论宣传岗位，掌控发明创新机构，生产结构的变化就改变着经济分配与权力结构的变化，系统地掌握这些服务生产行业后就能得心应手的打击谁排挤谁，达到排除异己形成自己巩固的势力范围，占领了对社员生产支配的统治地位。所以，生产的分配决定着交换和利润分配领域，决定生产经营的路线。
只有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中，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是最可宝贵的，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党员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在生产分配中要发揚民主人人平等参于。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毛泽东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相关文章拟了一个题目：“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作为会议学习文件。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人们，是生产决定交换（流通）和分配，而不是相反。因此，研究解决交换（流通）和分配问题，必须从生产出发。
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当年毛主席针对问题的现实性：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讨论都只是在交换和分配领域。让国企领导变私企老板，几千万工人下岗从主人变成雇工的转换，成为资本的嗟来之食者，是生产过程的分配丧失主导权，所有权被管理权架空造成的，而不是在交换和产品分配领域引起的。
生产岗位的是否民主分配才是产生权力变化的源头，所以才有毛主席提倡的鞍钢宪法。
1960年3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管理工作经过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这一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当年我们汪家村农业中以种植水稻为主，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号召下，山区兴建的大水库有水渠联通本村的水库再引渠往下流灌溉，村里的稻田在沟渠网络中自流灌溉。在村村通电未普及前，村水库排水的涵洞口村里修建了水轮机，能发少量的电为各生产队晚上评工记分处装上电灯；以稻草为原料用特制竹簾捞纸浆做草纸是汪家村老一代传承下来的手艺，集体化中改革为机械化生产；种糖梗榨糖煎制红糖，糖梗壳经酵母菌培育后烧制白酒……村里的企业择善而从加入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浪潮。村里有知识青年利用关系拉城里厂企，建成为村办企业协作关系；有相关部门如下乡的税务干部为发展村办企业常来出谋划策；多才多艺的本村青年在群策群力中积极发挥先进作用。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浪潮中，干群因生产的民主促使共同发力，让工企科技进入农村走向综合发展的道路。
如今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如果回归当年的公有制集体化生产领域，人工劳动时间就能逐步減少，有更多的时间安排群众文化学习、科技创新研究、体育娱乐活动等。可让劳动者专业进修，也可在生产中互帮互学，综合各种机会让劳动者不断提高文化修养、科研业务能力、生产经营水平。在各种工种之间形成可左右调节、能上能下。在分工中，可逐渐打破固化的分工壁垒。
集体化思想健康培育起来正有作为的时候，1982年农村开始分田到戶，号召社员退回私有化各扫门前雪的老路，乡镇企业欣欣向荣的发展苗头进入冬寒季节。当年毛主席关切的生产民主的愿景被按下了暫停键。
架空所有权的管理权，配置中养成主人意识到实现替补主人身份的经历。1979年放权让利，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从此“鞍钢宪法”等办企业的群众路线开始清除，管理权力独揽生产资料支配大权。被管理者在生产上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后，形成管理与服从的依附关系。
1985年的拨改贷，原来企业周转资金靠政府划拨，突然断奶要自行解决，结果企业产生了资金危机。原来管理层因不民主独揽生产大权，已经形成工人的不满情绪，资金危机的发生更对管理层产生信任危机，引起的思想混乱动摇了公有制生产根基。接着1986年的优化劳动组合中，无上层权力支持背景的企业管理层，与工人离心关系又无法弥合的，使部分不良企业走向破产被优化道路。1987年实行承包责任制，新的生产方式确定。1988年淡化工会之争，是破解工人想以工会组织来为自己维权的梦想，让工会走进象征意义的陈列馆；1992年砸“三铁”，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让企业在市场中为利润奋斗，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被雇佣的商品可让资本权力压价杀价。1995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放权让利，政企分开。社会主义经济开始转型，走向社会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道路；各地方国资委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资产重组”中将原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以“行政划拨”无偿地给地方政府属下的利益集团，兼并众多优质资产。或将全资国企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层不化一分钱就能摇身变成“大股东”、“出资人”、“母公司”。利益集团以“减员增效”等改革措施清除了那些坚持反对意见的职工。
1994年优化资本结构、1995年的抓大放小，把中小企业抛向社会招引民间资本去占有，管理层自己保留大的优质企业。1999年“债转股”的股权结构改革、2002年的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层收购，权力层中的子女裙带关系者，有机会获得股权进行公有资产转移和一夜成为资本家。国企改革股份制整体上市，为解决新生资本家资本实力不足问题，筹资发股票让中小股民为之买单。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向跨国公司献媚眼与国外资本建立关系，也为日后卷资出国经营退路。
把国民生产送给“资本”掌控后，权力部门为他们在排忧解难的道路上送上一程又一程，终于看着资本势力长大成了国民经济的主力军。2006 年，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外资和内资）在GDP 中所占比重为37%比63%，2010 年为27%比73%。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2004 年为13.5%，2009年为12.5%，比初建新中国的1949 年占26.2%的比重还低得多。
在政府权力的家庭背景里迅速冒出了一批超级富豪，同行中走不同路径有不同际遇，同行中了解致富者路径上暴露着的蛛丝马迹。为消除这不良影响稳定公务员队伍，以高薪养廉名义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成了封口费。
权力层家庭在国企改制等剥夺中未获得私人资本股份的，基层管理层中无权力在公有生产资料剥离中得到好处的，离开了生产又要致富，上行下效中就只能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交换和分配领域上动脑筋，在管理中创造收费机会。管理上的腐败使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的负担过重也就不可避免。
工商、质监等部门对生产单位产品税收的过程，即是由产品转换为商品身份的过程，要履行监督职责认定质量符合商品身份。即使劣质产品在源头上无法进入市场流通，也应以服务生产为目的要帮助企业去解决“质量”问题。但管理层在生产出口把质量关是辛苦技术活，在流通领域以质量名义让公安去“罚款”来获得劳动成果的“再分配”是利得活。所以为生产服务的权力层不现身产品的生产中，只现身商品的流通中。
学者吴思认为，合法伤害权的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相对很小，但动用国家机器给对方造成的伤害却可以很巨大。换言之，市场管理处可以以管理的名义向商户收费，收多少是自己说了算。
社会主义的政府部门原为生产服务的，现在政府把生产交给“资本”，资本为获得利润要进入生产领域，也有亏损的机会。但管理人员不进入生产领域，用管理的“机会”以高额“罚款”“收费”“没收”“划拨”等名义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无本得利参加市场劳动成果中的“再分配”。
他们对生产环境就业质量没有关心的兴趣，对就业的“机会”关心着霸占。前者要为生产服务，无利可图；后者是直接进入劳动者的“再分配”领域，机会就是捞钱的资本。管理方式例如：垄断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权审批和出租车的营运权发放，优先占有市场的“自动调节”，将营运权“专卖”批发给由关系人成立的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再将营运权零售给司机。譬如重庆2004年出租车改革，一辆出租车25年营运权，价格20万元，平均每年8千元。出租车公司将这批发来的营运权，零售给“的哥”收“份子钱”，每年纯利8万！而有一位司机扣除自付的燃料费、修理费、保险费、路桥费、违规罚单等等，辛辛苦苦忙一年，收入不到1.8万。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专家学者教授们鼓吹“市场能够自动调节贫富差距”的神话，但像公务员专家学者教授们在体制内的人员根本不进“市场”参加贫富差距的“调节”，另一方面市场内的人员在接受自动调节贫富机制时，市场外人员的权力有“机会”伸手到市场内参于“再分配”。
地方政府离开生产管理要增加经济收入，只有卖土地发展房地产。一边用计划经济手段低价圈地，高价在市场经济中拍卖获取巨额土地级差。地方政府并不生产土地，世界上没有生产但在流通中存在分配的“市场”路径能走多远？
所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贫富差距”也只能向西方模式鼓吹，“市场外权力进入市场内参于再分配”，体制内外行贿受贿暗流涌动的中国模式，不可同日而语！张维迎顾虑的“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 其实这正是革故鼎新的机遇。2024年的就业市场迎来1100万毕业生，没有了当年下乡到集体化农村中生活的蓄水池。为资本获利的空间萎缩中，塔顶下到阶层底层叠加着8700万人的失业者为生活竞争搏斗的道路上。应与996的劳动者团结互助，在政府支持下与体制内的冗余人员、冗余科室走向集体创业的创新道路。所创企业为提高丰富国内民生的幸福感服务。也创建接受科研新信息的孵化器。兵不血刃和平回归当年的乡镇集体企业模式，履行《鞍钢宪法》的治国之道，重建生产民主的政治局面。与现有私有制企业二条道发展经济中，重续毛泽东思想的治世。让国家资本主义在和平的氛围中回归共产党的初心，重建公有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书写永载千年历史的新篇章。
【文/马渝生，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