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修斌：中西方文明博弈中的“战略与战术”杂谈（内部讨论稿）
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质上属于人类有史以来一场超大规模战争，既包括文战，也包括武战，目前武战正在东欧和中东激烈进行中（美日等在我国周边反复军演炫耀武力也属于武战的一种表现），而根据我们中华“文武之道”的基本关系，文战才属于其更带有认知根本性的重头戏，其主要在中西方之间展开。由此，第三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属于以文战为核心的总体战，美国早就在率领一众小弟运用其“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观”，通过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等率先对我国展开了进攻，其中也穿插着贸易战、生物战、科技战，电子战、金融战等。在这场历史性的世界大战中，我国总体已由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正在转入战略反攻，一场决定胜败的大决战正在我们党的主导下积极进行准备，其即将登台上演。
我们党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并一直是在战争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于这次决战属于中西方历史性的文明大战，它不但使我们在熟悉武战基础上也在慢慢熟悉文战，而且促使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所以其“战略与战术”便与我们传统的“道与术”、“纲与目”、“体与用”等自然联系在了一起，其反而会助推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与伟大复兴。
由于中西方文明之战源于其文明之根，所以其都由其文明之根所衍生的理论体系集中展现出来，为此也特在下面的阐发表框架第一行增加了“战略与战术”标注，以期能够使我们中华理论范式与思维通过拨乱反正回归正途。
伴随着前文考察与研讨的深入发展，其对我国政治问题也介入得越来越深，比如对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理论的系统化、范式化并扩展解读，所以本文仍以“内部讨论稿”的形式供大家参考，并对其展开研讨。
一、中西方文明博弈中的“战略与战术”
通过前文对近现代科学的一系列考察，由此便得出了我们古老易经和道德经等产生的基本程序和形成过程，从而揭开了我们中华文明缘何会屹立不倒并渊源流长的秘底，由此也就进一步读懂了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的理论也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其主要属于人道文明（社会科学）课题，但其基础却属于天道文明（自然科学，如唯气论还是唯物论），所以，将其在军事学中所擅长的“战略与战术”扩展到整个文明大战进一步深入解读，既有助于大家对 “道与术”或“纲与目”等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理清其与我们古老文明的联系，同时也可看清其对马列的补充完善与发展（马列本本理论缺失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全面领悟并理解党的理论体系。
（一）运用中华思维全面解读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的理论
严格来讲，我们传统的“道与术”或“纲与目”等概念，其是与我们中华文明系统论中的“战略与战术”联系在一起的，请看下面附表中左侧的浅黄底色部分，它既属于我们的中华之“道”，也属于我们的文明之“纲”，然而近现代以来我们中华文明这一主阵地却早已失守了，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毫无“战略”可言，即便经系统梳理后将其明明白白摆在面前，我国主流学界则对其一直是视而不见，躲躲闪闪，或者说对其“眯眯眼”不敢正视，更不敢承认其客观存在，有些平台甚至还对其有意封杀，致使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和思维一直就难以翻身。
我们党一直属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手，毛泽东思想中就深含中华之“道”和文明之“纲”，然而我们学术理论却一直对其运用西方哲学予以阐释，反而越批判本本主义则越本本越哲学越迷信，也越加绥靖主义，在有意无意之间便抹杀了其“道”与“纲”内涵，抽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而不知该对其如何继承并发展，更不知该如何运用。
试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国内外都承认其属于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并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其一生不摸枪，也不摸钱（比较一下我国那些爱钱如命的贪官污吏，真令其无地自容），其主要就是在进行战略指挥，也就是在抓“道”与“纲”；再看习近平所提出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也是在强调运用中要道与术、纲与目、战略与战术相互结合，由此说明，我们党一直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然而我们的理论范式却一直受西方那种简单的哲学思维所束缚而表达不出来，甚至将我们中华文明一些基本概念改造成了“宇宙=世界”、“唯气=唯物”、“文明=文化”、“道=术”、“纲=目”、“战略=战术”、“软件=硬件”、“本质=现象”、“历史=现在”、“无机=有机”、“普遍=特殊”、“一般=个别”、“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绝对运动=相对运动”等，就像西方神学和哲学那样捣浆糊，发生了一系列错乱，以至于造成了积重难返的现象。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网络研讨中所碰到并观察到的客观现实，也是继前30年经济发展后我国又再次遇到了思政课难讲，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开展等文化方面的深层问题，这一问题不突破，将深刻影响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甚至又会由顽固的本本主义促生“历史周期律”退回到原点（现在“文革”思潮又有所抬头），成为现代版的“李自成”，这既是对我国学术理论一场深刻的思想理论革命，也属于我国是否继续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场历史大考。
通过前文对我们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考察，说明其曾经历了千万年的锤炼才由我们古圣先贤一步步将其打磨成型，并由“文王拘而演周易”重构和武王伐纣建立政权使其传布了开来，从而令四夷宾服而主动归顺，继而统合了众多流派形成了我们的中华民族。同样，我们党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起步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由于对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功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的道统理论实质上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在这个阶段的表现实质上属于情不自禁。尽管其属于自发性质，但毛泽东运用起来却是得心应手，为我国的社会革命和军事斗争理出了非常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不但使革命力量从小到大成长了起来，而且也取得了一场场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世人无不称奇。严格来讲，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实质上就属于我国古代的“以文驭武”、“以道驭术”、“以纲领目”，其实质上就属于现代版的中华之道。
尽管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一直被国内外所称颂，但其是否已经发展到顶点而“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呢，显然不妥，因历史的原因其有些领域还没有深度涉足，历史已经证实，我国一些“文革”派将其称为“顶峰”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严格说来，马列没有发展到顶峰，同样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发展到顶峰，其在中华文明复兴之路上只是开了个好头，正如著名学者金一南教授所言，毛泽东领导我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领导我国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下一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将要领导我国解决“挨骂”的问题，所以后面的路仍需要我们继续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由此，有鉴于我们党史研究者有些急功近利（容易跑偏），本文将毛泽东思想首先放在中西方文明博弈的战略与战术中予以探讨，也是想将我国近现代史和党史放在我们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起予以研讨，从而看出其仍有待进一步系统化，仍有待我们后人对其予以进一步补充完善。
（二）中西方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相互促进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风水轮流转，伴随着西方文明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为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提供了很好的反例和借鉴。
对于西史辨伪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知别人是否认可，反正我是相信的，因其从理论上也明确反映了出来，如果说西方传教士曾剽窃我们古老文明一系列成果进行“乾坤大挪移”，曾将我们的无神论改造成了他们的有神论，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将他们的神学思维固化了下来，严重禁锢着其理论与思维向前发展），然而我们现在再将其通过“乾坤大挪移”改造回无神论的过程中，也同样会促进我们科学的发展。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我们古圣先贤曾在第一次中华文明重构中将有神论消化吸收了进来，但我们学界却对这一问题一直就没有彻底搞清楚，不然不会引入佛学，也不会产生“君权神授”的“天子说”等，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假象，引来一些笃信有神论的各宗教前来这块较为纯洁之地进行传教，希图为其各自的上帝“开疆拓土”从而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也由此将我们中华文明通过“乾坤大挪移”进行各种有神论改造与阐释，由此其也等于对我们中华文明进行着不同版本的世界性传播，然而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吃透我们周易或古老文明的真实内涵，尽管一个热罐子让他们抱到现在，但一直也没能将我们的古老文明同化掉，其反而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最终由我们中华文明对其给予了一勺烩（见下面附表）。
通过梳理会发现，我国学术理论界近现代以来，由于开门揖盗丢失了“道”，等于放弃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战略要冲，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哪会有不败的道理？所以，要想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争取主动并获得最终的胜利，唯有收复我们中华文明的战略要冲和根据地，并复兴我们的中华之道才是正途，由此才能走活全盘，并纲举目张。
试想，毛泽东思想在军事斗争和社会革命中运用中华之道战略战术曾发挥出那样大的威力，并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如果将其补充完善并扩展到所有领域，并由整个社会所掌握运用，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威力和前途定将不可限量。
（三）基本事实属于判别古今中外学术理论真伪的基本判据
据网络观察反映，许多学者虽然都一直在引经据典，但却对我们古籍的理解仍有欠深入，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基本事实的基础性认知，所以在读经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深入理解“形而上者之道”与“形而下者之器”的基本关系。为此，前文曾专门强调要读懂近现代科学背后所隐藏的那本无字之书，若不读这本无字之书便无法读懂我们的中华之道，也无法读懂“形而上者之道（天道）”与“形而下者之器（地道）”的基本关系。据观察，有些人搞懂了，但多数则对其是似懂非懂，仍在象数学中生搬硬套，仍没能从根本上摆脱物理学思维，始终将自然的能量运动（战略）局限于物质运动（战术）之中，并使其始终作为物质运动的小跟班（以术代道），没能将它们两者的关系调整过来，从而使战略决策决定战术的运用（通过毛泽东战略与战术概念的运用，就将这一问题一下解释清楚了）。
根据天道与地道的基本关系，地道是由天道衍生而来，先有天道才有地道（由战略衍生并决定战术），强调要读懂近现代科学背后所隐藏的那本无字之书，就是要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读懂西方物理学背后所隐藏的能理学（即我国古代的气一元论，继而读懂中医药学原理）。然而据观察，许多学者在研读我们中华之道过程中不少都缺失这一基本功，由此也就缺失毛泽东那种战略思维。
为顺利解决这一问题，可自己搜索一副宇宙大爆炸示意图参考一下，在物质“粒与子”诞生之前的“黑暗年代”是没有“象数”定量分析的，其只存在“形而上”之暗物质与暗能量运动，亦即我们古代所称定性分析的“阴阳”，由此再结合我们的太极图，就将我们定性分析的“阴阳”与定量分析“五行八卦”的基本关系搞清楚了，继而也就将宇宙自然中所存在的“战略与战术”搞清楚了（毛泽东就是在自发地运用这一自然规律，并为我们党的理论研究予以系统化开了个好头）。
2．无机界与有机界的基本关系需要理清。同理，若不去研究基本事实，也不去研究近现代科学背后所隐藏的那本无字之书，就搞不清无机界与有机界的基本关系，因其是由无机界与有机界两种不同能量运动所决定的，不是随便一句“天人合一”就能说清楚的，其中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环节，如：宇宙能量诞生并运动→无机物质运动（如辐射）→无机化学（能）产生有机化学（生物能）→微生物、植物、动物、人类的能量运动，这一系列环节都需要串起来考虑，需要将这些基本事实大体搞清楚，否则就难以对马列和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去芜存菁，并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全部消化吸收进来，从而形成现代化的人类学系统论或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然，除我们的古老理论外，目前还没有这样现代化的教科书，都需要通过学习与考察自己搞清楚，更希望我国学界能够为社会早日提供这样的教科书，以解我国学术理论研究所急需。
3．以基本事实为依据判别古今中外理论真伪。在前文中一再强调理论研讨中那个0的作用，在它面前，任何理论与权威都做不得数，任何引经据典都不好使，无论是我们易经还是道德经，也无论是马列还是上帝，需全部都予以清零，并依据近现代科学发展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重构理论体系，由此而奠定我们所需的基础理论，并将其作为判别古今中外理论真伪的基本判据。
请参见下面的附表，这次又对其做了些修订，其在注释中写道：
1．本表属于在近现代科学考察基础上，运用那个0清空所有理论，依据考察中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重建理论体系，并对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进行了一番去芜存菁地回炉再造而统一进行了解构重组，所以，其所列内容都属于各理论体系能够入选的最核心要素，亦对其进行了精简压缩，即便十分复杂的西方物理学，也只是在其“纬学（战术）”栏一提而过，由此可反映其视野和体系之宏阔。
2．这次修订特在最上面一栏增设了“战略与战术”内容，用以反映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文理兼备，通过“气（能量）”运动将古今中外科学理论贯通一致，并将其系统化、范式化、简单化，从而使我们党的理论与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完全融为了一体，并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更加现代化。
3．由于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和马列本土化重新确立了我们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所以由其形成的两大理论体系都能够反映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摆脱了本本主义束缚，克服了学界的空谈学风，也克服了在社会生活中爱慕虚华的不实之风，使我们党“求真务实”的指导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便于其因时因地制宜在各分支学科和具体工作环境中的实际应用。
通过附表可以看出，近现代以来，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我们中华古老文明除败在自己理论体系“战略”模糊以外（导致西方神学和哲学文化入侵），也败在“战术”上（如五行八卦偏差运用起来难以得心应手），但通过马列本土化并与近现代科学等相结合矫正了其偏差，补充完善了其短板，经如上这种重新梳理促其系统化范式化，从而使其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并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战斗力，在与西方文明及其神哲科理论体系的博弈中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在网络辩论中已经过实战检验）。
所以，仅仅凭借“之乎者也”就想读懂我们古籍那是妄想，因其源于自然，只有先读懂自然，并读懂近现代科学有字与无字两本书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才能读懂古籍和我们的中华之道，由此才能掌握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真伪的判据。
二、中华人道文明文理兼备
这个话题在前文中曾经谈过，但伴随着将“战略与战术”引入我们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两大理论体系，其不但可为我国学界扩大“战略与战术”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而且也使由马列本土化所重构人道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步意义更加凸显了出来，从而为我们党的学术理论研究进一步开拓了视野和疆界，所以有些新的看法想谈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严重落后于科学的发展
正如上面所谈，我国学术理论界有史以来一直是无机与有机不分，其实结合下面附表统起来看，其何止于我国，而是古今中外一直都是如此，西方等宗教文明更是文理不分，其一直就是将神学和哲学作为其文明“战略”，而将物质科学作为其“战术”；再看我国，古代虽有天道与人道之分，但其在阐释中则有些模糊不清，也存在着“战略”模糊现象。
当然，古代学术理论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我们不应该对其求全责备，但其也说明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1）我们中华学术理论的发展既存在着超前的一面（如我国易经、道德经、气一元论和儒学等），也存在着滞后的一面，虽文理兼备，但仍有欠深入，阐释也有些紊乱；2）西方学术理论相较于其自然科学（理科）与社会科学（文科）发展则完全是滞后的，无论其神学还是哲学，从来都是无机与有机不予区分，更加反映出其严重落后于科学的发展。根据古今中外学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科学发展这一现状说明，其突破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已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现实也充分证明，其阻力可以说遍及方方面面。
由此便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所有学术理论都普遍落后于科学的发展，这属于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容置辩。
（二）马列本土化在为我们中华人道文明重开先河
在前文中，曾说将马列政治经济学本土化为我国的“人文经济学”属于一个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那么其为我们人类学系统论重新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实际，其实际上也就等于为我们中华人道文明重开了先河，其意义非常重大。
1．马列本土化为其自己弥补了“战略”短板。毋庸讳言，原版马列由于以唯物论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所以其所存在的问题就如下面附表所谈物理学一样，即便将根据物理学抽象而生的哲学作为理论载体，其“战略”也是在西方神学中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未能彻底突破神学的束缚），显然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那种“战略”思维不一路，难怪马克思一直不承认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因其理论还没能成为一种完整的“主义”，由此其思想也就难以被完整地展现出来，一直以来我们的思政课难讲以及我国宗教信仰大肆泛滥，甚至有些党员干部改信宗教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此有个基本问题需要明了，我们要的是马列中国化，最终实现其本土化，而不是中华理论马列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千万不能将其搞反了。所以，在其本土化过程中，该继承的继承，该扬弃的扬弃，该弥补的弥补，该发扬的发扬，其必然要经过一系列改造才能为我所用，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属于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大忌，为此我们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其哲学辩证法由于与我们本土理论严重不符，所以必须要扬弃，否则便难以弥补其“战略”短板，更难以使其本土化。
2．马列本土化为中华人道文明重开先河的重大意义。前文曾反复阐述过，由马列本土化所催生的人道文明实质上属于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在我们中华道统理论体系中具有重开先河之功，意义非常重大。
（1）人道文明可化解左右派之争。最近，网络中一些年轻人围绕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贪腐和贫富不均等现象，将其归结为路线之争，甚至在领导人之间搞对立，“文革”思潮又有所抬头，感觉其并不简单，不排除背后有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意在否定改革开放，所以将这一问题作为第一条先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也可结合下面的“中华人文科学与西方‘政治’的区别和联系”一节一起思考，其根本问题不属于我们领导人的个人问题，而是中西方“政治”理论的区别）。
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过程的亲历者都非常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当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明显是犯了本本主义错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属于事实，对此我们党曾做出过决议，果断地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属于调整和纠偏性质，不属于路线之争（由四项基本原则作证），至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去解决，我们党对其所采取的策略是很理智的，也是正确的，事实已证实了这一点，不容置疑。
根据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属于“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并非属于“阶级斗争”，而在“文革”中大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明显属于极左，也明显是错误的。针对改革开放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发展起来的先富者，如果也按“文革”思潮将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并像土改那样“均贫富”，同样会犯本本主义错误，搞不好就会像曾为我们的革命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的极左思潮一样，又会为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一场浩劫，葬送我们的发展成就。
根据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去芜存菁进行理论创新，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化解左右派之争，消化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继续推动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才属于正路，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回头路更不能走，否则便会中了美西方的圈套，并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2）人道文明确定了人类的本质。这一问题几乎每篇拙作都反复提起，根据我们中华天道文明的“气一元论（唯气论）”和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将“劳动能量”确立为人类诞生本根或人类起源的“种籽”看似很简单，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首先需经过对近现代科学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的大量学习与考察，将“（大爆炸）能量”确定为宇宙的本质或本根，并将我们的古代之 “气”翻新为能量，通过“气一元论”将古代之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等统合在一起，由此在全面综合古今中外宇宙学基础上生成“0→（大爆炸）能量→正能（暗物质）+负能（暗能量）→由能量运动衍生出物质运动”，再结合我们古老理论的“0→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从而生成其现代化理论范式：““0→宇宙本根→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由此便为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需大体读懂马列和儒道释人类学以及各种有神论等，并将其分别归类为世俗（入世）与出世（虚拟）的人类学，同时分别分析出其各自的缺欠与不足，由此经大量考证并反复核实，唯有恩格斯的一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才具有人类诞生本根的入选资格，再结合我们天道文明的“气一元论”和本土理论范式，由此才将“劳动能量”确定为人类起源的种籽（本根），从而生成了人类学系统论（即人道文明）。
对于宇宙学与人类学种籽（本根或大本大源）的确立，属于研究这两大系统论基础中的基础，也属于它们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重构理论体系的基本依据，希望大家不要将其看简单了，由此便可读懂我国文坛曾“书不读秦汉以下”的慨叹，也可以读懂世界文明缘何仍没能全球化的莫衷一是，试看2000多年来各种著述虽然浩如烟海，并卷帙浩繁，但能有几篇做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并以这两粒种籽或本根作为立论基础，绝大部分基本都如毛泽东所言“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包括现在网络中的大量文章，依然是自以为是，云天雾罩，难切正题。
（3）人道文明是在中华理论范式沃土中播种马列“劳动能量”培育生成。简练来讲，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列本土化”，它是在古今中外所有人类文明中通过精挑细选，最终确定将马列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作为我们人道文明的种籽，播在了我们中华理论范式沃土中生根发芽，并生长起来的一种完全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隶属于我们传统的天道文明。这是继3000多年前西周第一次重构中华文明基础上，从而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初步完成了我们中华文明的第二次重构，终于使其既拥有天道文明直根系（理科）又拥有人道文明侧根系（文科）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冠盖群芳。
（4）人道文明文理兼备。马列劳动能量播种在我们中华沃土中，其生出了两条根：1）人文科学（文科），其补充完善了我们传统的儒道释，并同化了各种有神论；2）经济学（理科），其为我们传统儒道释填补了空白，并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工商业也消化吸收了进来，从而形成了我们独具特色的“人文经济学”。
人文经济学也是参考马列政治经济学而来，其将政治改为了人文科学，不但将我们传统的儒道释全部包含了进来，而且也对各种虚拟化的人文科学（宗教神学）进行了改造收编，从而使其涵盖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深入。同时，它第一次直接将文化与经济深刻联系在了一起，为人文科学的人性充实了劳动性实质内容，从而使惯于空谈的人文科学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下面还会继续这一话题）。
（5）人道文明思想建道，将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思想及其战略思维活学活用于我们的文明重构。请参考下面附表，在其栏目的第一行明确标注着：“主研‘形而上’时空之能量运动，含人类思想、精神信仰或软实力”，说明思想属于道之层面，由此就将我们党之思想与道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的《古田会议决议》在战争年代曾明确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思想，其这一思想完全可以将其运用到我们重构中华文明中来，请看下面的附表，其左侧的浅黄底色部分便属于“形而上者之道”，运用现代语言予以解读，它在我们人道文明领域完全可以称为“人类思想、精神信仰或软实力”，并将其纳入我们党的政治工作范围。
（6）人道文明补充了“战略”，重建了我们的“文明边疆”。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术语，由马列本土化所生成的人道文明，不但为原版马列填补了“战略”空白，也为我们传统的儒道释人类学补充完善了其“战略与战术”，并为其填补了一直缺失经济学的短板。
纵观古今中外研究人类学的文章，如果将有神论抛在一边，基本都是将“战略与战术”或“本质与现象”混在一起“乱弹琴”，始终弹不出其战略性的正调，尤其在我国，由于我们不崇尚宗教信仰，所以其社会运动旋律中始终缺失那种战略性的主基调，基本属于“以术代道”、“以目乱纲”，与我们的道统理论范式严重不符，也与毛泽东思想的“战略与战术”严重不符。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马列本土化填补了我们人道的“战略”空白，其等于重建了我们的“文明边疆”（也可称“防空识别区”），任何宗教神学和哲学都被其拒之门外，它们谁也别想踏进我们中华文明领域半步（那些试图将辩证法与我们阴阳变通的努力，最好不要，否则会产生捣浆糊效果，反而会搞乱我们本土理论的纯洁性），请参见下面附图左侧的浅黄底色部分，那就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版图范围，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理论扩展开来不但可保护我们的国土实体，而且在文明领域更能尽到其保家卫国之责。
（7）人道文明是由人类诞生本根生成，其理论体系便自然系统化、范式化、简单化。由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生成首先是要先搞定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并由其生根发芽形成理论体系，所以其自然系统化、范式化，又由于本质带有根本性，克服了在现象中乱抓一气或“乱弹琴”的弊端（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就必然因抓住了本质而简单化，从而将各种人类学内容统合为一体实现了大众化，比如其基本矛盾：“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其“人性⇌兽性”本身就属于民间概念，由此，其既贴近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也很容易由社会所掌握运用（其实老百姓一直在运用中）。
（8）人道文明自带信仰、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参考下面的附表，人道文明的对立统一方是兽道文明，所以人道文明的信仰和意识形态自然属于人道，我们的话语体系自然也以一套人道话语予以阐释，这样，在经过100多年的曲折后，其又重新回到了我们崇德向善向上的道统理论体系之中。
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一直是“中华之道”，这属于世界文明所反复证明了的唯一长盛不衰的文明，其一直在沿着“气一元论”而运行，不管历史如何曲曲折折，最终都要回归到这条路上来，一些别出心裁并偏离中华之道的“道路”和“信仰”，最终都要由我们的中华之道予以矫正并纠偏。
在我们的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排在了首位，通过马列本土化生成的人道文明，其说明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毫无疑问属于人道，其既解释了我们党史的既往，也在解释着我们的现在与未来，同时它也属于一种官民通用的理论体系，自带信仰、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其不但克服了对我们中华文明“没有信仰”的诟病，而且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并与国际红十字会所奉行的人道主义相一致，有利于其国际性传播并遵行。
（9）人道文明有利于统一共识，并提高人口素质。自古以来，有关人类学的理论与学说最乱，就目前来说，我国就存在着56个民族，各种学派也很乱，如儒道释及其各教派、马列、各民主党派、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经我们中华人道理论予以分析，基督教的清教由于其遵奉丛林法则，又将其划分为“兽道主义”（即资本主义），而统观各民族与各种理论学说形成的原因，其无非归结为两点：1）宇宙观（宇宙本源），2）人类观（人类本源）。
再看世界文明之乱，其自古幸存下来并延续至今的文明唯有我们的中华文明，其天道文明属于其本色，而其本根则属于“气”，结合对近现代科学有字与无字之书的解读，从而再次验证了我们古老理论和思维逻辑道法自然的合理性，在将其现代化基础上重新解读并梳理古今中外各种理论和研究成果，从而根据近现代科学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确立了新的宇宙观和人类观：1）宇宙观（大爆炸能量），2）人类观（劳动能量），由此便在世界文明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了头绪，为统一共识奠定了基础。
虽然世界文明之乱的总根在于宇宙观，但其难点则在于人类观，尤其对其各理论体系的梳理很费周折（通过网络辩论对各种学说逐步理出头绪），最终将其归类于世俗文明与虚拟文明，并将其合而为一，从而将宗教文明的神性转化为人性（并将其丛林法则下的人性归类于“兽性”），再与马列的劳动性相结合，将其注入每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其巨大潜力就会被深入挖掘并尽情挥发出来，由此它便突破了“阶级”或人以群分的局限直通人类本根，并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从而形成改变世界更加巨大的能量。
有鉴于此，通过马列本土化重构我们的人道文明，也曾在网络中反复征求意见，基本都对其没有什么异议，说明人们对马列本土化并改造收编宗教文明问题基本形成了共识，包括一些宗教人士也不反对。所以，欲想统一思想，必先统一理论，因其属于思想的载体，并直接反映思想，否则就会使思想处于空想或空转状态之中。
从下面附表反映出，它将人文科学与经济学统一在了一起，文化中包含着经济，而经济中也包含着文化，并将“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作为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由此它便可以将以上各种理论学说的空谈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了，比如在其基本矛盾中暗含着马列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其直接关系着社会分配，将那些靠耍嘴皮子不干正事的“专家”和“文化人”给予了定性分析，也将靠金融霸权盘剥世界各国劳动成果的“恶霸”给定性了，将其统一归类于“兽性+寄生性”，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也一起归类于其中，这对于统一社会共识并提高人口素质具有基础性作用。
由于“人性+劳动性”互为根据，所以其对于确立每个人的思想，挖掘其学习、科研、劳动创造潜力也同样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自然会激发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创造的积极性，自然会推动实体经济、道德素质和文化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人道文明与兽道文明的对立统一运动中，由于前者对后者具有天然的抑制功能，所以在其基本矛盾“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中，人性对兽性，劳动性对寄生性也具有天然的抑制功能和作用，并且针锋相对非常精确，从其诞生之根上就明确反映了出来，所以其对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会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其精神以及素质的潜力是巨大的，一旦挖掘并使其爆发出来，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10）人道文明为人类文明全球化趟开了一条新路。前文一再讲，世界经济与科学基本实现了全球化，但人类文明则一直未能全球化，并且各种宗教间还在战乱不断，相互残杀，搞得世界鸡犬不宁，多国百姓苦不堪言，那么，我们将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军事理论的“战略与战术”，结合习近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和全球文明倡议，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通过马列本土化并消化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包括神学甚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开来，其所形成的人道文明为文明全球化趟开了一条新路，解决了有史以来的一系列根本性难题，为世界文明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其定将为人类文明的和平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世界文明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性。最近读到“中国伊协在线”的一篇文章：《新卧尔兹：伊斯兰教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其中这样写道：
伊斯兰教是一个崇尚科学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一个历来重视教育、重视文化、重视科学、崇尚科学的宗教。它信仰独一无二的真主，而掌握科学知识是认识真主的重要途径。伊斯兰教严禁迷信、禁止抽签、占卦、信邪术等行为。
穆圣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通过伊斯兰教派的这些信条，就反映出我们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存在着相互融合并相互同化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但在向西方和伊斯兰文明学习并寻求沟通，它们也在向我们学习并寻求沟通，所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并相互取长补短，力求在科学认知方面达成共识，整个世界文明就可以开始它们相互融合并相互同化的历史进程。
三、人文经济学杂谈
前几年在私聊中，有位资深学者曾向我征求有关共同富裕的意见，由于自己对经济不感兴趣，缺少这方面知识储备，所以一直不敢妄谈，但这个问题却深深留在了脑中挥之不去。前些天曾读到一位马列学者的文章：《陈建国：挑战共产主义教育天花板——关于正确对待共产主义（连载）》，其谈得很真诚，自己被其有所打动，于是便不揣浅陋借此问题对经济学杂谈一下。
初步认为，共同富裕并非一个单纯性问题，根据“问题导向”，其仍需要从中西方文明谈起，尤其是其“政治”诉求。
（一）中华人文科学与西方“政治”的联系和区别
在开始这一话题之前，先请参考下面的附表，其中的人文经济学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先从“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中走出来，否则仍难以摆脱西方“政治”窠臼的束缚。
根据前文和以上探讨，虽然通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为人文科学中的人性充实了劳动性内容，但劳动属于人类的行为，其虽然包括认知并改造自然，但人的本身才属于其行为的主体，所以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人性才属于人类从普通动物中进化而来，并区别于其兽性与寄生性的最基本也最明确的内容，它深含着劳动。由此顺着这一线索追根究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它们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最终都要追究到“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之中，由此才将其作为人类社会或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并推动经济学深入到了人文科学深层，从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所以，人文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便从本根上产生了严格的区别，前者是既认知并改造人的思想，也认知并改造自然，而后者则将人与经济捆绑在了一起，不但文理不分，而且在社会运动中也将追求利益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利益争夺中扭打在了一起，显得档次过于低俗。而在我们内部的官场中，也将一些官僚的追求进一步引向升官发财和钱眼里，出现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并且积重难返。继而在学场与商场中，兽性也普遍在滋生蔓延，坑蒙拐骗现象比比皆是，在教育、医疗和商品的生产流通中更是成为了普遍现象，毒教材、乱医疗，甚至转基因食物、食用盐和饮用水中也普遍渗透着“兽性”成分，与我们传统的人文科学渐行渐远，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抵制，重新使我们面临着“历史周期率”的严重威胁。
通过对西方“政治”诉求的剖析便可看出，由于其神学覆盖了人文科学内容，所以其“政治”含义是偏狭的，然而再看我们传统儒道释的人文科学，虽然其仍有欠深入并有待补充完善，但其却是在认知并改造人的思想层面运行，其追求的则是崇德向善，其经济学也在推行“经世济民”，并非将政治诉求集中锚定于“经济利益”。而在具体的工商业活动中，也是提倡“讲诚信”，崇尚“君子”之风，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将其规定在中华之道中运行，绝不会允许“小人”当道作乱，与西方的政治诉求存在着根本性的严格区别。
（二）人文经济学“知与行”的关系
通过以上研讨，我们传统“知与行”的关系实质也就是毛泽东和我们党“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将其上升到我们中华文明层面，也就是“道与术”、“纲与目”、“文与武”、“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其既属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基本结构，也属于我们思维和社会运行所需要遵循的基本逻辑，由此说明，我们不但对马列思想仍有欠深度领悟与理解，而且对我们中华文明更是知之甚少，其显然仍处于严重缺课状态之中，所以在这个“知”上都需要多下些功夫。
然而诡异的是，我们主流学界由于长期深受哲学教育和唯物论影响，则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思维中走不出来，在“知与行”关系中基本是由“行”率“知”，并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难以复归由“知”率“行”或“战略决定战术”的正确轨道。
1．“知行合一”决定了由“知”率“行”。由于我国古代长期推行“重文轻理”并“重农抑商”的儒学教育，所以经济学一直发展不起来，由此其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发展一块明显的短板，外族的入侵越来越频繁，以至严重到西洋鬼子都组成八国联军前来瓜分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成为了我们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
为弥补我们科学与经济发展的短板，我国也在努力向西方学习，从既要学习“西艺”也要学习“西政”，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思想层次”的过程。在引进马列后，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以至改开后发展为“实践出真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仔细琢磨以上“实践与真知”的关系，其实质上仍处于我们在向西方和马列学习与理论验证的过程中，主要是在对其理论的应用中进行摸索或不断试错，还没有上升到“道法自然”并直接探究宇宙和人类本质的层面，所以一直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导致我们后人一直跟在西方后面“邯郸学步”，最终将我们中华文明最珍贵的道统给弄丢了，出现了严重西化并严重“失道”的局面。
请参考下面的附表，通过近现代科学考察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结合毛泽东和我们党理论“战略与战术”的宇观化并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的运用，其非常明确地说明，在我们传统“知行合一”的基本关系中是由“知”率“行”，由“真知”指导“实践”，由“战略”决定“战术”，并“以道驭术”和“以纲领目”，这才属于我们中华文明认知并改造自然正确的理论逻辑与思维方式。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需要调整。由认知决定行为，这在我们中华语境和思维中属于普通的常识，但在西方语境和思维中，它却是与我们反着的，属于本末倒置。所以，有些话不管是谁说的，我们都需要思考一下，看其是否符合常理，万不可盲目迷信，更不可本本主义。
上面将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军事理论中的“战略与战术”作为理论框架在我们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理论体系中扩展开来，还有一条有关经济学改革的重大意义故意扣下来，留待在本节中派上用场，比如在马列政治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理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在我们传统的“以道驭术”、“以纲领目”的理论逻辑中，它则本土化为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将马列理论的思维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这是让许多专家教授难以适应的，但由于我们人道文明的立论基础属于“劳动能量”，其属于我们对人类的基本认知，所以由其所衍生的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也都带有能量属性，并且特殊矛盾衍生于基本矛盾，由此，上层建筑是从其诞生之根上衍生而来，并非衍生于“生产关系”，反而是生产关系衍生于上层建筑，并能够决定生产关系，其通过“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根据我们传统的“以文驭武”思维，“人文科学决定经济学”，而经济学则属于人文科学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运用，这也让许多专家学者难以适应，然而认知并改造自然都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认知并改造人本身应该先行，欲想改造自然必先改造人，必先进行人的思想改造，这才属于人道文明的首要选项，这样也就应该将他们头脑中那种西方哲学的固化思维一下理顺了。
战略与战术需要协调发展，如果光有战略而没有切合实际的战术，那战略必然属于空谈，而光有战术而没有明确的战略指引方向，那就会成为无头苍蝇，乱飞乱撞，但首先要有战略（而战术则是对其在具体行为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就曾“用手中的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也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这属于我们党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请参考下面附表中左侧的浅黄底色部分，这属于我们中华之道和中华理论范式的最基本内容，其首先厘清的便是意识形态与信仰问题（如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人道还是兽道、劳动创造还是寄生等），实质上也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更是我们四个自信的最基本内容，其不但将中西方文明的本质阐释得一清二楚，而且也井井有条，世界各国究竟该何去何从，在人道文明与兽道文明面前究竟该怎样选择，已由不得它们再继续犹豫不决。
如果我们的“战略决定战术”在天道文明（宇宙学系统论）和人道文明（人类学系统论）扩展运用中取得共识，那么这个作用可就大了，它首先就向世界传递出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来是我们的人文科学在发挥着基础作用，那么若想经济高速发展，就要先学习借鉴中华文明的人文科学，由此我们的人道文明就会不胫而走，传遍全球，其宗教文明就会主动被我们中华文明所同化，从而发生世界文明革命（积极模仿中国发展的非洲兄弟可能会率先起步，因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那么多年，也没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进入“天国”过上好日子，现在一条明路摆在面前，他们哪有不走的道理？）
现在运用我们中华思维领悟并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的理论基本阐述清楚了，说到底还是要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先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解决好，由此才能“照临四方，天下文明”。
（三）“货与币”的基本关系
在马列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作为其基本关系，由此而衍生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其也成为我国那些本本主义者所凭借的理论和思维依据。但我国的社会实践则证明，“阶级斗争”并非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则继续反对本本主义，果断地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原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重新摸索前进的战略决策，并将我们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由此才取得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根据历史的发展，目前已进行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阶段，世界矛盾表现为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不管是中西方之间，也不管是东欧战争还是中东战争，其实质反映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分工和分配方面的深刻矛盾，目前其正在向着金融霸权与反霸权这个核心而不断演进，矛盾的焦点在向由商品交换所衍生的金融流通领域集中。
而金融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在经济学中则表现为“货与币”之间的基本矛盾（或工业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其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美西方想凭借金融霸权掠夺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果继续吃香喝辣，而发展中国家则开始觉醒想要终止被盘剥掠夺的命运从而公平发展，双方的诉求存在着根本性矛盾难以解决。
由于“货与币”之间的矛盾发生在商品交换与金融流通领域，所以其在国际流通中就属于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样就将问题简单化，并将国际争端的矛盾划分清楚了，比如：所谓“货”，其是由资源+劳动相结合工业生产能力的产物，因俄罗斯和中东国家拥有资源，而中国则拥有生产技术，它们自然站在了一起，而美欧则以“币”为抓手，凭借自己的美元和欧元霸权向发展中国家收取铸币税，继续“旱地里拾鱼”捡便宜，这种事本身就不合理，所以最近要在俄罗斯召开的金砖峰会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其“金砖支付”国际结算系统这几天也已经上线，迈出了结束美西方金融霸权关键性的一步，其对于主持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流通领域， “币”以“货（资源+劳动）”为基础，失去“货”做支撑，“币”便一文不值，由此再看美西方持“币”向“货”发动攻势，其必败无疑，由经济学所引发的国家安全和目前正在激烈进行中的武战，在理论之根上已决定了其前途和命运。
历史和社会现实说明，“货与币”相互结合运用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也证实，我国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相结合，主抓实体经济是正确的，千万不能像美西方那样脱实向虚，否则会毁了我们自己。
通过“货与币”基本关系的分析，其既符合国际经济运行的实际，也较“资本与劳动”概念更为透彻而明晰，并更加实用。同时也说明，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的“战略”思维只要在经济学中得以正确运用，“战术”问题自然会得以实行，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共同富裕”杂谈
对于共同富裕问题，我国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比如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其属于人类反贫困史上的奇迹。
但对于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社会呼声很高，我们党也很重视，其属于我国非解决不可的一道难题，既要不挫伤企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又要争取公平分配，其中存在着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通过以上对人道文明的深入剖析，其对社会教育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必然会推动社会道德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先富者应该也会有所觉悟，在虚拟经济中靠“金融霸权”所获得的财富应该也会自觉地向社会回吐一部分由社会分享。但光靠觉悟是不够的，还得靠我们传统的“内圣外王”和“儒法并用”才能保障“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推动人道文明的顺利实施。
请参考下面的附表，在我们中华道统理论体系中，马列本本实质上属于没有“战略”的“战术”范畴，若不是与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范式相互结合（其也为我们人道文明提供了种籽或本根），它就会像在苏联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苏东剧变已经给出了答案。幸运的是，马列遇到了我们中华文明（我们中华文明也幸亏遇到了马列），通过其本土化产生了我们新型的人道文明，由此才使它们两者一起第二次焕发了青春。但马恩两位伟人毕竟属于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行家，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与批判对我们人道文明的成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自己对经济学虽然属于外行，也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有欠了解，但通过认真拜读陈建国那篇文章，结合以上探讨，感觉其所列《宣言》中那10条具体措施，认为其中有些可为我国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如：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失。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建国后已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比如土地问题），但在改开后出现的有些新问题，也可以参考予以酌情处理，比如累进税、资产继承税、货币离境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等，可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予以解决，至于其应该掌握到何种度，则需要专业的法治机构认真研究。
另外，最近也看了一个短视频：《德国的公务员为什么不敢贪污？》其中介绍道：
你知道为什么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贪污的吗，难道他们真的是素质高不爱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德国的女公务员为了赚钱甚至上夜店去做副业，那他为什么不贪呢？不是因为他多善良，而是因为他有严格的法律，贪污3000人民币就会被警告，而且终身不得晋升，贪污达到8000人民币就会被判刑3年，贪污15000人民币就会被判刑5年，而且还要没收全部家产，贪污20000不但会被判刑30年，家里人也会受牵连，如果贪污的再多一点，子子孙孙都会受牵连，并且几代人终身都不能再从事公务员，所以德国人他没人敢贪污，也没有人会去行贿。
对于其介绍的情况是否属实，自己没去核实，其一些具体做法值得我国参考一些，比如我国官场、学场和商场内部的一些“潜规则”则是与法治相悖的，越贪污才越能入得了各种圈子，并越能得到提拔重用，“知”被“行”或“国家战略”被几种场中的“战术”所绑架，出现了社会运行中的怪胎。再比如其对贪污数额的度量和惩罚，就比我们在反腐倡廉中的举措要严厉，还有“……家里人也会受牵连，如果贪污的再多一点，子子孙孙都会受牵连，并且几代人终身都不能再从事公务员”，如果惩罚会牵连到其家里人和子子孙孙，会使贪官污吏们感到很痛，也会遭遇其家里人的反对，更能引起他们的警觉与自律，这些都值得参考。
新中国早已建立，毛主席带领我们党和全国劳动人民已经打下了天下，建立了新政权，即在社会治理和治国层面已经确立了“战略”，所以除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战略”和“道与纲”加强社会教化并形成清廉之风外，在“战术”方面我们就没有必要还害怕那些贪官污吏，需要全面对其形成高压态势。为惩治腐败，我们党的基本态度是：宁可“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对其应该认真贯彻落实。
但也需要注意，由于“人性+劳动性”是依托于“兽性+寄生性”而存活的，要想彻底杜绝财富不均和贪腐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始终消除不了兽性，劳动性也始终消除不了寄生性（人类本身就寄生于自然），所以只能遏制，不能消灭，对此需要心中有底，为此，毛泽东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将国民党战犯集中在功德林通过不断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使其重新做人，最终连蒋介石也获得了被思想改造的效果（据资料反映，其对毛泽东统一大陆并保留修缮其祖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所以，根据《宣言》的革命学说以及社会很难杜绝的贪腐现象，结合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公私两利才是发展经济切实可行的“中庸之道”，但怎样掌握公私两利的分配比例，做到既能发挥民营企业从事并组织生产的积极性，又能使其自觉拿出一部分利润利国利民，那就需要专业机构进行认真研究，并由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了。
由此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摸索前进中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基本是正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权宜之计对快速调动经济发展积极性也是可行的，但对四项基本原则却执行得不够到位，致使有些官员出现了贪腐现象，先富者也没能自觉地“带后富”，他们甚至将一些赃款和巨额利润偷偷转移去了国外，我们国家正在对这一现象积极地进行整顿与纠偏，目前已见到了一些成效，估计很快就会顺利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希望那些贪腐官员尽快收手并改正错误，也希望那些借国家政策在企业经营中获利颇丰的先富者自觉一些，不能唯利是图，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应尽快将润往国外的资金调回国内支援国家建设才是自救的根本出路，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是怀柔温和的，我们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何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都不要有，不然等国家出手那就覆水难收了。
（五）经济发展中的“义利并举”原则需认真执行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仍然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决定着其必然也属于市场经济，由此，对那些根据马列本本照本宣科鼓吹“公有制”的喧哗需要警惕，回头路走不得，公私两利才符合社会运行的实际，也符合我们本土理论的“阴阳”原理，否则就又会出现新形势下的“历史周期率”，将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毁于一旦。
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大道理愚不会讲，但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道路是正确的，在前文中也曾提到，我们的人道文明在广采博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的过程中，也消化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其反而属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亮点。
根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规律，人类不可能根除“兽性+寄生性”，“阳”不可能消灭“阴”，否则“人性+劳动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对其只能遏制并压缩，限制其过度膨胀，由此，欲想彻底“消灭私有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否则就又会回到“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之中。所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思想才是最根本性的，所有制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应将其作为衡量是否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不能太本本主义。
由此，我国领导人强调的“义利并举”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偏差也需要调整，比如改开之初我国就停止了对外的“无私援助”，对外国留学生每年的高额补贴也停止了发放，这些都属于得民心的纠偏举措，符合社会运行的实际，需要继续认真执行下去，否则就会成为社会所诟病的“冤大头”。
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我国的“义利并举”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威力，通过薄利多销不但开拓了市场，也保障了我们国内的就业，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高额利润产生了碾压效果，通过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其许多高科技垄断项目被我国一个个攻破，中国制造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了“粉碎机”效应，令西方产生了普遍性恐慌，我国的经济战略正在稳步地积极推动并实施之中，前途一片光明。
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一旦取得全面领先，凭借我国经济规模巨大和工业门类齐全，除碾压美西方优势产业致其破产外，一些后进国家也很难追赶（比如印度），因我国高科技产品成本低廉，其它后进国家难以介入，由此，一方面对美西方高科技形成碾压，另一方面后进国家又一时半会跟不上趟，再加上我国正大量吸收世界高科技人才，所以我国会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历史时期享受高科技红利，并且这个时期还不会太短，前景非常可观。
这样时间长了，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既不要高价，又能从中取利，各国自然就会将我国拱围起来，自然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最为富强的现代化强国。千万不能像以前那样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要去“支援亚非拉的正义事业”，导致像阿尔巴尼亚那样将我国的援助白白浪费掉，使我国成了让人耻笑的冤大头。
在这样大好局面下，我们需保持冷静，在国际事务中仍需坚持“义利并举”原则，不能对外随便“无私援助”，虽然说“无利不起早”并非一个冠冕堂皇的词汇，但在目前国际交往的实际中，丛林法则仍在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不收高额利润就很不错了，不能太忘我，以免将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赔上。
自己由于才疏学浅，以上所谈仅供参考，尤其是后面有关经济学问题，由于自己属于外行，只能属于杂谈，至于其合理与否，还望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据媒体报导，美国也正想通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推动世界互联网的智能化，并将其连成一体，从而推动“全球主义”，进一步推动其文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这就与我国所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形成了竞争，由此而形成了中西方文明谁能抢先占领世界文明制高点和主阵地，谁能执世界文明牛耳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国必须要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学术理论界积极努力，加速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尽快推出我们的文明发展“战略”，并统一共识形成我们中华文明的本土理论和话语体系，否则，如果再继续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互相扯皮而犹豫不决，必然会丧失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附表
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重构阐发表
（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
注释：这次又对表格内容进行了一些修订，特作说明如下：
1．本表属于在近现代科学考察基础上，运用那个0清空所有理论，依据考察中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重建理论体系，并对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进行了一番去芜存菁地回炉再造而统一进行了解构重组，所以，其所列内容都属于各理论体系能够入选的最核心要素，亦对其进行了精简压缩，即便十分复杂的西方物理学，也只是在其“纬学（战术）”栏一提而过，由此可反映其视野和体系之宏阔。
2．这次修订特在最上面一栏增设了“战略与战术”内容，用以反映毛泽东思想和我们党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文理兼备，通过“气（能量）”运动将古今中外科学理论贯通一致，并将其系统化、范式化、简单化，从而使我们党的理论与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完全融为了一体，并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更加现代化。
3．由于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和马列本土化重新确立了我们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所以由其形成的两大理论体系都能够反映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摆脱了本本主义束缚，克服了学界的空谈学风，也克服了在社会生活中爱慕虚华的不实之风，使我们党“求真务实”的指导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便于其因时因地制宜在各分支学科和具体工作环境中的实际应用。
4．中华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实质上已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精华消化吸收在内，而下面将“西方文明”单列出来是为了与其原版进行比对，以彰显其症结所在。
5．对于宗教文明，除网络词条介绍的情况外，在与一些有神论者的接触中，他们也主张惩恶扬善，所以根据其宗教信仰，其神性实质上属于虚拟的人性，所以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便将其归并为我们世俗的人性，由此，前文表格中的“神兽文明”和“神兽性”就需要重新做出修订了。
根据各种宗教信仰，其原教旨主义基本也属于崇尚“真善美”而贬斥“假丑恶”类型，与我们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佛教自不待说，即便西方的基督教也需要对其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在与某原教旨基督徒的网络辩论中，他也反对美国等清教的丛林法则，有鉴于此，表格中所列“兽道文明”和“兽性”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等从基督教中分裂出来的清教，而其用以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人性”也随之划归“兽性”，如此更符合美国等所遵奉的丛林法则。经这样一番梳理并归类，既可以团结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比如俄罗斯），也可以团结穆斯林等保守性宗教信仰者（比如亚非等穆斯林），有利于我们在文战中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文/段修斌，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