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中国也有斩杀线，直到他的出现
美国斩杀线这个词，最近在网上火了。
所谓美国斩杀线，是指很多美国人的财务处于紧平衡状态，扣除一系列必须开支后所剩无几，一旦遭遇意外、疾病或是失业，他们的财务状况就将跌破某个临界值，就会触发不可逆连环崩盘，最终流落街头，被社会系统抛弃的残酷机制。
在美国，流浪汉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三到五年，他们的最终结局就是被社会“斩杀”。
不仅是美国，其实曾经旧社会的中国，也曾经有这么一道斩杀线。
就拿清朝举例，坊间一直常说，清朝有一项特殊的制度——33两银制度。
这一制度，作为清朝的经济和社会控制手段，体制化的去制造农民的贫困状态，从而限制他们的社会活动和防止他们对政权构成威胁。
通过精巧的收入与支出调控，农民们被困在持续的负债漩涡中。
清朝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将农民的年收入限定在大约33两银子左右。
咱们以乾隆，嘉庆年间举例，由于人口暴涨，人地矛盾极其突出，人均耕地仅为3.26亩。
那么亩产的粮食是多少呢？
清初的时候，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
“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
而根据乾隆年间无锡学者，书法家钱咏的作品《履园丛话》记载，当地的粮食产量：
“每田一亩，丰收年岁不过收米一二石不等”。
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没有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时候，这两个数据还是非常有可信度的。
所以，咱们按照多了去算，一年一亩地的粮食产量，大概是2石，人均耕地3.26亩，一个农民工也就是6.5石左右。
清朝中期，每石粮食折银大概是一两二钱到一两六钱，所以一个农民一年产出折合应该为7.8两～10.4两白银左右。
再根据《清实录》《户部清册》等官方人口统计，以及地方志中的农户记载，清代的“户均人口”长期维持在5人上下。
学者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研究指出，清代普通农户的家庭人口均值为5.1人，华北、江南等农业核心区的户均人口略高，约5—6人，边疆或贫瘠地区则略低。
一户平均五口人，除去老人小孩，壮劳力平均3-4人，按照人均产出来算，一户家庭的年收入大概就是33两银子上下。
而一户农民家庭一年的基本支出，包括食物、衣物、住宿以及教育等，却要高达36两银子。
可别小看这三两银子，这种收入与支出的严重失衡，使得农民们长期背负沉重的债务。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他们不得不更加卖力地工作，从而无暇他顾，更别提参与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的活动了。
可这种制度设计，在农民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就会迅速破产，崩溃，卖儿卖女，从而被斩杀。
等到民国，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斩杀线依然存在。
普通老百姓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生存绝境。
当时中国大部分都是农民，而对于农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土地。
可是在旧社会，土地兼并却非常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军阀手中。
地主阶级通过地租、高利贷等手段兼并土地，占人口10%的地主占有 70%-80%的土地，而占人口90%的农民仅占有 20%-30%的土地。
农民沦为佃农后，需缴纳50%-70%的地租，还要承担苛捐杂税，比如田赋、厘金、附加税等，遇到灾年地租和赋税不减反增。
对与农民而言，斩杀线就是遭遇灾年，失去土地。
一旦黄河、长江泛滥，或遭遇蝗灾、旱灾，粮食绝收，农民交不起地租和赋税，地主就会收回土地，官府会上门催逼。农民只能变卖农具、房屋，甚至卖儿卖女，最终沦为流民。
流民是旧社会最悲惨的群体，他们沿途乞讨，饿殍遍野。
据史料记载：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饿死人数超500万；
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受灾人口超2800万，流离失所者超千万。
还有1942年河南大饥荒。
当时河南官方报告全省因灾死亡1062人。
可实际上呢？
死亡人数超过了300万。
在医疗领域。
旧社会的医疗资源完全被权贵阶层垄断，底层民众根本负担不起，在广大农村地区更是 "缺医少药"，连基本的消毒、防疫知识都没有。
对普通家庭而言，一场传染病或普通疾病就是斩杀线。旧社会瘟疫频发，天花、霍乱、鼠疫、疟疾等烈性传染病反复肆虐。
1910年东北鼠疫，死亡超6万人。
1932 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死亡超10万人。即便是普通的感冒、痢疾，也可能因无药可治而夺走生命。
当时的底层民众，那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
除此之外，还有战乱和苛政，都成为了干掉底层民众的斩杀线。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是如何斩断那道“生存斩杀线”的呢？
首先，土地，土地，还是土地。
旧社会对农民工斩杀线的根本在于，生产资料被垄断，土地是地主阶级的，农民没有所有权。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1950年颁布《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多余土地和财产，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到1952年底，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彻底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地租剥削。
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就有了稳定的生产资料和收入来源，不再因地主夺地而触发生存崩溃。
即便遭遇灾年，政府会组织救灾、减免赋税，而不是像旧社会那样催逼地租，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民沦为流民的根源。
而在医疗方面，建国初期，我们大力推广疫苗接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
1961年彻底消灭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了17 年。
在农村建立县医院-公社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体系，培养了180万赤脚医生，他们身背药箱，走村串户，为农民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医疗服务。
后来我们还构建了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网，建立职工医保和公费医疗制度，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建立了社会救助制度，对受灾群众、贫困群体实行无偿救济，发放粮食、衣物、救济款，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建立养老院、福利院，实行“五保供养"（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让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均寿命只有大约35岁。
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1957年，人均寿命已经来到了57岁，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而带领我们，做到这一切的，正是教员。
曾经的中国也有斩杀线，直到他的出现，一切都变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相信屏幕前的诸位，大多数都没有经历过他的时代，我们都太年轻了，距离他最近的时候是深夜翻阅毛选的时候。
学生时代，我们在师长的教育下崇拜他，
青年时期，在坏人的忽悠下怀疑他，
但现在，年长之后，随着了解的越多，我们越发的钦佩他。
即便你现在不理解一些事，但以后会懂的。
所以，比起其他称呼，我更喜欢称呼他：教员。
因为他是引领历史进程的导师。
是他，一次次在挫折中点燃了信心，在黑暗中指明了方向，带领着我们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挫折走向胜利。
是他，带领中国取得了革命成功，在千疮百孔、哀鸿遍野的大地上建立起了共和国大厦。
是他，让偌大的中国，从衣衫褴褛、一穷二白，走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建设。
是他，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让饥寒交迫的中国老百姓有饭吃。
是他，用了27年时间，让中国人口就增长了一倍多，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从35岁提高到了65岁，中国的文盲率由最初的80%以上缩小到20%以下。
是他，带领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用20多年的时间，追上了西方200年，为现在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工业基础。
同时，他也是引领我们民族精神的导师，给民族精神重新注入了气息，唤醒了民族的自尊自信，让我们从精神上彻底站了起来。
他还是引领我们启蒙的导师，是教员唤醒了无数人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指引给无数人实现自我解放的方向，朝着脱离低级趣味、高尚的的人而努力。
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把人民永远放在心上。
美国有华盛顿大街，法国有戴高乐广场，苏联有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
但唯独在中国，只有人民路和人民广场。
因为这一切的起点都源自于1953年一位老人，在武汉的黄鹤楼前大喊出的那句“人民万岁”。
这一声呼喊，穿越时空的壁垒，回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也只有人民万岁，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才不会有类似美国，才不会有旧社会的那种斩杀线。
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圣人。
但他却做到了所有圣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天不生润之，万古如长夜。
2025年12月26日，
教员，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