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衰落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趋向于两极分化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以小农阶级、小企业主为主体的中间阶层，仅是一个过渡阶级，他们终将会被社会二元对立所吞噬。两极分化的必然规律会不断瓦解中间阶层，最终引发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与革命。

　　但二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发生显著变化。股份公司制普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白领群体崛起，中间阶层规模迅猛扩张。这成为现代中产阶级理论的起点，中产阶级理论成为对抗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支柱之一。他们认为，老式中产阶级（小农、小企业主）随城市化消亡，新式中产阶级（白领）成为社会主流，中产阶级会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文化传承的中坚，而“橄榄型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然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目前正在不断地衰落，这种理论只是一个幻象。中产阶级也不是社会稳定的象征，而是一个充满流动性、内部矛盾重重的分裂群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下，中产阶级的衰落与消亡是必然趋势，他们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彻底滑落为无产阶级。

　　中产阶级为核心的三元阶级论，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局限于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局部现象分析，缺乏全局性、历史性的探究。这些理论往往将发达国家的崛起、中产阶级的壮大，归因于抽象的自由文明、科技进步或股份公司制度，却混淆了因果关系。这些要素仅是结果而不是根源。这就像把苹果成熟归因于表皮变红味道变甜，只是在用表象解释表象，忽视了它需要历经寒暑的生长，需要不断施肥除虫的过程。

　　一、全球化剥削

　　发达国家的形成及其内部中产阶级的崛起，不是一个发展的常态，而是金融资本集团通过全球范围的剥削积累财富的阶段性产物。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繁荣，本质是垄断资本借助全球化浪潮，构建起跨国剥削体系的结果。

　　这场全球化浪潮，实则是通过产业链分工与财富转移，人为塑造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鸿沟。欧美中产阶级的优渥生活，始终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贫困为代价。曾经跻身发达行列的南美地区，在跨国公司的资源掠夺与产业控制下，经济主权丧失殆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成为全球化剥削的牺牲品。

　　美元与欧元的世界货币霸权，为这种财富转移提供了隐秘通道。当美元资本涌入欠发达国家投资，表面上带来了工业化与技术升级，实则将该国强行捆绑进全球产业链的底层环节。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中，它们将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外包至这些国家，当地从业者仅能获得微薄薪酬，而资本通过掌控品牌、设计、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攫取了绝大部分剩余价值。例如，中国许多外贸加工企业仅能获得不足10%的利润，利润大头均被跨国公司收入囊中。欧美工人因占据产业链上层位置，得以分享部分剥削收益，从而跻身所谓“中产阶级”行列，本质上是全球剥削体系的“分润者”。他们以前之所以能享受优渥生活，不是来自自身创造的价值，而是对全球底层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掠夺。

　　二、美元模式

　　二战后，美国凭借战后绝对的经济与黄金储备优势，构建了以美元为核心的信贷货币模式，这套体系从诞生起就需要不断进行货币输出，建立起剥削收割的循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格局，既赋予美元“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也决定了美元必须持续输出才能维系全球贸易运转。各国为开展跨境贸易需储备美元，美国则通过贸易逆差、对外信贷和援助等方式，将美元输送至全球。

　　早期美元输出确实为战后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130多亿美元援助，受援国需用这笔资金购买美国商品，既推动了欧洲重建，也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带动全球贸易逐步复苏。同时，美元作为通用结算货币降低了跨国交易成本，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初步形成，为后续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这种发展的背后，是以美国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剥削体系。美元输出本质是信用扩张的对外延伸，美国凭借货币霸权收取巨额国际铸币税，用低成本发行的纸币换取其他国家的实物商品与资源，形成用绿钞换财富的单向循环。

　　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彻底摆脱实物约束，转向纯粹的信用货币模式，信贷扩张与货币输出的自由度大幅提升。美联储通过利率调控、量化宽松等政策，实现美元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低利率周期下，大量廉价美元信贷涌入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当地投资与经济短期增长；一旦进入加息周期，美元升值、资本回流，这些国家便面临债务违约、货币贬值、资产泡沫破裂的多重冲击。20世纪80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便是例证，拉美国家在美元低息周期借入巨额外债，美联储加息后债务成本激增，墨西哥率先爆发债务危机，多国经济陷入停滞，大量财富被美元资本收割。

　　这种信贷货币输出模式，看似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实则构建了一个以美元资本为核心的剥削框架。美国通过持续货币输出维系国内消费与中产福利，而其他国家则被迫承受通胀输入、债务压力与资产波动的风险，成为美元霸权的剥削对象。欧美中产阶级的优渥生活，不仅依托产业链分工的上层优势，更依赖美元信贷扩张带来的全球财富转移，也为后续中产阶级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在此过程中，部分欠发达地区借助资本流入短暂实现繁荣，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日韩等，但它们的发达模式具有鲜明的寄生性。需要依赖全球产业链的中间枢纽地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循环。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逐步完善金融业与制造业体系，打破原有产业链格局后，这些地区的寄生性优势丧失，衰落便成为必然。

　　即使在中国，资本通过沿海金融区向内陆渗透的过程，也催生了一批中产阶级群体。但这部分群体大多仍依附于美元、欧元、日元主导的全球资本体系，带有显著的买办性质。他们的阶级跃迁，也不是源于自身创造的绝对价值，而是建立在对国内更广大底层劳动者的剥削之上，是全球资本剥削链条在国内的延伸。

　　归根结底，发达国家庞大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撑，是全球范围内的剩余价值转移。欠发达国家因巨额剩余价值被掠夺，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底层。而这些底层民众的劳动，不仅维系着本国买办阶层的存在，更间接供养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这便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中产阶级存在的核心逻辑。这种以剥削为基础的阶层格局，从诞生之初就不可能稳定，当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发生变动、剩余价值转移通道收窄时，中产阶级的衰落便会率先启动。如今发达国家内部，大量高学历人群进入低端服务业，大量社会精英被迫沦为流浪汉。

　　中产阶级的衰落会反向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当作为“分润者”的中产群体规模萎缩，全球剥削体系的财富传导链条断裂，垄断资本只能进一步压缩底层空间以维持利润，这又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与对抗。

　　三、中产阶级悖论

　　中产阶级的概念从诞生之初便充满虚幻性，它广泛存在于学术论文、大众传媒与影视文学中，成为部分先富群体的标签。这些群体标榜自身先进、成功、高知、国际化，将所得一切归因于个人努力与奋斗，割裂与底层劳动者的联系，甚至轻视普通劳动的价值。一部分成为公知，沦为西方价值观的宣传员；更有不少人移民海外，一边享受从国内剥削积累的财富，一边继续服务于外国中产阶级，沦为全球资本体系的附庸。

　　但所有中产阶级都忽视了一个事实，中产阶级是资本剥削过程的产物，一旦矛盾加剧、剥削受阻，那么中产阶级便不复存在。当底层劳动者被剥削至无力消费过量商品，有效需求萎缩，经济危机便会爆发，资本流动链条断裂。而中产阶级作为资本剥削与财富转移的“输送管道”，一旦失去价值传递功能，便会丧失稳定收入来源，陷入阶级滑落。

　　中产阶级的衰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即便是积累了少量生产资料的中产阶级，在资本枯竭的危机周期中，也难以抵御垄断资本的挤压，最终会逐步丧失所有生产资料，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当今美国那些看似光鲜、有房有车有保险的中产，体面生活早已被债务捆绑，距离流浪汉只差一个还账周期。他们背负的房贷、车贷与学生贷，往往要占据家庭收入的30%至70%，日常现金流被各类账单锁死，一旦遭遇失业、通胀或突发疾病，无法按时履约，便会陷入断贷、信用崩塌的恶性循环，最终失去住房与收入来源，从中产迅速滑落至底层。

　　并且，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信用扩张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资产价格暴涨让资本所有者财富激增，而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产阶级，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10%，根本无法分享资本红利，只能在通胀与失业的双重压力下持续滑落。

　　曾经日本提出过“一亿总中流”。巅峰时期的日本，80%国民跻身中产，他们有着终身雇佣制、完善福利体系。但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大企业转向临时工制度，正式岗位占比骤降，房价股市腰斩，大量中产过度负债，养老金缺口导致数百万老人延迟退休，曾经的中产神话彻底破灭。

　　在当下过度金融化的社会中，高额房价、物价曾被视为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如今却成为吞噬现金流的“黑洞”。房贷、消费贷等债务压力，叠加通胀与失业风险，使得断供、破产成为中产群体的常态。米尔斯也指出过，新式中产阶级受科层制支配，沦为缺乏个性与创造性的“挣钱机器”，他们终生会活在阶级滑落的担忧之中，而这就是他们一定会被资本体系抛弃的命运。

　　四、世纪变局

　　从整个世界经济的根源来说，美元主导的信贷货币模式存在不可逾越的终点，这个终点会直接切断依赖外资与全球资本循环的中产阶级的现金流供给。美元信贷扩张的前提是全球存在持续吸纳美元的载体与空间，二战后欧洲重建、拉美工业化、东亚外向型经济崛起，先后成为美元输出的承接方，支撑起美元循环的运转。但随着全球经济走向困局，尤其是中国不再充当“美元蓄水池”，美元循环的闭环被打破，信贷货币模式的终点已然显现。

　　中国曾凭借庞大的制造业产能与外汇储备政策，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美元吸纳国之一，大量美元资本涌入中国市场，催生了一批依附于外资企业、外贸产业链的中产阶级群体，涵盖外企白领、外贸从业者、配套服务商等。但随着中国加快产业升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再盲目承接低附加值外资项目，也不再被动积累美元外汇，逐步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这直接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过剩却缺乏有效承接载体，美元资本在新兴市场的获利空间收窄，大量依赖外资流入的行业与企业开始“断粮”。

　　对那些依附于外资体系的中产阶级而言，现金流的断裂来得直接且猛烈。外资企业盈利下滑收缩在华业务、裁员减薪，外贸产业链从业者订单减少收入骤降，一些依赖外资融资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从昔日的中产滑落至底层。这种滑落不是个例，而是信贷货币模式终点下的必然结果。当美元无法再通过全球循环实现剥削收割，资本便会收缩战线，首当其冲被抛弃的便是依附于资本的中产“分润者”，他们的现金流与收入来源，本就建立在美元循环的根基之上，一旦循环断裂，阶层坠落便不可逆转。

　　总结

　　综上，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中产阶级，从本质上说是全球剥削体系与资本逻辑共同催生的过渡性群体，他们的存在依赖于暂时的剩余价值转移、产业链分工优势与制度红利，注定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本质规律。它既是资本积累的受益者，凭借“分润权”获得短暂的优渥生活与身份认同；又是资本矛盾的牺牲品，当剥削链条断裂、体系失衡时，必然成为最先被抛弃的群体，最终滑向无产阶级阵营。

　　“橄榄型社会”的神话，终究是对资本主义局部繁荣的片面解读，忽视了全球经济贸易从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从日本到欧美，从中东到南美，历史与现实反复印证：中产阶级的衰落不是社会发展的偶然波动，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产阶级的不断衰落，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任何依赖剥削与分化维系的繁荣都无法长久，唯有打破资本主导的不平等体系，才能摆脱阶级对立与阶层滑落的宿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