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道国案看小地方的政绩焦虑与法治悲剧

　　这些做法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部署背道而驰，与真正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他们溺爱企业，用封口的方法杜绝批评意见，让企业躲开了市场和社会的监督，失去了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是短视的，是对旧政绩观路径依赖的一种体现，是局部生产关系在局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

　　文 |黄桥

　　什么是“小地方”？

　　在中国，除了耀眼的那些一二线大城市，其它的地方都被人们视作“小地方”，人们的眼界跟着大资本走，才有了一二三四直至十八线的区分。大资本越是看得上，它就越是一线，越是看不上，就越是十八线。资本并不青睐这些“小”地方：这里的市场不那么发达，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人才外流，总之，距离“较高的发展水平”有一些距离。

　　资本和产业总是要求集中，不仅在规模上，也在地域上。规模上的集中无非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搞各种“一体化”，在地域上，它更青睐那些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地方，以争取更便宜的成本条件。港口和沿海节约交通成本，交通枢纽也是如此；高校集中的城市则能够获取大量“人才”填充岗位。

　　总之，那里“资源”多且便宜，资本就往哪里钻，在那里集中。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脉”也聚集了起来。这些地方不仅集中着人口和“人脉”，更集中着资本。在竞争中，大资本之间往往相互制衡，游戏规则也就稍稍显得公平些，更需兼顾着国际市场的脸面。同时，这些地方的居民也多“能耐之辈”，或多或少掌握着形形色色的“社会资本”，不大好欺负的样子。加上资源多，有啥冲突往往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博得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地方政府的政绩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在大地方，费厄泼赖能够促进市场繁荣，那么，费厄泼赖就是主流。所以，在这些地方，法律显得公平些，地方治理也显得好些。

　　而在小地方，情形却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市场的中心是资源汇聚之所，而其他地方则往往不是如此。资本不偏爱它，在市面上的大多是本地企业，规模自然小些，离开当地也没有多少竞争力。少数做成了“龙头企业”的，自然是摸准了地方上的独特优势，借机做大了的。这些企业往往占据着独有的资源，一家或者几家独大，具有排他性。

　　在这些地方，基层政府普遍存在着业绩焦虑。由于缺乏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充裕资源，他们不得不对个别资本，尤其是地方资本竭尽保驾护航之能事。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地扶持本地的龙头企业。经济发展只可能是这些龙头企业的发展，那么当地的一切公共事务就呈现出围绕龙头企业运转的状态。

　　费厄泼赖？没有条件，也等不起，还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处。资源少，往往见小利而眼开，大局意识薄弱，一句话：穷怕了。在这些地方，往往拉偏架是主流，“保驾护航”是主流，远洋捕捞是主流。资源不够力量凑，暴力往往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介入进来，公权力成了资本的打手和爪牙，甚至法律也沦为了维护政绩的工具。广东某奶粉企业用敲诈勒索罪“修理”因为毒奶粉毒害女儿而维权的郭利，内蒙古凉城警方跨省抓捕对鸿茅药酒进行披露的谭秦东医生，最近新乡辉县又跨省抓捕帮乡民向资本讨说法的北京李道国律师，这些做法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部署必然是背道而驰的，与真正的经济发展必然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溺爱企业，用封口的方法杜绝批评意见，却让企业躲开了市场和社会的监督，失去了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动力。

　　2026年4月4日，通往李道国老家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储备窑村的道路已设关卡

　　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是短视的，是对旧政绩观路径依赖的一种体现，是局部生产关系在局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但它在短期是有效的，蝇头小利保住了，短期的政绩也就保住了。更有甚者，有些小地方与豪强资本因为这样的利益捆绑进一步结合成了拆不散的攻守同盟，逐渐成了市场和社会难以割除的毒瘤。

　　当然，一线之所以看上去好些，只是企业聚集，相互制衡罢了。如果某些企业一家独大，仍不免有“必胜客”之讥，更何况那些小地方了。这是法治的悲剧，是市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近代以来的法治是市场的产物，它要求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杜绝公器私用，以营造真正优良有序的市场环境。但个别资本往往用它的力量攫取短期利益，牺牲市场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在这个资本集中的时代，美国法院面对大企业的嘴脸，在一系列公害事件和环保事件已经展露无遗了。太平洋此岸的我们能否逃脱被大大小小的资本宰制的命运呢？

　　今天正在各地开展的政绩观教育试图在干部中重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或许正在努力扭转这种局面，或许能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良治、善治和法治的好处，避免法治的悲剧在人们身上重演，在无数的你我身上重演。那么，未来，未来……它究竟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