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副所长设局让未成年人吸毒，只为完成指标？
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所谓“缉毒任务指标”，竟然勾结社会闲散人员，设下令人发指的毒局。
他们将黑手伸向了6名懵懂的未成年人，诱骗这些孩子吸食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随后马某带队犹如神兵天降般“查获”现场，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与功勋。
案发后，这位曾经头顶国徽的副所长，最终因“欺骗他人吸毒罪”在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则发生在2024年初、于近日宣判的新闻，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舆论场上炸出了漫天的骇浪。
网民们愤怒于判决的畸轻，痛心于孩子们被永久毁掉的人生，更惊惧于毒品来源的不可思议。
然而，如果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对马某个人道德沦丧的唾骂，或者仅仅呼吁刑法的严惩，那么我们依然没有触及这场悲剧的最深层溃疡。
这绝不仅仅是一起孤立的执法犯法案件，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公权力异化。
在这场以“指标”为名的狂欢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冷酷的科层制管理逻辑，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机器学说解构得支离破碎，又是如何将原本用来保护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扭转炮口，变成了绞杀底层群众的嗜血利维坦。
今天，我们就顺着这起荒诞绝伦的“杀良冒功”案，好好挖一挖这背后的制度病灶：当执法被量化为KPI，我们的社会究竟在发生怎样的质变？
一
要理解马某的疯狂，我们首先必须剥开那个悬在他头顶、最终驱使他走向深渊的魔咒——“考核指标”。
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法机关的根本属性是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工具。
公安机关查处毒品犯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灭毒品，是为了让社会上不再有吸毒者，是为了“天下无毒”。
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目标和阶级使命。
然而，当这种政治使命被生硬地引入了新自由主义企业管理学中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体系后，一切都发生了可怕的质变。
在“唯数据论”的考核逻辑下，“缉毒”不再是一个社会治理的过程，而变成了一门需要按期交付“产品”的生产线。
上级部门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根据某种神秘的算法或以往的经验，给基层下达硬性的数字：这个月必须抓获多少吸毒人员，必须破获多少起涉毒案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核心的秘密：异化。
工人在流水线上生产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被自己生产的商品所奴役。
而在科层制的指标考核下，执法工作同样发生了极其荒谬的异化：警察的劳动不再是为了减少犯罪，而是为了“生产”犯罪。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辖区真的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把毒品彻底扫除干净了，在这个机械的考核体系里，这个派出所的成绩将是零分。
因为他们没有“数据”，没有“战果”，没有抓到上级指标规定数量的“罪犯”。
这种畸形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在变相地渴求犯罪、鼓励犯罪。
当马某面对这个无法完成的硬性指标时，他没有选择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在僵化的官僚体制中这往往意味着无能和丢掉乌纱帽），而是选择了最黑暗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如果没有市场，那就创造市场；如果没有罪犯，那就制造罪犯。
他从一个社会的“守夜人”，变成了一个为了完成业绩指标而不择手段的“销售经理”。
在这套逻辑里，那6个未成年人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不是需要被保护的祖国花朵，他们只是马某用来填补表格空白的“原材料”，是帮助他通过年终考核的“数据包”。
这是何等的冷血！这是将人彻底物化的极致体现！
二
我们再来审视一个令人胆寒的细节：马某为什么偏偏选择向6名未成年人下手？
这绝非偶然，而是公权力在堕落过程中，基于科层制趋利避害本能所做出的最精准的阶级算计。
在任何社会结构中，未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容易被社会闲散人员（如本案中的徐某）聚集起来的未成年人，往往处于社会权力金字塔的最底端。
他们心智尚未成熟，对权威有着天然的畏惧；他们缺乏社会阅历，极易被诱骗；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来为他们提供法律屏障。
马某作为深谙基层运转法则的副所长，他太清楚该把刀挥向谁了。
如果他去给那些有权有势的成年人设局，一旦事情败露，对方的律师团队、社会关系网络会瞬间将他反噬。
但面对这些底层的、边缘的未成年人，他有着绝对的“降维打击”优势。
这让我们看到了官僚主义腐化后最丑陋的一面：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一个本该将利剑刺向毒枭、刺向制毒工厂的执法者，却因为指标的重压和自身的懦弱，将屠刀对准了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平民子弟。
这种行径，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末期，那些在边关面对外敌望风而逃、却转头屠杀本国手无寸铁的百姓来充当敌军首级以“杀良冒功”的腐败将领，有何本质区别？
更令人深思的是本案的作案模式：马某（官方代表）提供毒品，徐某（黑灰产代表）负责引诱，最后马某再出面“收网”。
这是一种极其典型且危险的“官黑勾结”的维稳外包模式。
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竟然与流氓无产者合流，共同构成了一张捕猎底层群众的罗网。
当执法权与黑恶势力发生化学反应，被牺牲的，永远是最缺乏话语权的劳苦大众和他们的下一代。
三
随着一审判决的公布，公众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利用公职身份，设局诱骗6名未成年人吸毒，彻底毁掉孩子们的一生，最后仅仅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
在法律界，关于此案的量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许多专业人士指出，马某的行为分明同时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和“滥用职权罪”。依照《刑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处7年以上甚至更重的刑罚。
然而，法院最终却以马某“无经济牟利目的”为由，未采纳滥用职权罪的指控，仅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论处。
在这份避重就轻的判决背后，我们隐隐看到了一把巨大的、无形的体制保护伞。
这把伞，保护的不是马某个人，而是那套制定指标、下达指标的官僚运行逻辑。
如果以“滥用职权罪”来重判马某，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判决书中详尽论述他为何要滥用职权。那就必然会牵扯出那个逼迫基层铤而走险的“奇葩考核指标”，也就必然会继续追问，这个指标是谁下达的，依据是什么，又是谁该为这种逼良为娼的制度负责？
一旦口子撕开，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副所长的个人犯罪，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官僚主义丑闻。
所以，将案件定性为“欺骗他人吸毒罪”，是在刻意将其降格为一起普通的治安刑事案件。
它巧妙地切断了马某的个人罪恶与体制压迫之间的因果链条，把一场结构性的恶，包装成了个别人的道德瑕疵。
“他只是立功心切，用了错误的方法”。
这种判决逻辑，实质上是法律在向不合理的科层制管理妥协，是对官僚主义造成的体制性伤害的掩盖。
至于公众反复追问的：马某作为基层民警，是从哪里轻易搞到含有被列管麻醉药品“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的？毒品的来源和监管漏洞为何在判决中讳莫如深？
答案或许同样令人不寒而栗。
当警察能够随意调配毒品作为“钓鱼”的诱饵时，所谓的禁毒防线，早已经被内部蛀空。但体制内的默契，让这些可能引发更大地震的细节，被悄然掩埋在了薄薄的判决书中。
四
这起案件对我们这个国家最深重的伤害，不在于马某这5年刑期的长短，而在于它正在无情地摧毁老人家一生孜孜以求、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政治遗产——群众路线。
老人家曾无数次告诫全党全军：
“我们的公安机关是人民的公安机关。”
“各种工作的大量数字表明，单靠公安机关，而不依靠群众是办不好事情的。”
在老人家那个时代，警察被亲切地称为“人民警察”或者“公安战士”。他们与群众是鱼水关系，是打成一片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毒贩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无处遁形。
那是基于阶级感情和政治信仰所建立起来的警民同盟。
但是今天，当冷冰冰的“指标”取代了鲜活的政治工作，当派出所的墙上贴满了各种绩效考核的进度表，这支队伍的性质就面临着变色的危险。
如果一个警察每天睁开眼睛，思考的不是“我的辖区里老百姓是否安全”，而是“我这个月还有三个抓捕指标没完成，我该去哪里凑数？”
那么，他看群众的眼神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群众不再是他需要服务的对象，不再是他的阶级兄弟，而是潜在的“猎物”，是行走的“KPI”。
家长们在网上的那句质问令人落泪：“穿制服者亲手毒害孩子，我们以后还怎么教孩子‘有困难找警察’？”
信任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间。
当国家机器的公信力被这种杀良冒功的丑闻击穿，当人民群众开始防备那些身穿制服的人时，这个社会的治理根基就已经松动了。
没有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再严密的监控网络，再先进的警用装备，再硬性的考核指标，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随时会在时代的反噬中灰飞烟灭。
更何况，那6个未成年人该怎么办？
他们的尿液和毛发被检出毒品阳性，在目前的行政体系下，他们将终身背负“吸毒人员”的身份标签。
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升学的拒之门外，意味着就业时的政审不合格，意味着乘坐交通工具时的特殊盘查，意味着社会异样的眼光。
我们的制度设计里，有着严密的考核系统来逼迫警察去抓人，但在面对被体制误伤、被权力倾轧的受害者时，却往往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济与康复机制。
谁来为这些孩子清洗档案上的污点？谁来为他们遭受的心理创伤提供干预和国家赔偿？
如果正义只负责把人扔进泥潭，而不负责把人拉出来，那这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五
废除唯数据论，取消一切脱离实际的硬性破案指标，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警务管理学的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刻不容缓的政治整风运动！
任何试图用资本主义的绩效管理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工作的尝试，最终都会走向反面。
考核指标也许能带来账面上的繁荣，能炮制出成堆的卷宗和漂亮的结案率，但它永远无法衡量民心向背，永远无法计算一个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流失的合法性。
面对党内错综复杂的官僚主义积弊，面对基层治理中繁冗积疴的政治遗留难题，我们必须重温老人家关于国家机器人民性的论述。
必须让执法的权力回到阳光下，必须让人民群众拥有对基层警务工作的切实监督权，而不是让权力在上级指标和下级弄虚作假之间进行自我循环。
如果今天我们不对这种“指标杀人”的体制性恶疾进行彻底的手术，如果仅仅满足于抓出了马某这个“害群之马”，那么明天，在别的领域，在别的考核压力下，还会出现李某、张某，还会制造出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受害者。
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当一间屋子里发现了一只蟑螂时，阴暗的角落里早就已经挤满了蟑螂。
跋
冷战时期，美国军方在越南战场上深陷泥潭。
为了向国内的政客和民众证明美军“正在赢取战争”，五角大楼的官僚们发明了一个极其荒谬的考核指标：Body Count（杀敌计数）。
前线的美军指挥官不再以占领战略要地或赢得民心为目标，他们唯一的考核标准，就是今天运回了多少具北越游击队的尸体。
当这个数字被层层加码、下达到前线那些随时可能送命、精神紧绷的美国大兵身上时，灾难降临了。
既然找不到神出鬼没的越共主力，那就杀平民吧。
于是，老人、妇女、儿童的尸体被堆积起来，充当“击毙越共”的数字，向上级邀功请赏。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美莱村大屠杀”。
美国人赢得了表格上的数据，却输掉了整个越南，更输掉了他们在全世界的道德高地。
历史的教训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当一切活生生的人被异化为纸面上的冰冷指标，那个为了维持指标运转而诞生的机器，就一定会将吃人的獠牙，最先伸向那些最无辜、最弱小的群体。
南京的这起案件，敲响的不仅仅是执法伦理的警钟，更是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方向的沉重拷问。
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天下无毒，还是官僚报表上的虚假繁荣？
千万不要等到信任的堤坝决堤，才发现我们的防线，早就被我们自己亲手埋下的“指标”炸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