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迈的、曾经的“普通女工”的离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缅怀她？

　　对当下社会人来说，“崔根娣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她普通的就像我们隔壁邻居家的婶子大娘一样。但说起她的丈夫，曾任党的副主席，她就显得不那么普通了。这个“不那么普通”是说她、不管她的丈夫身居高位还是深陷囹圄，她都坚守本真、坚守清贫、坚守普通，坚守工农本色。

　　她曾经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普通女工，她的丈夫王洪文也曾是这座工厂的普通工人、普通干部。

　　她公开的生平没有任何职位变迁，没有任何惊天大事，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她至死只是一位女工，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和一位嫂子。

　　再准确一点，崔根娣结婚时连正式工都不是，她是国棉十七厂临时工。她只有小学文化，从定海路小学毕业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从临时工干起，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几乎都是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这个托儿所转属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就成了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在国棉十七厂，发生了她和王洪文相识相知、走到一起并至死不渝的故事。

　　把时光拨回到50年前的一个下午。1976年10月5日，历史重大转折日的前一天，王洪文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她，并给她带了一句话：“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最终没有离婚。当王洪文被关入秦城监狱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她的态度很平静，她的道理很简单，她从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就连她的姓名都刻着旧时代最普通的女性的印迹：她的养父母一度没有生育，希望借她名字带来子嗣。

　　定海路194号一间10平米的小平房，见证了她与退伍军人王洪文幸福但普通的生活。这是她父母留下的房子。旧社会的裕丰纱厂成了新中国的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崔崇岭和高小妹住进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工人宿舍，他们留下的小平房成了崔根娣的婚房。

　　说是婚房，条件很简陋，地面是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隔音效果很差。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球炉，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文革刚结束时，在许多批判王洪文的文章中，都说王洪文偷厂里的花布，拿回家去做衣服。崔根娣没有回避此事，多年后她对李逊说，国棉十七厂是生产白胚布的，没有印染车间印染花布；所以说王洪文偷花布是没有的事情。不过王洪文确实往家里拿过布，不是花布，是被机油等弄脏的胚布，斑斑点点，看上去像花布，厂里工人都把这些工厂的下脚料拿回去废物利用。她说，当时家里孩子多，所发布票不够用，王洪文也确实拿过。

　　王洪文后来成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仍然会回到这所小房子与当年的工友们、街坊邻居们聊天，了解基层的情况。

　　大概在她眼中，他也只是个普通人——无论他身处高位，还是阶下囚，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

　　她讲不出大道理，这就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最朴素的表达吧？

　　但是，我们明白，就是普普通通之中，蕴含着深意，隐藏着惊雷。

　　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夫荣妻贵的道理被颠覆了。她始终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她在那些温文尔雅的高干夫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她想念国棉十七厂的姐妹们，她到底没有习惯康平路的生活。

　　据崔根娣回忆，王洪文被捕后，她去取回王洪文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信封，里面是四百多元现钞。后来她探监时问王洪文是怎么回事。王洪文告诉他，那是他刚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第一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他的工资。王洪文说，当时周恩来曾经问过毛泽东王洪文的工资如何发放，毛泽东说：“和你一样”。周恩来便让办公厅按自己的工资标准给王洪文发工资。但工资交王洪文时，他不肯要，说我拿那么多，下面和我一起出来的人怎么办？这个钱他一直没有收下，他以后的工资一直都按他的要求，由上海他原来的工厂发给。但是这个钱已经发出并做账，办公厅不能收回，所以崔根娣去时，就把钱交给了她。

　　数千年来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被颠覆了。革命资历不再是护身符，普通工人也能参与国家的管理。上与下的界限被打破，中央与基层的关系被重塑。三三制的工作模式开始试行，根据中央的安排，王洪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的时间作调查研究。而他，早就有了粉身碎骨心理准备，无论历史怎么评价他，他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安排出路，没有提携自己在老家务农的兄弟，也没有给家人留下巨款。

　　他的二弟王洪武在村里当过生产队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这是王洪武做的最大的“官”。一九七四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盖不可。王洪文在被捕后，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铁镐、二齿子把王家四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他的另一个弟弟、在大西北当工人的王洪双想调进上海当工人，就找到王洪文的部下，连调令都办好了，因被王洪文知道而被坚决制止。王洪文说：“如果所有干部亲属都调到北京、上海，那不乱套了。”他的四弟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直到去世，他的妹妹王桂兰，在吉林市当家庭妇女。位至党的副主席，家人没一个得到特殊照顾。光没沾上，倒是跟着吃了不少苦。

　　话又说回来，他的家人本就是“苦出身”，或许物质上的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

　　崔根娣则是另一种“苦出身”。她是典型的“工二代”，她的养父母都是国棉十七厂的职工。国棉十七厂在上海的工业区杨树浦，这里解放初就有80万产业工人在这里辛勤劳作。

　　王成为阶下囚后，崔根娣没有离他而去，独自一人艰难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崔根娣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寻常，这么看上去微不足道。

　　在巨变的年代，这普通之中，蕴含着深意，隐藏着惊雷。

　　谨以此文，纪念普通的女工崔根娣。

　　主要参考文献：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

　　延伸参考：“王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我们的谈话是从谈粉碎“四人”开始的。江腾蛟同王比较熟悉，江对着王说：

　　“现在你房子里铺着地毯，还有专门值班的警察，把饭送到你房子去。你还是副主席待遇嘛！”王苦笑着说：

　　“你怎么挖苦都可以！其实，我能够自己走路，时间还不长，我每天都会跌倒在房子里，这些日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起来。•⋯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要详细说，话就长了。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你不挣扎还罢了，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我开始是关在大会堂的地下室，在我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我瞌睡的程度，别人是难于想象的。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开水还是温的。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