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程美东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为哪般？

　　北大教授程美东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为哪般？

　　——驳程美东美化博古、李德错误领导下的广昌失利

　　徐朗

　　读了《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26年5月18日刊发的《红军长征前的一场生死决战——谈广昌战役》，顿感高校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之严重，尚待大力整顿。

　　有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会不会有上纲上线的嫌疑？

　　首先看看这位作者的身份：

　　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展览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北京市社科百人工程人选、教育部思政课择优计划人选、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

　　此外，据编者按：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看了一些长征方面的书，很多都提到了广昌战役，但着墨不多。可否请专家详细介绍分析一下此次战役的情况和影响？

　　西城读者 王雷

　　本刊特请程美东教授作答。

　　——编者

　　此文是应读者要求，由《北京日报》编辑部邀请作为党史专家的程美东撰文，来为读者详细介绍和分析广场战役的。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程美东对广昌战役的认识究竟错在了哪儿？

　　一、程文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导致战役惨败、红军严重牺牲的战略错误只字不提

　　程美东说，“对‘兵临城下’的严峻挑战，广昌战役从一开始就如同守门员之战。”他认为，广昌战役“彰显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守护中央苏区北大门这一屏障”是红军的“使命”。因而给人造成了一种广昌战役是必要这样去打的，红军必须承受这种牺牲的错觉。

　　事实上，广昌战役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的，其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的正确主张，推行单纯防御军事战略的结果。程文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导致战役惨败、红军严重牺牲的战略错误只字不提。当时，面对敌人有计划、有准备的步步进逼，临时中央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脱离实际的指挥，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方针，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自杀式战术，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广昌战役总共历时18天，先后发生大小战斗近百次。在广昌县城以北近20公里的旴江东西两岸，广大红军将士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生死大搏杀，阵地数易其手，战场情景异常惨烈。红军因同敌人进行了不切实际的阵地战，虽给敌人以重创（毙伤、俘敌2600余人），但自身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而在当时，为了美化广昌战役，博古、李德之流也是绞尽脑汁。在广昌战斗后，由于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博古、李德及其追随者们抓住这一点，发动宣传机器，大做文章，其中就有程文中这类对广昌战役牺牲必要性、无畏性的片面吹捧，不知程教授是否是引用或者吸收了博、李手下宣传机器的成果呢？为了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的正确性，博古、李德还让彭德怀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略战术正确的文章。他们把文章中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就删去。特别是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同时经过修改来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而且没有经过彭德怀的同意就发表了。

　　二、程文对广昌战役导致中央意见分裂，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正在崛起不着一墨，对失利后红军战略改变的前因后果不着一墨

　　广昌保卫战失利，北大门失守，在红军指战员和党中央高层引起极大震动，由此在认识上发生两个深刻变化。

　　第一个变化，造成了中央领导层意见分裂，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正在崛起，催生党中央和红军高级领导同志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略战术的质疑和深刻反思。

　　在广昌保卫战前，不少人就对“左”倾军事路线、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有意见，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反对的意见更加普遍，态度更加坚决了。4月14日广昌激战正酣，聂荣臻与军团首长联合向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人长时间的对峙，而应采取运动防御，机动地消灭敌人。”广昌保卫战结束的第二天，彭德怀痛斥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当时在后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

　　此外，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一些原来支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同志也开始觉悟，转变态度，其中张闻天是最典型的代表。广昌战役失利到同年10月开始长征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使他同当时“左”倾中央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决裂。张闻天虽然不管军事工作，但是他作为中央书记之一，仍然关心着军事问题和军事的得失。当时，张闻天还是中央军委委员，许多军委会议他也参加。据有关材料记载，在广昌战役失利后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就同博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闻天认为，“照李德这样打法，打破五次‘围剿’没有希望。”“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而博古却坚持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怎么会不正确呢？”

　　第二个变化，是战略上的重新选择。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必须作出应对危机的新的战略决策。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的战略选择问题，“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会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可以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是正确的。如果还死守苏区，不突围西出，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这些斗争与变化，对中国革命、红军的生死存亡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遵义会议得到确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程美东只顾着“歌功”，对这些重要细节置若罔闻，这是一个知名学者该有的严谨学风吗？这是一个党史专家解答读者疑问该有的负责任态度吗？

　　三、刻意掩盖博古、李德错误，程美东为哪般？

　　我们都知道，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导致长征，而在长征初期继续的博古、李德的错误导致了湘江的失利，红军一度濒临灭绝的境地，这一切催生了党的自我革命与成长，在危难关头选出了自己的领路人，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因而刻意掩盖博古、李德错误，就是在刻意弱化遵义会议伟大历史转折的重大意义，就是在否认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的历史重大意义。这类故意颠覆党史传统定论、以猎奇手法另辟蹊径“重新书写历史”、博取眼球的做法，不仅是令人不齿的文丐行径，更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手法，绝不应出现在高校尤其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研究与宣传的学者身上。

　　当然，广昌战役中人民群众无私拥军和红军指战员奋勇作战的历史功绩还是要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区分开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期间，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广昌战役中，展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战斗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是彪炳史册的。广昌苏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参战，大力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将士，开展拥军优属。特别是在战役中，广昌苏维埃政府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洗衣队、做饭队、救护队、慰问队等，支援红军作战。红军战斗到哪里，人民群众的支援就到哪里的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也是永载史册！

　　但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广昌战役中，展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战斗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不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学者洗刷某些人历史罪责的工具。

　　参考资料：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2]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3]陈晋.广昌故事：悲壮的辉煌——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光明网-《光明日报》2025-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