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巫：从辉县风波到矿难阴影，从电影争议到少年迷失，我们还能守住什么？

　　一、辉县与孙石窑：实名举报之后

　　有些事，如果不说，就会像矿井下的煤灰一样，悄悄落满我们的肺。

　　有些声音，如果不发出来，就会像被下架的文字一样，消失在看不见的地方。

　　前一阵子，我写了近三十篇关于“辉县的事”的文章，其中十余篇被平台移除。原因很简单——我知道太多细节，也和当事人太熟。有人说我冒险，有人说我多事，但我觉得，这不过是做人起码的良知。

　　良知，不是喊口号，而是在看得见的地方说真话，在听得见的地方替无声者发声。

　　新乡市孙石窑村的“顶包村支书”案，就是这样一件事。最早实名举报的自媒体人崔红玉、（网名“盘上老农”）和（网名“太行之声辉县老李”）等人，最终却被抓捕。我除了匪夷所思，更出于对法治公正的坚守，连续写了几篇短文，却均被投诉下架。

　　直到最近，看到被囚禁半年的崔红玉的女儿崔甜甜，连发几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事情才有了积极进展。

　　她在《以父辈勇气，打一场行政诉讼》中写道：“我希望法治的进步，能让每一位普通百姓在法律面前享有起码的尊重。”

　　这句话，轻得像一声叹息，却重得像一座山。

　　二、矿难：黑色的数字，灰色的命

　　昨天，我在公众号《深耕纪》读到一篇图文——《矿难——为四十多年来所有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兄弟而作》。

　　2026年5月22日，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留神峪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看到这组数字，我的内心像被掏空一样，令人窒息。

　　我记得若干年前看过一则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山西黝黑的矿井下，埋着的矿工兄弟何止十万、百万。这一数字或许并不精确，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遇难矿工的数量绝不亚于一场中型战争的死亡人数。

　　他们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

　　他们用命换来了灯火通明的城市，却很少有人真正记住他们的名字。

　　三、电影与真相：当罪恶披上艺术的外衣

　　最近有一部电影，靠着“真实家暴救赎”“监狱妈妈逆袭重生”的温情包装，频频拿奖、宣发、造势，把无数观众的同情心撩拨得眼泪直流。

　　它就是原定 2026年5月30日上映的《来自监狱的妈妈》。

　　在大众印象里，这似乎是一个被家暴的可怜母亲绝境翻盘、努力重生的催泪正能量故事。

　　然而，随着更多消息曝光，这部电影的遮羞布被彻底撕碎。

　　片方的宣传词是：“反抗家暴、意外杀夫、监狱重生、婆媳和解、母子团圆”，关键词全是“悲情”“救赎”“女性力量”。再配上“真实故事改编”“原型人物真实出演”的标签，俨然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

　　可法院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2009年，赵箫泓（原名赵某红）因家庭琐事持刀杀害丈夫，以故意伤害罪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注意，“家庭琐事”，不是家暴反抗；“持刀杀害”，不是意外失手；“故意伤害罪”，不是正当防卫。

　　一个被法律认定的事实，到了片方口中，竟成了“反抗家暴的悲情女主角”。这不是改编，而是把刑事判决书揉碎扔进了碎纸机。

　　更荒诞的是，这部电影从根上就违规。编剧秦某宇亲口承认，赵箫泓在服刑期间参与了拍摄。

　　监狱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地方，何时成了片场？减刑制度，又何时与“演技表现”挂钩？

　　结果，15年刑期减为11年，电影拍完刚好出狱，她还拿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主角奖——银贝壳奖，成为货真价实的国际影后。

　　事情闹大后，连锁反应很快到来。片方回应称“因舆情发酵正协商调整档期”；赵箫泓的社交账号全平台被封；汪涵火速发声明致歉，称未充分调查项目背景，已解除出品人关联。国家电影局也回应“已关注并处理”。

　　可问题是：一部严重歪曲司法事实、在服刑期间违规拍摄、把杀人犯塑造成影后的电影，究竟是如何通过备案的？

　　那些写下“真实故事改编”的人，是否哪怕花一秒想过，被杀害的丈夫是谁的儿子、谁的亲人？

　　当婆婆和儿子被拉进剧组，在镜头前“表演和解”，这算什么艺术？这是在受害者家属的伤口上架摄像机。

　　现实中，普通人背个案底找工作都难，而一个杀人犯却在服刑期间拿影后、减刑期、站聚光灯。若这套逻辑成立，法律的惩戒功能便直接破产。

　　恶一旦被包装成艺术，受害者就永远等不到正义。

　　这部电影撤档了，但必须有人为这场闹剧负责。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杀人犯的奖杯，不应沾着受害者的血。

　　四、四年级女孩与互联网：文明的裂缝

　　接下来，我想转发一段群聊记录。之所以转发，除震惊外，更觉细思极恐。

　　正如聊天中一句话所说：“第一次感觉到人类文明凶多吉少是什么感觉。”

　　（注：因涉及隐私，聊天记录已做处理。）

　　事情发生在邻居家。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因为给一年级弟弟喂狗粮，被父母混合双打。

　　原因听起来荒唐：她认为弟弟“只配吃狗粮”，并多次在网上发表极端言论，希望父亲“出意外”，祈求被“先进开明”的知心大姐姐收养，组建全女家庭。

　　更可怕的是，她的语言并非儿童的天真，而是充满敌意与偏见的“成人话语”。

　　她说：“照顾好弟弟”“当弟弟的榜样”是对她的物化和束缚；父母让她好好学习是压迫；甚至质问：“为什么一胎不生男孩，生个女孩又生个男孩，是不是把我当试验品？”

　　她的父母并不是教育专家，但也从未教过这些。最终，他们在孩子的手机里找到了答案——小红书、抖音。

　　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算法的推送下，迅速吸收了极端、偏执、仇视异性的内容，并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信仰”。

　　父母打完她，自己却麻木了。因为他们发现，打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被孩子视为“压迫的证据”。

　　这不是个例。

　　这是一代孩子在虚拟世界中被潜移默化塑造的缩影。

　　五、青春之中国：从先烈到今人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是“东亚病夫”的身体创伤；而如今，这种精神上的毒害，正蚕食着祖国的花朵，甚至威胁中华民族的未来。

　　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杨闇公烈士。

　　他出身川东首富之家，受刑时舌头被割、双手被断、双眼被剜，却仍坚定地说：“你们只能砍我的头，但绝不能动摇我的信仰。”他二十九岁牺牲，投身革命时才二十出头。

　　澎湃二十五岁，蔡和森二十三岁，陈延年二十一岁，周文雍十八岁……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们为人间盗火，为天下公义，为万类霜天竞自由。

　　他们的青春宣言从不空泛，而是凝聚在李大钊先生的“青春”旗帜之下：

　　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教员曾深情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可百年后的今天，面对司法不公、矿工悲剧、扭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青少年的精神毒害，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告慰那些百年前的先烈。

　　六、结语：不能只剩叹息

　　辉县的实名举报、留神峪的矿难、电影的荒诞、四年级女孩的迷失……

　　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件，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司法的公正、劳工的尊严、文化的底线、教育的责任——每一环都在考验这个国家的青春底色。

　　百年前，先烈们用生命换来了“青春之中国”的可能。

　　百年后，我们能否守住这份可能，不让它被沉默、被遗忘、被扭曲？

　　答案，不在别处，而在每一个不愿沉默的人心里。

　　未来之中国，必须也一定是青春之中国。

　　注：文章格式与标点符号借用了AI校正功能。

　　2026.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