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成本的恶意投诉正在毁掉一线老师的理想热情
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一场直播连麦，被一小学家长举报至多部门，填补了国内没有小学家长举报大学教授的空白。
事情起因是这位家长向沈教授咨询孩子在学校遭遇的“欺凌”事件，总结下来就两件事：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
沈教授分析：“这不是欺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
但这番理性的分析没能消解家长的困惑，反而激起了家长的仇恨。家长开始举报沈教授侵犯隐私，但直播连麦时，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沈教授也没提到个人的隐私内容。见举报这个不行，家长就换了个思路，向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多个部门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等子虚乌有的问题。
好在复旦大学没有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沈教授去赔礼道歉，不过这种零成本的恶意投诉也让沈教授和学校付出了沉重代价。沈教授为此写了大量的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最后，在各方的支持下，特别是那天视频回放的留言区里有大量的老师述说遭到类似家长的欺凌，感到非常痛苦，沈教授决定把这件被恶意投诉的事情说出去。
这些年来老师被学生家长欺凌的事件多得数不胜数。如今随着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全面铺开，投诉举报的门槛大大降低，打个12345电话，或者在平台网站上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投诉举报，甚至还可以让AI代写投诉件，最后不管有没有证据，平台一定会去受理这些投诉举报，登记流转到各个部门。这些便利的监督方式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公众对社会的监督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及时有效的参与社会治理，但任何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有效的社会惩戒威慑下，恶意投诉就成了零成本的欺凌手段，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学生家长滥用。
《半月谈》曾报道过一则数据：
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比如，今年4月，当地一名学生犯错被老师批评后，拨打市民服务热线举报相关教师“体罚殴打学生”“用棍棒打学生的手”“辱骂女生”，经核查均不属实。但“即便失实，举报者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没在体制部门（包括学校、公立医院）工作的人可能不太懂被投诉举报带来的麻烦，总的说来就是要你自证清白，恶意投诉的人举报一千件事，你就得自证清白一千件事，因为你是体制内工作的，就得自证清白。那么上述的127条不属实的举报，不知道要让多少老师感到痛苦，他们白天还要认真备课、强打精神去讲课，工作结束后还要写情况说明、提供佐证材料，自证清白，如此心力交瘁，怎能安心上课呢？
面对这种恶意投诉，学校一般的做法就是息事宁人，把老师推出去当做牺牲品，向恶意投诉的学生家长赔礼赔钱、弯腰道歉。经历这种事情的老师，有的能挺过去，但有的没有挺过去。
有的老师跪下了。2010年，英语老师谭胜军在课堂上制止两名学生下棋不听课的行为，反遭两名学生殴打。学生家长到校后埋怨老师故意找茬。最后在调解下，学生公开道歉，但态度极其敷衍。这一幕彻底击溃谭老师的心理防线，他朝班里的同学跪下，大喊“我错了”。谭老师希望这样能让学生醒悟。这事披露出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人民日报》评价：“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有的老师自杀了。2019年6月19日，5年级的数学课上一男生抢了女生的笔，女生被气哭。周安员老师上前教育男生却被男生一拳打在胸口，周安员老师被打得后退了一步，随后用手将男生按回了座位并联系了男生家长，结果男生家长认为孩子受了伤，并带孩子做了CT，并要求周老师赔礼道歉，赔偿检查费，周老师认为家长无理取闹，就报了警。6月28日，警方出面也是希望周老师可以为学生付检查费，同时学校也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快了结此事。周老师没得选，只能掏钱解决。就在大家觉得事情圆满解决时，周老师的内心却非常的痛苦，自杀前几个晚上，他独自一人抽烟到天亮。7月3日，周老师投江自尽，用极端的方式自证清白。
我身边也有不少老师朋友，像这种被学生家长恶意投诉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但都感到无可奈何，在经历过或者听过这种事后，他们更多的是选择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只求自保。近期发生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杀哥”，和浙江瑞安的宋老师因劝架被女生记恨，女生用金属镊子戳伤她的眼球，造成轻伤二级的事件，让无数老师寒心，为什么老师的社会地位变得如此底下，学生家长想骂就骂，想打就打，这社会还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氛围吗？
这些恶意投诉，敢于欺凌老师的原因在哪？通过沈教授的遭遇、老师们的留言和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认为学校管理者，教育系统领导人，即教育体系的官僚人员没有担当精神是主要原因。他们平时掌握教育系统的权力，却把责任推给一线老师，遇上恶意投诉，为了KPI成绩好看，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把一线老师推出去赔礼道歉，去讨好恶意投诉的学生家长，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当那些充满理想热情，准备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遭到教育系统官僚主义的迫害后，必将对自身职业产生困惑，那种教师的荣誉感也会受到打击。当老师在教学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时，老师就变成了教育体系的奴才，可奴才怎么可能教出有独立人格的学生呢？
我想起了清代乾隆皇帝和王杰的故事。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乾隆皇帝很重视皇子的教育，让上书房总师傅的王杰做老师。有天，乾隆皇帝偶然目睹了王杰对儿子的严厉惩罚——罚跪。乾隆皇帝随即命令儿子站起来，并转身对王杰厉声说道：“你教导的是未来的天子，即便不教，他们也依旧是天子。在君臣关系中，你的角色是什么？”
面对乾隆皇帝的质问，王杰毫不畏惧地回应道：“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虚心受教的皇子们将来有可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明君，而那些不受教的则可能会成为像桀纣那样的昏君，老师的责任就是这样的。王杰坚守师道，毫不退缩。乾隆皇帝听后深感佩服，他立刻让皇子们重新跪下接受惩罚。自此以后，乾隆皇帝对王杰更是敬重有加。
就连封建王朝的皇帝都懂得要尊重老师，更何况具有现代文明的我们呢？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恶意投诉，教育体系的官僚人员不能用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学习和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挺身而出，维护老师的正当权益，积极为老师调解、申诉和维权提供时间窗口和法律援助，不能和稀泥或者放任不管。社会层面必须出台相关的诚信惩戒措施，让公民有便捷的投诉举报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恶意投诉的行为给予合适的惩戒措施。学校要积极为受到恶意投诉的老师正名，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老师和学生家长都有共同的利益，都是为了孩子在学校学到知识，健康成长，双方不应该站在对立面上，而教育系统的官僚人员作为领导者，必须负起主要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