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周德全
奶奶胳膊上挽着五只新斗笠，牵着四岁多的我走进祠堂。斗笠是爹用青竹和老粽叶编的，闻着有股清苦气。奶奶说要请先生“号字”。先生姓周，叫德全，是后村周炳湾的人，在这祠堂里教书。大人们说，他去过朝鲜，打过美国鬼子。
周先生从一张旧木桌后抬起头。祠堂里昏昏的，只有头顶亮瓦漏下一块方方的光，正好笼着他。他约莫五十多岁，穿着半旧的蓝布衫，洗得发白，却平整妥帖。脸庞清癯，颧骨微微凸起，皮肤是常年劳作的赭褐色。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不大，却透着一种被岁月和硝烟洗炼过的清亮与沉着。眼角深深浅浅的皱纹，像是用笔细细画上去的；微凸的眉骨上长长的眉毛，竟有些年画上寿星的意味。与奶奶打过招呼后就笑着问我：“细伢仂，家里人叫么名字呀？”
我来了劲，扳着手指数：“奶奶叫灯草，爷爷叫灯芯，爹爹是坐钟，姆妈是大田，我叫县内！妹妹叫云内”当时二妹细妹没还降世。
先生一听就笑了，眼角的皱纹生动地挤在一起，那笑容让漏下来的光都好像跟着暖融融地晃了晃。其实他哪里会不晓得呢？奶奶本名叫惠秀，爷爷叫慕清，爹叫怀忠，妈叫春莲——“大田”倒真是音同了。我自己本名叫县林，只是家里人疼我，总“县内、县内”地叫，叫惯了。“云内”也是如此。至于“灯草”、“灯芯”，许是夜里爷爷奶奶总守着煤油灯做活计，那灯火映着两张苍老的脸，我便自作主张给他们安上了这带暖意的名字。周先生是明知故问，逗我玩呢，那眼神里有一种引而不发的、准备开启什么的意味。
逗完，他把斗笠仰面摊开，舔舔笔尖，在砚台里蘸饱了墨，提着腕，屏住气，笔尖稳稳落在棕叶上。“邹慕清用”、“邹怀忠用”……一个个字就从笔底下长出来了，端正，有力。
写完了，他把我拢到身边，指着斗笠上的字，一个一个教我念。斗笠的新竹香和他袖口淡淡的墨味儿、混在一起，很是好闻。教了两遍，我都跟着念了。第三遍，他把几个斗笠的顺序打乱，指着一个“邹”字问我：“这个呢？”我竟一下子念了出来。他又指别的字，我都一一认得。那只宽厚、带着茧子却异常暖和的手掌落在我头顶，轻轻地、郑重地按了按：“不错，记性不错。”又对奶奶说：“好苗子。字是人的门户，认得它，世界就大了。”
就这一按，一句话，像给我浑沌沌的孩童世界推开了一条光明的门缝。回到家，我按名字把斗笠分给大家。爹拿着写有“邹怀忠用”的那一顶，翻来覆去地看，眼里的惊讶，我到今天还记得。他是队里的出纳，高小毕业，算我们那儿识字多的人了，可那一刻，他像是不认识自己儿子了。
两年后，我也进了祠堂读书。新发的语文课本有股好闻的油墨味儿。头几页是彩的，第一页就是天安门，底下印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几个大红字。翻过去，是毛主席的像；再翻，还有华主席的像。我们用指头小心地描那轮廓，觉得那是很远、又好像很近的一个世界。祠堂门楣上，是“东升小学”四个墨字，门柱两边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竖写的大字，东墙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红色标准。墙上的这些字早被我识得了。祠堂里统共三十几个伢仂，分三个年级，全归周先生一个人教。他像有三头六臂，这组写字，那组算数，另一组念课文，轮流着来。
他上课时放得开，经常讲些书本外的故事。他讲鲁迅先生小时候深夜过坟地不怕鬼，说鬼要是来了，就踢他一脚，因为“鬼也是怕人的”。讲古时候的宋定伯如何机智地捉鬼、卖鬼。也讲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却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些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让我们时而屏息，时而哄笑，小小的祠堂里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当然，他也讲过真实的硝烟。他讲上甘岭的坑道，讲大雪埋到膝盖怎么走路，讲一个苹果在战士们手里传了三圈还没人舍得咬完。他说这些时，语气平平的，像在讲别人的事。只是偶尔讲到战友，会停一下，眼睛看向门外很远的地方，那清亮的眼神会蒙上一层深远的雾气。我们连气都不敢喘，觉得课本上“保卫祖国”、“勇敢”那些个字，一下子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带着硝烟气、冰雪味。
更多的时候，他讲脚底下这片土。农忙时，他会领我们去田埂上，教我们认稻叶子背面的虫卵，怎么用土法子治虫。他说：“你们是农人的崽，不能五谷不分。字要认，地气也要接。”
记得最深的，是他带我们下田插秧。谷雨前后的天，水田像一面面晃眼的镜子。我们卷起裤腿，露出藕节似的小腿，脚探进水里，冰凉得让人一激灵。周先生也赤着脚，裤腿卷得老高，小腿上筋脉微凸，沾着泥点。他先做样子：左手分秧，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秧根，手腕轻轻一送，秧苗便笔直地立在水里，不深不浅，距离匀称。“看好了，腰要弯下去，心要静，手要稳。秧苗也是有灵的，你糊弄它，它就长不好。”我们学着他的样子，歪歪扭扭地插下去。不是太深淹了苗心，就是太浅浮了起来，东倒西歪，不成行列。他就在一行行秧垄间来回走动，俯身，扶正一株，拨浅一株，动作轻柔得像对待婴孩。歇伙时，他还打了一个谜语让我们猜。“几只猴子在田间，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是栽田，是栽田。”，“你是猴子。”，“你是猴子。”我们兴奋地叫喊着，推掇着，全没了在学堂里的拘束。
转眼到了腊月，祠堂那张旧木桌就铺满了红纸，他是全村最忙的人。谁家要讨媳妇，谁家盖新屋，都来找他写对子。他裁纸，挥笔，“劳动门第春常在，勤俭人家庆有余”，“养猪无巧，栏干食饱”，“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们围在边上，帮着拉纸、把写好的对子晾干，满屋子都是墨香和年味儿。轮到我家给他管饭那天，姆妈总会早早备下家里最好的菜，要是碗里能有几片腊肉，那必定是摆在他面前的。当然碗底少不了一个煎鸡蛋。他吃得慢，话不多，总夸菜嫩，饭香。吃完了，碗里一颗饭粒子都不会剩。那鸡蛋他总要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夹给我和妹妹。
祠堂旁边有个茅厕，不分男女，就两块木板搭在缸上。有一天，不晓得哪个调皮鬼，把一块好板子换成了锯出缝又拿泥巴糊住的坏板。荣花，一个蛮秀气的女伢，一脚踩上去，“噗通”就掉了进去。惊叫声引来了周先生。他没大声骂人，只是快步走过去，眉头蹙紧了。那是大热天，他领着浑身脏臭、哭个不停的荣花，走到祠堂后面的水塘边。他背过身站着，像一堵沉默的墙，让别的女伢帮她洗干净，又打发一个腿脚快的跑去她家拿干净衣裳。塘里的水哗哗响，树上的知了拼命叫，他沉默的背影立在毒日头下，一动不动，汗水浸湿了蓝布衫的后背。事后，他找了那个换木板的男伢，话讲得不重，却句句敲在人心上：“做事要想后果，做人要有良心。”男伢的爹，一个闷葫芦样的庄稼汉，第二天就扛来两块厚厚的青石板，严丝合缝地盖在缸上，只在中间留了条缝隙。好多年后，荣花竟真嫁给了那个男伢。我有时想，塘边上那个沉默如山、汗湿衣背的身影，是不是也是他们这段缘分里，最早的一点关于责任与宽恕的底色？
我们的课堂，不只在祠堂里头。体育课在晒谷场，我们端着周先生和我们一起削出来的木枪，挺起小胸脯，步子踩得尘土扬起来；扔出去的木手榴弹，划出的弧线歪歪扭扭，但我们快活得很。音乐课，我们扯开喉咙唱“东方红，太阳升”，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歌声从祠堂的木格子窗涌出去，混着田畈里的风，能传得好远。但顶有规矩的，还是每天散学的时候。日头给黑瓦镶上一道金边，我们按高矮在晒谷坪上排成队，整整齐齐。周先生站在我们面前，身板挺直，喊起口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声音不高却清晰有力。我们便齐刷刷地做两节军体操，小胳膊小腿伸得像模像样十分有劲，俨然是一个个小解放军。做完操，他会起个头，我们就跟着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嘹亮，穿过一道道田埂，散进各家各户升起的炊烟里。美术课上，我们用蜡笔画红旗，画天安门，画井冈山，画拖拉机，也画水牛，公鸡……先生总俯身看着，指点着。学期末，我考了双百分。他来我家送成绩单时对我爹说：“是块读书的料。好生培养，保不住，将来能上大学，吃上公家饭。”我爹又是递烟又是倒茶，很是高兴。
一年半后，东升小学撤了，我们都转到蛇山脚下新盖的武联小学去读书。学校四间教室设四个年级，共五位老师，两位是公办教师，三位是民办的。奇怪的是周德全老师没来。他的大儿子，刚从海南学完制种回来，没去农技站，倒是接了他的班，拿起粉笔，也成了教书先生。巧的是，他的小儿子，和我分在一个班，还成了同桌。我看着同桌那眉眼，那认真听讲的神气，依稀能看到他父亲的影子。
那年冬天，北风格外凛冽，教室窗户上蒙的塑料薄膜被吹得哗哗乱响，像随时要撕裂。风从缝隙钻进来，刀子似的，我们冻得握不住笔，手上脚上全是冻疮。一天清晨，我们瑟缩着跑到学校，却忽然发现教室变了样——那层哆哆嗦嗦的薄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透亮方正的玻璃，严严实实地嵌在窗框里。风被挡在了外面，教室里第一次有了安静的暖意。
我们正惊奇地议论着，有人从窗外走过，指指点点。我们顺着望去，只见教室后头的拐角处，周德全老师正蹲在地上，身边放着几块裁好的玻璃。
我们趴在窗边大声喊周老师。
他闻声抬起头，那张清癯的脸被冬日苍白的晨光照着，呼出的白气一团团氤氲开来。他手里还捏着抹泥灰的铲子，冲我们点了点头。他没有停下，又低下头，继续专注地将最后一点泥灰抹平、压实。然后，他站起身，退后两步，眯着眼仔细端详那一排终于安好的玻璃窗，像在检阅一列无声的、透明的士兵。
他没有进教室，只是隔着透亮的玻璃，对我们挥了挥手，便转身收拾起地上的工具。那穿着半旧蓝布衫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学校操场外的山坡下。
我们挤在窗前，久久望着他离开的方向。玻璃明净，世界忽然变得很安静，很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