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共情曲婉婷，但这口锅她背不动

　　除了张明杰的犯罪事实外，一系列的问题无人解答：原种场的改制，为什么她能一手遮天？谁剥夺了职工的发言权、表决权？为什么她犯下的罪，却要让556户工人家庭承担后果？为什么搞垮工厂的领导发财了，工人却要下岗？为什么政策性改制中的劳动纠纷法院不受理？

　　文 | 七四五

　　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东北下岗工人，是病也病不起，死也死不起。

　　2003年的新华网有过非常直观的报道。沈阳铁西区，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区，大下岗中，区内工厂十室九空，七八成人没工作，满街都是擦鞋、摆地摊的工人，被戏称为“下岗之城”。工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看病更是奢望。

　　这年六十九岁、在气体压缩机厂工作了三十七年的退休工人张世诚，一家八口，他和老伴已退休，六个子女全部下岗，工厂还拖欠他的工资。老伴患气管炎，去了三次医院，花去二百多元，都不能报销，结果病还没好就再也不敢医了。

　　二百多块，对那个年代的下岗工人来说是笔巨款。

　　“现在要去看病，根本看不起，有病没办法，只能挺。”他摊开双手无奈地说：“咱实在看不起了。现在厂黄了（倒闭），没人管，你找谁呢？上面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装不知道。”

　　2001年下岗的王师傅更气愤：“现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车一来就是170元，没钱不拉你，连担架也要自己抬。车也算了，但是医院，医生开的药方都用密码，让你看不懂，一定要到药房买药，一百多块买下来，才发现外面只卖十多块。反正现在是：得病就死，不死不要病。”

　　六十九岁的李师傅无奈地说：“我们现在活也活不起，连死也死不起，（殓葬费）太贵，要一万多。毛主席的时候，骨灰盒五、六块钱一个，现在要五百多。”

　　“咱家没年没节，早上起来、中午、晚上都是吃这个，就倒点辣椒油拌饭。还想吃鱼吃肉？有钱嘛？咱家就是这样！”下岗女工韩爱华边说边指饭桌上那碗已变干的萝卜辣咸菜，还有那碟不知蘸了多少天的辣酱油。记者采访这天，正值小年（立春）。

　　“当年老头（丈夫）每月赚三十五块六，我赚三十八块六，过年每人还有两套新衣服，原来的日子好过。（现在）还说什么最低生活费，什么每个月两百块，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过年了，还是一分钱不给。原来的社会哪有这样，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她幽幽地说：“我死的心都有，实在太迫人了，要不是为了孩子。”说着，眼泪已夺眶而出，哽咽不能言语了。

　　工人看不起病，源于工厂的病。铁西的衰落始于九十年代，国营工厂就像染了瘟疫般，倒了一家又一家。老工人说，铁西75万人口，有50万下岗。下岗工人只靠摆地摊、做散工“吊命”。

　　以上只是主流媒体爆光的记录，这背后到底发生过多少因贫病走上绝路的悲惨故事，永远是个迷了。

　　记者用“城满愁容”来形容春节前的下岗之城——沈阳铁西。

　　而铁西工人的遭遇，正是全国数千万下岗工人的缩影。

　　当初的国企改制，使下岗职工的就医行为发生根本性改变。下岗工人不仅失去稳定收入，还失去了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化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真空期里，下岗工人家庭在大病面前显得格外脆弱。首先是看不起病，而社会身份的一落千丈，全方位地侵蚀了下岗工人的身体健康。

　　最直观的是健康上的恶化。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北中年产业工人群体的死亡率在下岗高峰期后出现明显抬升。抛开自杀、冻毙等非自然死因，下岗工人群体中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未下岗对照群体。除心血管疾病外，下岗工人的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脑血管疾病等与长期压力相关的疾病发生率也明显上升。这些疾病的共同特征是发病机制与长期心理压力、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往往在下岗后三至五年内集中出现。

　　此外还有很多问题并不体现在病例单上的。下岗工人普遍报告身体状况不如下岗前，出现睡眠质量下滑、体力下降、反复腹泻或便秘、各类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症状。这些症状通常不会被诊断为具体疾病，但明显影响生活质量。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发生率更是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与一般心理压力不同，下岗工人的心理压力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它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带有集体性与制度性的；它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下岗工人的抑郁焦虑往往不被识别为心理问题，而是被视为生活困难的正常反应，多少心酸，最终被一句“日子不好过”盖过去。

　　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建立新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但制度的实际覆盖面扩大经历了较长时间。在这个空档期，许多下岗工人“小病拖、大病扛”。而尘肺病、职业性听力损伤、慢性中毒性肝病等职业性疾病在此情况下更会逐渐恶化，最终成为个人和家庭的重大灾难。

　　回到2026年7月。沉寂一段时间的曲婉婷接受加拿大华人媒体采访，首次披露疫情期间确诊乳腺癌，已切除一侧整个乳房。她强调“独自在国外做手术无人陪伴”，并反复质问“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而她的母亲张明杰，原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在2009-2011年间国企改制之机，侵吞了556户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取暖费等“活命钱”，涉案总额约3.5亿元，造成2.3亿元国有资产损失。我们知道，远在加拿大的曲婉婷从这笔赃款中受益颇多。

　　所以，听到曲婉婷患癌的消息，绝大部分网友拍手称快。曲婉婷得癌症算是报应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少网友持这样的心态。

　　从科学角度讲，乳腺癌可能与遗传、不良生活习惯、周边环境和不育晚育等因素有关，大众对她的憎恶在这里应该排不上号。况且，乳腺癌可以手术治疗，而且治愈率比较高，钱对曲婉婷似乎不是问题，因此这个“报应”不算什么，恐怕只是曲婉婷在海外享受生活时发生的小小插曲。

　　不过，曲婉婷既然对几年前一个人做手术的经历耿耿于怀，大概也说明她在外国混的也没那么好，说明有钱也难买真情。曲婉婷身边朋友为什么没一个陪手术我们不知道，但她妈妈张明杰不能陪女儿的原因就众所周知了。曲婉婷在外国一个人手术，完全是自己横心一条路走到黑的结果。母女二人稍微改变点作风，做母亲的事情不要做那么绝，做女儿不要公开称母亲是“英雄”，怎么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人人喊打的地步。

　　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职工是曲婉婷的“英雄”母亲张明杰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张明杰侵吞职工安置费，原种厂职工一年工龄才补偿1031块钱，10多年工龄的职工，扣下来只有几千块钱。拜张明杰所赐，那556户下岗工人家庭一旦遇到大病，大概率是彻底拖垮一家。

　　住在没有暖气房子里的原种场职工，因为买不起蜂窝煤，只能在1月平均最低气温零下24摄氏度的哈尔滨烧碎煤苦苦度日。

　　有十一个工人拒绝签字，“改制和安置方案没有上墙公示，自己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张明杰当时指着工人的鼻子说，“不签，我就开除你。”

　　拒绝签字的十一位职工被算作自动离职，没有安置费。有人因患病没有医保走上了绝路。

　　母亲选择侵吞而被捕入狱，女儿寄居海外最后众叛亲离，两人一时选择了看似利己的选项，最终也没得到太好的下场。而千百万下岗工人没做错什么，只因为身份是国企工人，原有的人生轨迹被时代大潮冲得七零八落。

　　在那些下岗工人与曲婉婷母女之间，时代最终还是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各方全输的结局。

　　我们非常理解网友的“报应”心态。这个锅，张明杰曲婉婷母女应该背，但这口锅，又不是她们能背得动的。除了张明杰的犯罪事实外，一系列问题根本无人解答：

　　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的改制，为什么张明杰能一手遮天？

　　谁剥夺了职工的发言权、表决权？

　　为什么张明杰犯下的罪，要让556户下岗工人家庭承担后果？

　　为什么搞垮工厂的领导能发财，工人却要下岗？

　　为什么政策性改制中的劳动纠纷法院不受理？

　　最后，还是那个问题：

　　为什么要改制？

　　为什么会下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