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包解读老田文章：这是一篇极具冲击力的非主流观察

　　——读《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有感

　　读完老田这篇基于2018年统计公报的经济评论，最直观的感受是：这是一篇跳出“增长崇拜”、从资本积累底层矛盾出发的硬核政治经济学分析。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宏观数据的常规解读，而是以“剩余吸收难题”为核心线索，串起了中国四十余年经济转型的结构变迁、制度逻辑与全球定位，观点尖锐、史料扎实，既有历史纵深感，也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是一篇跳出主流叙事、极具冲击力的非主流观察。

　　一、核心洞见：翻转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叙事逻辑

　　主流语境中，高投资、高出口、基建与房地产繁荣，常被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与制度优势。但作者彻底翻转了这套叙事：这些都不是主动的增长动力，而是被动的“剩余吸收渠道”——当本土消费被制度性压制、生产能力远超国内购买力时，庞大的经济剩余必须找到出口，否则资本循环就会断裂。

　　文章最有说服力的部分，是三组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

　　1952-1978年：资本形成占GDP比重31%，净出口占比仅0.27%，居民消费占比56.36%；

　　1979-1998年：资本形成升至38.5%，净出口1.7%，居民消费占比降至48.05%；

　　2002-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加权比重达71.6%，出口占GDP加权比重23.7%，消费占比持续萎缩。

　　三组数据清晰勾勒出一条轨迹：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生产—消费”失衡不断加剧，剩余规模持续扩大，最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结构性困局。基建、房地产、净出口这三大“中国特色”，本质上都是为了承接过剩产能、维持资本循环的被动选择。这种叙事把我们熟悉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从表层的周期问题，挖到了制度性的根源。

　　二、直指本质：剩余难题的根源是低成本积累体制

　　文章没有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而是点破了剩余产生的制度基础：空前的剩余规模，来自空前的低成本积累机制。

　　一方面，通过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系统性压低劳动力成本。珠三角普工仅靠标准工时只能拿到最低工资、必须月加班80-120小时才能维生的现状，本质上是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部分转嫁给了劳动者的超额劳动，从而把工资成本压缩到极低水平，支撑了远超本土购买力的生产规模。

　　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民生领域的市场化，进一步强化了消费抑制。当人生核心环节都被纳入资本利润链条，生活成本的暴涨直接挤压了普通家庭的普通消费能力，让绝大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化”——不是绝对收入下降，而是收入增长远跟不上生产增长与生活成本增长，最终造成“生产越多、消费越跟不上”的恶性循环。

　　这一判断极具现实穿透力。我们常讨论的“内需不足”，本质上从来不是老百姓“不愿花钱”，而是“没钱花、不敢花”。作者把宏观的经济结构问题，落到了微观的劳动者处境上，让冰冷的数据有了明确的价值落点：高速增长的代价，很大程度上由普通劳动者承担了。

　　三、全球视野：剩余难题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

　　文章的另一重价值，是打通了国内经济与全球格局的关联，把中国的剩余吸收难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的框架下解读。

　　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宽松的环保约束，恰好契合了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转型后，全球资本寻求更低积累成本的需求。叠加地方政府“公司化”后的招商引资竞争，劳工与环保成本被进一步最小化，让中国成为全球资本新一轮掠夺性积累的首选基地。所谓“世界工厂”的地位，本质上是全球资本空间转移的结果；而中美贸易的长期失衡，也不是简单的贸易政策问题，而是这套全球分工体系的必然产物。

　　顺着这个逻辑，作者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也极具新意：它不只是对外合作战略，更是本土剩余吸收难题的主动外化——国内过剩的基建产能、过剩资本，需要在海外寻找新的承接出口。这种分析跳出了官方话语和简单地缘政治视角，从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出发，给出了更底层的解释。

　　四、商榷与延伸：批判之外的现实边界

　　作为一篇写于2019年的评论文章，它也有自身的视角局限与时代边界，值得辩证看待：

　　其一，核心数据存在口径瑕疵。作者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直接除以GDP得出占比，但国民经济核算中，投资对GDP的贡献应以“资本形成总额”统计，前者包含土地购置、旧设备购置等不计入GDP的部分，口径差异会高估投资与剩余的规模，是论证上的一处遗憾。

　　其二，对前三十年的对比略显简化。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消费、高积累，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产物，与市场经济下“生产相对过剩”的剩余，性质、逻辑完全不同，不宜仅用消费占比做简单的优劣对照。其三，批判有余，对发展的正向价值讨论不足。文章深刻揭示了低成本积累的矛盾，但没有充分展开：大规模基建、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也为后续产业升级、长期生产力提升打下了物质基础；剩余吸收难题的破解，除了分配端的调整，也离不开价值链升级带来的收益增量。

　　站在2026年回头看，文章的诸多预判都已应验：房地产高速增长终结、传统基建边际效益递减、外贸面临地缘政治压力，旧的三大剩余吸收渠道全面收缩；而“扩大内需”“共同富裕”“内循环为主”，正是对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政策回应。只是破解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剩余难题，远比指出问题更复杂。

　　结语

　　总体而言，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反主流”经济观察。它提醒我们：评价一个经济体，不能只看GDP增速，更要看生产成果由谁共享、经济循环是否健康可持续。当我们谈论“高质量发展”时，本质上就是要走出“低成本压榨—产能过剩—依赖外需与投资”的旧循环，真正转向以居民消费为核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经济模式。从这个角度说，这篇写于七年前的文章，至今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参照意义。

　　附录老田文章：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2018年统计公报读后

　　作者：老田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较为详细给出了中T资本主义又一年的运作实绩。认真阅读这个统计公报之后，再对照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历年统计公报数字，可以发现中T资本社会经济运作的主要特点：生产过多但国内缺乏相应的剩余吸收渠道，不得不通过政府工程、私人投资和长期的净出口，去吸纳过度生产的成果。换言之，中T资本社会今日，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剩余吸收难题最为严重的地区和时段。

　　中T资本社会的超级剩余吸收难题

　　中T资本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但本土购买力严重不足，由此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中T资本社会形成了三个体制性的剩余吸收渠道：一是长期超大规模的政府工程（所谓“基建狂魔”“铁公基”）和旺盛的私人投资，二是房地产的野蛮生长，三是中国作为穷国对富国的长期净出口。这三个方面，算是中国特色的剩余吸收难题的稳定出口。

　　依据2018年的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45675亿元，投资占GDP数字71.7%。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05160亿元，货物出口数量高达16万亿，其中净出口数字23303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7.7%。超高比例的投资，巨大数量的货物出口和顺差，成为中T资本社会经济运行的显著特点。

　　这样的状况非只一日，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公报数字计算，2002-2018年，基本建设投资数字急剧膨胀，加权占GDP比重为71.6%（其中房地产2004-2018年占GDP比重12.6%，占投资17.7%）。出口数字占GDP加权比重23.7%，2003-2008年连续6年出口占比超过30%（2004/2006/2007年均达到36%），进口占19.9%（最高2004年达到34%），加权净出口3.8%（最高2007年7.77%，最低2003年1.82%）。进出口的强烈增长势头，是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受到显著抑制和下滑。【老田按：统计公报发布的数字相互之间有矛盾，统计局还需要进行事后调整，不过从这些未加调整的数字中间，也能够看到相当多的结构性问题。】

　　对照1952-1978年数字，资本形成占比为31%（其中固定资产占比23.86%），出口占比4.15%，进口3.97%，净出口0.27%。消费占比68.7%，其中居民消费占比56.36%。

　　在对照1979-1998年20年间，消费占比59.8%，其中居民消费占比48.05%，政府消费相对稳定，期间居民消费显著下降了8.3个百分点。这个期间，资本形成占比上升到38.5%（其中固定资产33.15%），出口占比17.6%，1986年出口占比首次超过10%，1994年首次超过20%；进口占比19.94%，1985年出口占比首次超过10%（14.3%），1995年达到过21%，净出口占比1.7%。

　　从中国最近四十年的经济运行实绩回顾，主要的结构性特征，可以归结为“剩余吸收难题”——国民生产远大于消费，其间的差额逐步放大。由此决定了其他种种结构性特征：消费占比下降和投资占比上升，对外贸依存度急剧提高和长期的净出口。内部的投资占比提高和对外净出口的增加，是作为剩余吸收渠道而成长起来的，体现的是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本土消费受到长期有效的抑制。

　　在中国极为有效的消费抑制，除了经过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创造出低工资成本的制度化之外，更为重要的消费抑制政策源于支出暴增政策：各种人生环节统统纳入资本和利润链条进行最大化榨取，其中教育、医疗和房地产三个方面带来的生活成本支出暴增最为显著。在支出暴增政策的作用下，绝大多数国民陷入相对贫困化处境。

　　消费萎缩的背后，是四十年的中国特色的低成本积累机制的人为塑造过程。中国特色的低成本积累体制，其运作后果是抑制了消费和民众有效购买力的成长，最后终于形成了供给远大于本土消费需求的结构后果，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此种消费不振条件下的投资占比高企——政府工程和房地产业的兴旺包含其中（公私投资占比长期超过GDP数字的三分之二），旺盛的投资需求产生的向前连锁效应，成功地塑造了本土畸形发展的行业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穷国，钢材、建材和水泥产量长期接近和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

　　如何实现从消费过度到消费不足的制度转型的

　　在1980年代，对毛时代经济发展进行的总结过程中，主流学界密集地引用科尔奈的观点命名为“短缺经济”，断言存在着所谓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现象。此后，跟随企业和用工制度改革，消费受到成功抑制，出现了一个长期的经济剩余增长趋势，出现长期的消费占比下降和投资占比上升，延续到了新世纪之后，开始出现全局性的剩余吸收难题，为了解决这个剩余吸收难题，经济运行中间的显著现象是：极高的投资率（包括政府工程和房地产的恶性膨胀）和长期的净出口。

　　基于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剩余吸收难题的出现和资本积累成本的下降，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期间，恢复雇佣劳动制和市场化的工资率，整合政治和经济力量去压低市场化工资率，则是一个最为基础性的制度塑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一方面是对名义工资率的压制，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让资本和和利润逻辑掌控生活的各个环节，以实现相对贫困化的蔓延，借以逼迫劳动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劳动。

　　与这个制造消费不足的过程相对应，到了1990年代末期，毛时代旧经济体制的全部内涵，基本上扫地以尽，计划经济式微，国营企业消失，企业内部管理权实现高度垄断和对劳动者的排斥性，然后在城市全面恢复了雇佣劳动制。经济运行的宏观和微观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一个经济体能够长期生产出远多于购买力的产品数量，关键在于工资成本的极度压缩。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对于工资成本的压缩效果已经到了极高水平。工厂普工的月工资水平，五天八小时上班肯定就只能够拿地方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数目，这个数目往往无法养活自己；而一个工人要养活自己和家人，月加班时间需要达到80-120小时左右。这个工资确定方法的普遍化，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中国之所以有能力造就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的原因所在。

　　中国特色的积累成本过低的后果，不仅刺激和支持了超越“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过度生产现实，还助长了由此种现实所支撑的政策想象力，今年经济“五十人论坛”发言首要的问题意识，除了更为彻底的私有化诉求之外，依然不考虑总量失衡的结构缺陷，着重关注如何维持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过度生产并延续从前的低成本积累条件——也完全不考虑很多低成本特性早已在现实中间被逆转和消失。

　　长期净出口的状况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策略的成功

　　在1980年代开始的里根与撒切尔转型中间，西方国家资本的力量受到政权的翼助而大幅度加强，开始更为有效地打压劳工力量，形成有利于资本的国内财富分配趋势。如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间所揭示的：资本所得的增长总是能够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因而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而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开启了一个显著的资本所得快速增长的新时段。

　　在里根与撒切尔的转型改革之时，恰好是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政策，以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积累下来的海量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廉价的生命再生产体系为条件，去承接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外包业务。由此显著增加了中国本土制造业的规模，使其获得了一个能够大于本土资源和市场容量的超常规发展过程。在叠加了1990年代朱镕基改革形成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热潮中间积极为资本的非法利润空间“保驾护航”，各种资本积累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劳工和环保成本均被最小化了，因此，资本积累在中国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获得了空前的掠夺性积累机会。中国中央政府的对开放的诸种优惠政策，叠加了地方政府为非法利润空间保驾护航的努力之后，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一轮“空间修复策略”首选基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实际上不怎么执行的环保政策，由此成为全球资本积累成本最低的理想基地，助推了跨国公司的外包策略，从而有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趋势。

　　由于对中国劳工和环境的掠夺性利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发现本土生产基地的成本过高，向中国转移产能或者购买产品，远优于本土生产，结果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发现：即便以垄断高价向中国卖出产品之后，需要向中国购进的产品总值也远多于出口数字，最后特朗普发现了中美国贸易的结构性不平衡。

　　就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状况看，中国以极低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为跨国生产做出了极大贡献，帮助快速实现了全球分工的快速转型。近几年来，中国进口芯片价值达到3000亿美元作用，显著地标记了一个全球分工现象：高价值生产在中心国家完成后出口到外围地区完成低成本组装然后再输向全球市场。看起来，在中国实现对劳工和环境的最大化压榨型利用，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

　　而就中国国内看，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此后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急剧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结构特征，都出现了萨米尔·阿明所言的“为出口需要而调整”的根本性改变：内部变化的显著特征是投资占比急剧上升和消费占比下降，外部变化是参与全球分工和外贸依存度急剧提高和长期的净出口。

　　本土的过剩资本和产品实现难题，形成了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依据和基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的对基础设施和政府工程的倾斜关注，也与这个剩余吸收难题有关——国内经济体系中间有着海量的过剩产品和资本需要寻找出路。同时，关注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中国本土经验的外化，试图在剩余吸收难题远没有中国严重的国度，甚至是在他国政府缺乏必要支付能力的条件下，去想当然推广中国经验——在政府工程不具备作为剩余吸收难题出路的外国——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对外投资的战略方向选定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契合了中国本土的畸形行业和产品结构。

　　一带一路战略的背后，是中国本土剩余吸收难题的主动外化，是中国低成本生产政体的结构性困境的体现——需要为此积极地寻找外部出口以吸收过剩的本土经济剩余。

　　中国低成本积累体制的未来

　　中国有大量难于被吸收的经济剩余，这是最为重要的经济现实。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资本积累成本的全球最低，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又是对劳动成本的极度压缩效果。

　　与这个现实状况紧密相关，中国的舆论和思想界，也完全肯定这个现实而不稍加质疑。去年到今年的舆论宣传中间，已经发起过好几轮肯定资本和利润的运动，宣称要花大力气去进一步帮助资本积累过程的顺利。相应地，真正被严重压缩的劳工成本和权利状况，也就是说，真正对剩余吸收难题之解决有釜底抽薪效果的另外一个方面，却往往被刻意遮蔽起来，一些试图揭示劳工状况的发声行动或者捍卫劳工法定权利的努力，都被野蛮地驱散并封口，似乎，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在于揭示了真相，损害了大局。这种双重努力，力度都很猛很大，看起来是想要在中国构建出一个能够实现“自我无限积累”且永远不受剩余吸收难题困扰的乌托邦来。

　　毫无疑问，由于空前规模的剩余吸收难题的实际存在，资本经营的难度不是减少了而是显著地增加了，至少，产品实现的成本不会很低，资本之间的恶性竞争也不会缓和，资本经营的失败风险也会显著提高。但这些基本上不可能通过所谓“改善经营环境”“降低经营成本”等进一步压缩积累成本的方式得到解决，这个方面的努力越多且越是成功，就越是会加大剩余吸收难题和结构失衡。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日

　　【文/豆包，老田供稿，红歌会网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