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矛盾廻環法何为——《价值与危机：〈资本论〉体系学探赜》解读之四

　　【作者按】

　　马克思的理论独白也一再提示我们：《资本论》已然是“艺术的整体”。然则，新时代需要怎样的《资本论》学？《价值与危机》称：“尽管马克思曾承诺撰写一部专门的《辩证法》，但《资本论》廻環设计理念并未为普通读者所了解。那么，《资本论》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文本学策略？显然，它绝非单纯的‘从文本到文本’的思想文献考古。”众所周知，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1980）著有《价值与危机：关于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流派》。书名点明的“价值”与“危机”，是贯穿各流派论争的两大核心理论范畴。无论各派在具体分析上有何不同，他们都试图运用或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剖析日本经济的结构，并运用或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来解释日本资本主义的周期波动与发展困境（如资料中提及的对“安倍经济学景气”的分析）。这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术语在分析战后乃至当代资本主义时，仍被日本学者视为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这是思想史读法。另有一本由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莱布曼写的专著，题名是《价值、技术变革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对“价值与危机”采取了知识读法。与这两本书不同，本文尝试运用“矛盾读法”，解析《资本论》的设计思想与理念，从中归纳出体系学的“矛盾廻環法”。笔者通过此文努力表明“价值”与“危机”的理论生命力在于体系关联，在于秩序的“廻環”。伊藤诚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其生命力在于不断直面新的经济现实；然则，判定当下是否处于危机场域——需要充分运用矛盾工具，对马克思诸多的经济学分析范畴展开严谨的体系重述。

　　——小隐于野，大隐于市！毋庸置疑，《资本论》体系学中的“价值主体”和“危机一般”属于“大隐”。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设计并非全隐，而是若隐若现。为了将辩证的叙述作为“隐逸之所”，马克思大胆地将资本的深层逻辑与历史构境混杂于“资本百兽图谱”体系叙事，以艺术白描手法勾勒百兽足迹，绘成故事长卷。这种“依隐玩世”的构图智慧，达成中国古人所言大隐隐朝市之“形现神藏，与物变化”境界。设若拿掉“隐身术”，那么资本导致“物化与奴役”，就仿佛是一种“权力协议”，不证自明。价值之隐，实则是秩序之行。这个秩序，当然指的是“矛盾秩序”。出于对“谬误版的知识读法”的钟爱，黄佶教授炮制了《资本异论》和《是是非非资本论》。其“是是非非资本论”的终极口诀是：价值不由劳动定，成本效用定价格；交换不为等价来，只为双方省劳动；利润不靠剥削得，效率机器风险功；剩余劳动实为负，打工比单干更轻松；机器能创价值量，总销售额最能证；资本越多越有利，工资高来就业稳；协作价值资本造，绝非免费白得来；投资有险应有报，利息利润皆合理；马论假设全虚假，循环定义不科学；劳资本是合作方，资本文明大动力。网络上类似这样的经文甚多，诸如“资本要素三字经”，其中有云：人如兽，互为敌；资本散，文明泣……企业家，非剥削；做生意，非暴力；起刀兵，资本敌；二三子，应牢记。

　　——资本兽乃集体用语。这一用语指示：资本业已主动放弃未来，因为它无力兑现未来。一句话，这便是终极的死亡驱力，便是《终结者》里的杀戮机器：无法谈判、无法说服，毫无怜悯、悔恨与恐惧，永不停歇。对《资本论》反对派而言：它们不怕你摘抄或谈论《资本论》，它们害怕你把学究的内容口语化市井化，它们害怕你只用寥寥几句话就能给大家讲明白！所谓集体用语，从《资本论》学的角度看，亦指示于此。有人尝试追问“批判本身为何合法”的一元问题。其妄称：马克思的“内在矛盾”不是认知错误，而是协议操作的必然；他必须在权力协议内部批判资本，却不能用批判工具去批判权力本身；当“历史规律”被宣称时，商品拜物教被“规律拜物教”替代——这是事件论所诊断的“僭妄律”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典型表现。于是产生一种“事件论锁定”：《资本论》缺少的元意识是——它批判了“资本协议”中的奴役，却相信“解放协议”可以免除奴役；然而奴役不在协议的内容中，却在“协议”本身的运行中。以致，协议的勘察者给出的诊断结论是：解放不是“找到更好的协议”，解放是“识别出所有协议都是协议”；边界不是“可以跨越的障碍”，边界是“协议运行的默认输出”。这可视为对“体系学”的另类归纳。这涉及到对“矛盾体系学”工作性质的正确理解。《价值与危机》为此声称：危机本质上是“矛盾体系学”！而正是由于缺少“危机秩序论”，《资本论》的协议诊断变成了价值论、剥削论、拜物教、奴役与解放、阶级斗争论、人的解放论的相互锁定……这样遂有“讲明白，也改变不了什么”的无助感叹。

　　——文章出处及鸣谢。价值与危机：《资本论》体系学探赜[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8(4):83-107.作者鸣谢厦门大学杨继国教授的审查意见，并且由衷感谢主编及编辑部为完善本文提供的专业指导与建议，向李丹葵老师付出的辛勤文字劳动致敬。

　　一、廻環与回环

　　《价值与危机》称：“为全面展示危机秩序的成长逻辑，本文整理并采用‘矛盾廻環法’这一思维学策略，以事的廻環路径（道—象—识）探赜《资本论》体系学的深层意蕴。”那么，“矛盾廻環法”在《资本论》体系构建中起到什么作用？

　　其一，作为方法论根基与思维策略。它是《资本论》体系学的深层意蕴探赜工具，以“事的廻環路径（道—象—识）”为策略，展现了思维学的秩序推进，是构建价值概念（作为“思维具体”）的基础。

　　其二，统合历史与体系的双重设计。该方法确立了“双体系”廻環设计，即“研究的体系设计”（廻環运动的历史秩序学）与“叙述的体系设计”（体系廻環的范畴学），确保历史廻環考量先行于体系廻環本身，使概念系统支架于唯物史观之上。

　　其三，构建危机分析的整全框架。它贯穿《资本论》三卷，分别构建了生产资本的“价值史路模型”、产业资本的“价值场路模型”和社会资本的“价值镜路模型”，将主体危机、结构危机及分赃危机统一为资本危机的演进逻辑，揭示了资本的历史、系统及生活本质。

　　其四，实现矛盾与知识的统一。该方法要求“矛盾读法”与“知识读法”的统一，将价值规定同时作为矛盾（秩序）工具、认识工具及知识工具，从而对资本矛盾的危机机理进行深刻解剖，避免割裂积累、流通与分配环节。

　　其五，确立科学认识的规范。它要求危机的体系讲述必须沿着唯物史观路径展开，使每一“物”规定受“事”（价值一般的秩序存在）所支配，从而缔造对概念自身的辩证批判，而非构建单纯的“概念大厦”。

　　——这样就促成矛盾与知识的“相互绑缚”，《价值与危机》唤作“秩序廻環”。所谓：此处的“廻環”并非修辞学意义上的简单回环，亦非运行方向不变的机械循环，而是“廻”与“環”在经纬意涵上的秩序会通。在本文语境中，“廻”取“返归”之义，表征空间维度的延展与回归；“環”取“无穷”之义，指涉时间维度的周而复始。二者联合，构成了宇宙整全的运动规定。其中，“環”与“圜桥教泽”之“圜”意蕴相通，学界亦有“圜環大略”之说。据此可以认定：“環”指涉经（时间/宙）的运动，“廻”指涉纬（空间/宇）的运动。经纬合一而不二，宇宙交织而一体，“廻環”这一术语由此达成对历史世界本体秩序性的指事。就异化逻辑而言，“廻之”（无限空间扩张）复“環之”（资本积累），意指互系双方的往返运动无穷无尽。此即“时间之環”与“空间之廻”的真义，高度契合《周易》中的“圜道”思想。它承载着经纬之道，在这一意义上，“无穷的往返运动”实现了对矛盾运动秩序全体规定的思维学把握。由此可见，《资本论》体系学路径中的“矛盾廻環法”——作为整体超越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理论工具——实质上是对《周易》辩证思维方法的总结与升华。其内在的思维学策略可概括为：由经纬而廻環，至辟阖，最终统摄于阴阳。在设计上，廻環而构境，构境而历史抽象，历史抽象而体系讲述；可见，正是得益于这一思维科学武器链条（经纬—廻環—辟阖—阴阳）的引入，马克思成功地破译了“资本占有之谜”，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体系化解析。

　　——道从矛盾出，“廻”“環”形态成。唯有立足于“主体之旅”与“价值形式体系之旅”，方能贯彻针对危机的体系讲述。笔者在《当前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载《当代经济研究》2026年第7期）一文中，进一步声称：“这里的廻環用语，实则是‘廻’（迴的异体字）、‘環’（环的繁体字）二字的意义联合。”廻環言“阴爻、阳爻之间的关系是彼此‘无穷返归’对方……在该语境中，環亦通圜（圜桥教泽之圜）。《周易》以乾‘为天为圜’构建宇宙观，圜者全也，周也；故廻之，環之，构成对矛盾秩序的运动全体的思维学把握。”

　　——单单是顶针回环式讲述，所达成的讲述效果是自圆其说的解释意义的“逻辑闭环”。这种观点声称：“如果说《资本论》的叙述过程是依循‘第1卷→第2卷→第3卷→第4卷’的顺序向外展开的，那么，其研究过程则正好相反，是依循‘第4卷→第3卷→第2卷→第1卷’的顺序向内推进的。”（王峰明，2022）其引发“线性空谈”：“正如马克思后来认识到的，在竞争中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成为价格波动的中心。但是，不可能直接从价值过渡到生产价格，因为资本的一般本质必须事先得到阐述。价值实体的形式转化是依次发生的，因此有它的客观次序。在价值实体向货币形式的转化后面，接着下一步就是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力、剩余价值、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积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利润和利润率、资本利用市场价值范畴为争取更有利的销售条件而进行的竞争和资本利用平均利润率范畴为争取更有利的投资条件而进行的竞争，等等这些范畴，必须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逐步加以阐述。生产价格作为具体范畴，是价值实体的一种复杂的且与中介过程相联系的变态，因此不能简单地包括在价值实体中，而必须从价值实体出发经过中介环节的锁链来加以阐述。价值和生产价格形成辩证的统一。”（沃·杨、狄·诺斯克，1983）《价值与危机》的总结是：“这种推论曲解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将其简化为静态的逻辑闭环图式，并且由于不恰当地将资本在生产、流通、积累、危机之际的廻環运动处理为徒具形式的‘回环幻影’，也低估了《资本论》内在逻辑的严密性。”

　　——故此，应在意义上使“廻”“環”区别于白话文中的“回环”。针对知识的实在性，可强调“概念的意义回环”；与此同时，针对矛盾的秩序性，需要强调“秩序廻環”。经纬廻環而辟阖，使得我们能够确认：“《资本论》结构的秘密在于定格‘光辉的起点’（批判）、‘伟大的征程’（历史科学）以及抽象出批判与建构‘完美统一’艺术境界。从深层次看，这是事的科学工作意蕴。其研究特质是由于马克思承担的多重任务所致，其非凡的定格是马克思不断地把‘外部世界’移入大脑，进行精心改造，使之成为思维上的然而同样是‘物质的东西’的工作结果，它无愧于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称号。”（许光伟，2016）

　　二、《资本论》理论部分的廻環设计

　　运用矛盾廻環法，而非单纯的“叙述回环”“概念顶针”，这样即能够实现“历史构境”与“科学抽象”的有机统一。所谓：《资本论》依照辩证法体系设计价值理路模型，并以此安排知识生产。其理路规则在于：以“道”（矛盾秩序）驭“名”（唯物史观范畴学），由“事”（唯物史观的矛盾质）及“物”（唯物史观的关系质）。基于此，在认识论层面必须严格区分“价值范畴”与“价值概念”：前者作为矛盾秩序的历史工具，统摄劳动异化矛盾的运动进程；后者则是该运动进程与矛盾认识的具体化，充当探寻“知”之本质的工具。在这一框架下，矛盾秩序（工具）为“隐”，知识表征（工具）为“显”。因此，价值一般范畴细化并演化为价值概念群落的过程，绝非主观认识的产物，而是针对唯物史观路径下危机秩序的“知识具象”。这一读法深刻表明：危机是引导我们走出理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更是贯穿诸种价值模型的一条红线，它揭示了“危机一般”在《资本论》中作为大写字母逻辑的体系性存在。为全面展示危机秩序的成长逻辑，本文整理并采用“矛盾廻環法”这一思维学策略，以事的廻環路径（道—象—识）探赜《资本论》体系学的深层意蕴。

　　第一卷：劳动异化矛盾的史路廻環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价值算法被视为直接统一主体危机与资本（再生产）危机的廻環规定。这锁定有机构成工具的正式出场，必然是在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环节。再生产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构成的再生产，二是价值构成的再生产，二者共同构成了矛盾秩序的整体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商品两仪始终是主导矛盾秩序的唯一运动者。笔者为此做出如下界定：“它的工作意蕴在于迫使资本在‘劳动矛盾’的地基上成长……目的是使上述秩序扩展到历史的具体空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同一逻辑系统中贯彻的结果，是将资本矛盾特殊的高级扩展秩序与其结构进阶的高级形态‘合而为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总秩序，主体范畴成为其中统一的成长线索——它联结价值的起始形态和终结形态。”（许光伟，2025）

　　在这一廻環中，无论是资本积聚还是资本集中，都成为了主体范畴，它们是资本有机构成自我运动的直接产物。资本危机最终以积累矛盾的表现形态（即两极分化的危机）呈现出来，这一规定（危机即矛盾之化身）本质上就是主体危机自身。从廻環体式来看，资本主义危机的主体理路即为“商品两仪”这一唯物史观主体规定。这也决定了“原始积累论”是针对无产者奴役史的专属叙事。马克思以此为依据，在《资本论》法文版中将其作为“第八篇”排于《资本的积累》（第七篇）之后。将“原始积累论”置于篇末，是《资本论》特有的历史科学“史书级构造”。通过呼应商品两仪矛盾的历史道路，这种构造进一步表明：“成熟类型的阶级社会的经济行为，是彻头彻尾的阶级与行动、阶级与知识在规定性上的统一——这既是阶级之成，也是阶级之终。”（许光伟，2025）

　　第二卷：劳动异化矛盾的场路廻環

　　单纯商品的知识两因素不足以全面预示劳动异化进程的历史运动，能够承担这一预示性规定的唯有“商品两仪”。换言之，唯有将商品的全部对象性——即历史商品、新陈代谢商品与镜像商品——均纳入两仪矛盾考察的范围，才能将实体的两重对象界定为“事的矛盾的内在两因素”。基于这一规定，在认识论层面，商品的普遍起始与矛盾两因素便构成了预示运动进程的同一工作类型。起点既是运动过程与结构化的开端，也是廻環运动的重新开始（即历史结果之规定）；这是将劳动异化作为矛盾读法、将商品两仪作为矛盾读法思维学范畴的必然结果，进而促成了“主体恶”对“结构恶”内部引导功能的形成。从逻辑上看，这一设计将商品视为运动者，而将具体规定的资本再生产视为运动秩序的廻環者（见史路廻環图示）。这种构造便于形成一系列由中介过程相连接的知识读法的向前推进，从而有效避免了以逻辑为本位的纯粹思维演绎。

　　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第二卷的起点确立了商品的普遍起始规定，其在构造上的演变表现为“史路廻環图示”向“场路廻環图示”方向的运动位移：即以商品生产循环的运动（新陈代谢商品）替代了商品本身的运动（历史商品）作为出发点。这一转变导致在构造的知识形态上，“价值论”（危机的前向运动）先行于“收入论”（危机的后向运动）。于是，这一理论的谜底最终由“危机论”予以揭晓：危机初生于历史生成中的商品，次生于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商品，最终完成于作为镜像关系存在的商品；而危机的结构性爆发，则源于资本矛盾及其运动的不断深化。这表明，一旦以“矛盾两因素”而非单纯的“对象两因素”作为运动的总出发点，资本危机的“结构身”便得以显现。它借助于结构性矛盾的系统激活，在流通领域中迅疾成长，并加速展开自身的内在规定。

　　第三卷：劳动异化矛盾的镜路廻環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内部机构的运动仅涉及资本的内部矛盾性，这构成了落实“危机内因论”的理论基础。从广义上看，由财产关系引发的物质生产矛盾即为“价值代谢与运行矛盾”。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规定（即严格意义上的价值批判），它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阶级矛盾的认识深化与巩固。就系统交换而言，其所反映的行为仍局限于实体关系层面。它是价值实体向资本实体过渡的过程，旨在获得实体实现自身规定的系统运动条件与构造形式。在这种意义上，“价值代谢”（即价值生产的系统代谢）构成了价值实体系统实现的设施工具及其危机秩序的关系总和。反观之，系统实现之所以前置于剩余价值的社会分赃，是因为分赃的对象已不再是实体本身，而是分赃当事人观念中基于社会财产权的所得——这些所得是通过市场交换行为获得的。既然生产价格规律在交换领域替代了价值规律并直接发挥作用，那么市场交换行为便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这使得交换所得仿佛仅仅是市场实现的结果，而与系统实现无关。因此，倘若“场路”模型中的价值规定未能得到先行交代，实体与镜像的矛盾性便会在认识论层面被抹除。新古典经济学秉持将市场交换的直接结果视为最终结果的经济认识论，便属于这种认知操作。由此可知，资本系统本质上是在矛盾秩序主导下的社会结构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实质对比来看，价值代谢揭示系统交换的矛盾普遍性，突出资本危机的特殊性质；与之不同，价值镜像限于管辖市场交换域内的矛盾事项，其展示矛盾的方式是将全部经济镜像矛盾归结为对实体矛盾的现象表征。镜像总是在与实体的冲突中确证自身的边界，这使得市场交换行为时刻携带着该种矛盾的认识规定。基于此，可以建立以“镜像性”（运动者）为出发规定的利润算法工作模型。

　　镜像主体与价值主体如影随形。显然，此处的价值主体不应被简单解作价值实体，而应被视为价值生产的矛盾秩序全体——其本质实为价值范畴；同样，镜像主体也不应被解作单纯的价值表现形式，而应被规定为阶级分赃的“事主体”。价值生产主体与镜像主体确乎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体。价值镜像性规定，实质上可被视作社会资本分割剩余价值的“事主体”。其分割实体的方式在于：首先将实体视为“集体猎物”，其次由阶级成员依照其社会财产权的大小获取相应的“权力份额”。作为纯粹的分配者，该事主体在性质上必须与生产主体相区别。因此，它的直接前提是总资本的代谢秩序，而非社会资本的自身生产过程。这导致参与竞争的各个资本的事主体所追求的利润率，在表象上似乎与剩余价值没有直接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为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之前，也就是在产业利润率成为可能之前，这种利润率早已从商业资本中产生了。”（马克思，1894）尽管如此，利润率在纳入剩余价值率的社会过程中，其自身的算法规则业已得到改造。它必然受到系统分配率（即资本的系统构成）的内在制约，进而取决于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利润算法越是能够反映价值算法的生产规则，其自身的规则性就越能得到维护；反之，它便会成为算法危机的激发者。平均利润算法源自资本结构的系统实现。这种分赃共治的行为，是对商人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再现，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发展而来的。这样说来，这种机制无法永续运转，因为要使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得以延续，资本就不得不在不断毁灭自身规则的过程中重建秩序。由此，资本进入了非稳态的成长周期，经济危机的表征机理也因此在认识论层面上得以呈现。

　　说到底，这一由“道路”通向“理路”的体例，暗合了《资本论》的“四重史观”（生产史观—阶级史观—经济史观—思想史观），即建立商品生产与资本生产、资本所有制与新陈代谢商品、资本所有权与镜像商品乃至于剩余价值与资本收入形式之间的秩序廻環。它统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四重主体矛盾范畴（劳动异化矛盾、系统代谢矛盾、价值镜像矛盾、价值认识矛盾），并归纳出算法形态的矛盾普遍性秩序。

　　三、危机秩序论何以作为“唯物史观的隐秘结构”

　　劳动价值论不应被直接降格为充当相对价格理论的分析基础，毕竟，价值关系并不对任何数量波动的结构均衡标准负责，而市场自我实现的物量平衡体系其实是分配主义的一个经济幻象。所谓：“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马克思，1885）马克思一再指出，价值概念的核心旨趣是揭示资本的体系秘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它实质上构成了剖析危机秩序的批判工具。有观点指责这种视角是脱离了唯物史观基本语境的“没有劳动的价值论”，这显然是针对“价值概念”（作为危机叙事载体）的极端化的误读。须知，价值在概念上绝非纯粹“物之物”，它在规定性上是与价值范畴保持内在联系的“事之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知行统一框架的目的在于揭示：任何数量性的经济范畴或概念，若仅凭自身，则均无法充分说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危机。由此可见，正是“资本危机”的经济特性，使得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特质被成功塑造为以劳动异化进程（即价值批判的历史生产方式）为基础内容的生产关系工具，即“价值范畴（矛盾质）—危机—价值概念（关系质）”。所谓矛盾质，即劳动主体作为“矛盾内容”；所谓关系质，即价值关系作为“社会形式的客体”。此完整工作链条给人的印象是：抽象劳动是倒过来被推导和设定的。其实不然。抽象劳动毋宁说成是表征社会存在的矛盾质和关系质，正是这一联合规定使得社会劳动成为“抽象者”，成为把各种经济数量关系内在连接在一起的“实体关系”；显然，价值是上述抽象和实体的关系的社会实现过程。由于这个性质，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确认：“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做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马克思，1885）

　　故此，《价值与危机》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唯一的体系化工具。所谓“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乃专指这一工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应用。为确保“价值一般”在全过程中的在场，价值规定必须同时作为矛盾（秩序）工具、认识工具及知识工具。由此观之，《资本论》的体系学规定，乃是“矛盾读法”与“知识读法”的统一。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把握分配基本维度的理论工具，正是由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三重叠加而成的矛盾发展路径。显然，《资本论》并非关于知识与逻辑的体系，而是关于矛盾秩序与危机的辩证体系。然则，为了克服传统资本主义危机研究中割裂资本积累、流通与分配各环节内在关联的局限，消解马克思危机理论整体性的缺陷，我们必须将《资本论》的危机分析贯通为有机整体，科学确立“危机是贯穿《资本论》全书红线”的理论立场。

　　作为危机范畴，“资本危机”（即资本一般=危机一般）是对《资本论》各卷危机秩序的总称。《资本论》的解析对象是危机，这决定了它只能选择从算法形态的矛盾规定出发。危机本身属于算法秩序的矛盾读法，它迫使“死亡与价值规律混淆在一起，尤其是与结构价值混淆在一起，一切都通过结构价值，在普遍的关系网中，作为编码的差异被指定……这种死亡是系统的各项（危机）之间实现客观的、无缺陷的超高速连接而构成的。”（波德里亚，2006）也正是因为危机是客观秩序，必须认定：“作为起点的‘商品’不是概念结构，不是知识体系，而是社会存在（范畴）。”（许光伟，2013）

　　危机绝非没有时空概念的抽象叙述。因此，作为结构开局的“商品两仪”，应恰当地理解为总揽各个矛盾支架的“对象思维学”，即算法社会的思维形式（实体和工具）。它以“两仪矛盾”的思维形态实际存在于每一卷，完成对资本一般危机秩序各自不同的理论界说。所谓：价值始终是秩序存在。“就叙述探索强加于经济生活物质内容之上的异己形式而言，它本身就是体系的内在批判。然而，这是非实质性的，除非体系自身是内在的、不稳定的并能产生推翻这个体系的矛盾。”（阿瑟，2018）可见，只有将“危机一般”与“资本一般”相统一，才能准确识别分配形式沿着资本有机构成的路径展开自身规定的各个层级——即系统分配率、社会分配率与市场分配率。

　　基于上述逻辑，绝不能将《资本论》第二卷简单理解为纯粹的资本逻辑（即仿佛仅仅是形式化的资本结构逻辑），事实并非如此。其真实的意义场域，是由主体的生产逻辑所发动的资本再生产过程批判（客观批判）。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第三卷的分析对象：价值镜像性的运动并非单一的资本逻辑（即仿佛纯然是资本自身的社会形式）。这一规定的实在内容，其实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客观运动（矛盾运动）所发起的社会资本镜像批判（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矛盾廻環绝非语言表达上不必要的曲折迂回，亦非逻辑推演中的无效循环。须知，《资本论》语言力求平实，叙述风格亦简洁明白。人们之所以在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上普遍产生误读，根源在于脱离了“商品两仪⇄资本两仪”的整体文义；在于受制于线性逻辑的叙事路径，又盲目屈从于现象学的认知范式。这种倾向，本质上是在回避矛盾，乃至拒绝承认：体系学唯一的解读路径，只能是矛盾读法。因此，处于四卷体式中的《资本论》第二卷，其真正的解剖对象是“矛盾的结构生成”，而非“结构形式”本身。这种矛盾结构并非在资本流通过程的开端即先验地形成，而是从第一卷开始孕育成长，并一直延续贯穿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理论体系之中。

　　四、作为体系廻環的“资本识”（资本兽族）

　　创新根植于原创。所谓《资本论》体系学，即廻環道（历史由“廻”“環”而进的体系设计）→两仪象（研究对象）→异化识（唯物史观范畴学的体系讲述）。在原理层面，“补写”规定显然是“续写”规定的前提。这是因为，“从体系来看，马克思的体系不像黑格尔那样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内田弘，2011）只要扎实推进这一补写工作，体系学的真理功能就能得到最大彰显。《资本论》蕴含着伟大的唯物史观知识策略。为此，新时代的《资本论》研究必须切实走出“体系未完成论”的误区，循着开放结构的路径，进行《资本论》专业叙事的社会主义续写，从而不断拓展《资本论》的时代内涵。唯有走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矛盾病理学，社会主义模型方可望得以建立。“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叶适：《水心别集》）。以历史廻環为研究设计，以体系廻環为叙述设计，进而实现概念运动的辩证廻環——这一体系讲述决定了我们在整体把握资本对象时，必须拒绝仅仅停留在主体反抗和阶级斗争的单纯社会横截面上，去做那种缺乏科学批判深度的“蔼然仁者”。据此可得出总的分析结论：《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部关于阶级科学的理论史书。而在新时代，阅读《资本论》的核心意义在于：从体系上彻底拒绝“资本的危机逻辑”，并在“走出”资本统治的实践中，寻求以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论的实践新构建。

　　资本兽是总识，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打破了的拜物教”（许光伟，2026）。综上所述，必须深刻认识到：资本危机肇始于主体危机，并深植于资本再生产的矛盾系统之中。这一历史规定性要求我们在解读时，必须首要坚持“原理之读”与“矛盾之读”，而非停留于表层的“知识之读”或“指标之读”。全部理论创见的根基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这一论断表明，《资本论》绝非单纯阐释资本运行逻辑的著作，其本质上是主体逻辑宰制下资本矛盾体系的理论表达。在这里，主体逻辑是劳动异化矛盾的“革命的形式逻辑”，而“物统治”则是劳动异化在主体逻辑层面的集中体现。因此，《资本论》的核心旨趣并非建构关于经济运行的纯粹知识体系，而是站在无产阶级劳动主体的立场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与灭亡的客观规律。归根结底，“走出物统治、实现劳动解放”才是贯穿全书的思想灵魂。

　　相比较而言，第四卷的讲述体例为“总危机”（即资本危机），其实质在于经由价值认识论的交锋，将研究对象建立为关于对象的批判认识。由此，便有了“资本恶→资本癌→资本镜”的危机道路规定，以及与之契合的“资本兽（剩余价值）→资本识（价值形式）”的理路规定。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兽”（许光伟，2025）。在此语境下，我们的现实使命在于解放“价值魔域四国”——即第一卷的“价值劳作国”、第二卷的“价值新陈国”、第三卷的“价值经济国”以及第四卷的“价值精思国”。质言之，“资本兽”及其“驯兽师”的学问是用中国智慧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次范式革命，它让我们看清资本不仅是财富占有工具，更是一套需要被驯服和规制的矛盾体系。

　　由此可见，“危机一般”工作体例的确立，不仅使资本“主体兽”的形象得以具象化，也实现了“亦知亦行的资本范畴”的内部关系统一。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占有规定，这是“资本兽”主体范畴成立的根据；与之契合的资本占有秩序即价值形式范畴，乃是“资本识”认识范畴成立的根据。鉴于批判性思维往往是少数人的理论武器，使得我们在面对资本范畴或概念时，必须运用“主体话术”；此处将“资本兽”“资本识”视为一体不离的廻環设计，旨在与价值理路模型形成整体呼应。显然，这一理论建构成功捕获了破解资本异化现象迷局的“关键密码”。以资本兽术语与“资本”（理论范畴）对译，并以“资本危机”作为其实践的落脚点，实质目的在于：避免将资本意义过度抽象化、概念化，尤其是防止陷入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字面化解读。这是“大写的实践”与“大写的批判”。因此，不同于哲学家将资本逻辑中的“主体”话术化或神秘化，“资本危机（行）/资本兽（知）”认知架构旨在突出本史、真史与信史的统一，意在引导读者深刻领会资本运动“由主体而客体、由定在而实在”的演进的全过程。这是对于思维学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形态术语含义的完整性把握。

　　（作者：许光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