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西班牙“住房抗议”：当购房这一人生信仰破灭之后

　　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马略卡、桑坦德……

　　截至本月中旬，这场注定载入史册、游行规模已达战后西班牙烈度最巨的“住房抗议”，当前从马德里一地扩散到全国近五十个城市，在政治层面已进入“法令被否—提前大选—总罢工”的轨道：两项紧急住房法令本月初被众议院否决，桑切斯随即宣布11月29日提前大选，工会则定于11月11日举行全国性大罢工。

　　在我看来，究其本质，这其实是“购房乃人生最重要的事业”这一「人生信仰」在制度剥削造就的血腥惨案面前彻底幡然醒悟之后，千万西班牙民众无助又无奈的一场情绪总爆发。

　　“我们为住房而斗争，我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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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23日，马德里雷蒂罗区，全副武装的西班牙警察冲破抗议民众组成的人墙，将87岁的双腿残疾的玛利亚·德尔·卡门·阿巴斯卡尔（民众普遍称呼她“玛丽卡门”）用担架强行抬离她居住了七十余年的公寓。

　　10月7日，在被驱逐十四天之后，玛丽卡门在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医院不幸离世。

　　医学评估指出，这场暴力驱逐带来的巨大精神应激，诱发身体机能进行性衰竭是死亡的直接诱因。

　　这场悲剧迅速点燃西班牙全国怒火。

　　仅一天之后，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聚集近十万民众，手持蜡烛、花圈走上街头，游行人群反复呐喊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

　　Esto no es una muerte, es un asesinato

　　这不是死亡，这是谋杀。

　　随即，悼念游行扩散为席卷西班牙全境的大规模住房抗议浪潮——租户联盟、无住房权益组织、工会、左翼政党集体动员，西班牙各大城市连续爆发集会示威。

　　玛丽卡门的悲剧，当然并非一次孤立的民事纠纷，而是西班牙长达近百年住房制度累积矛盾的总爆发，它根植于西班牙一套独特的法律遗产：佛朗哥独裁时代遗留的“旧租金合同”。

　　1956年，玛丽卡门的父亲租下这套公寓，按照当时《城市租赁法》，这份租约具备强制永久续约权，承租人离世后，子女可以继承租约，租金长期锁定在极低水平。

　　数十年来，她每月仅需支付500欧元租金，从未断缴。

　　然而，2018年马德里地方政府将这批原本属于市政的保障性住房打包出售给私募地产公司Urbagestión。

　　资本接手后，立刻启动司法程序，试图废除这份半个世纪的保护性租约，将租金抬高至1650欧元——然而，玛丽卡门每月养老金仅1350欧元，根本无力承担。

　　法院三度驳回地产商驱逐申请，但西班牙最高法院最终判定：这份老租约的保护效力已经到期，企业有权收回物业。

　　这个过程中民间捐助者、地方政府多次提出人道主义安置方案，但地产公司坚持执行驱逐。

　　一直到玛丽卡门被抬出家门之后，在民众巨大的舆论压迫之下，双方才达成协议，允许她出院返回住所，租金控制在养老金30%以内——可是，这份和解协议来得太晚了，这位老人再也没能回到那套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里，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玛丽卡门的遗憾逝去揭开了西班牙存在着新旧两套租房法律冲突的事实——佛朗哥时代遗留的永久保护性旧租约，与民主化之后新自由主义改革出台的市场化租房法律并行，而旧租约存量逐年萎缩，新租约又对租户保护大幅弱化——那么，“住房金融化”之下层出不穷的大资本大量收购存量老住宅、使得旧时代的租户保护体系被资本逐个击破，不安全感随之产生并弥散开来，人人自危的氛围就此诞生：

　　我，会不会是下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

　　“争取体面住房的权利！”

　　2

　　在此必须要科普一个西班牙信贷领域的规章：“房贷无限追索”。

　　西班牙传统《抵押法》（1946年版本，佛朗哥时期立法）规定：

　　住房抵押贷款，债务人承担无限个人责任。

　　通俗解释就是，购房者向银行贷款买房，房产作为抵押物，而一旦失业、收入暴跌，无力继续月供，银行便启动司法拍卖，没收房屋；如果拍卖房屋的售价不足以清偿剩余贷款本金、利息、诉讼费、罚息，银行依然有权继续追索借款人其他全部个人财产，以及未来终身收入。

　　一句话：债务不会因为房子被收走而消失。

　　大多数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葡萄牙，房贷属于有限追索，即断供之后，银行收走房产拍卖，拍卖所得抵扣债务，差额部分免除，债务人交出房子，债务一笔了结，不会终身背负剩余欠款。

　　但是西班牙则不同，无限追索制度堪称吃人不吐骨头的终身锁魂刃，乃佛朗哥时代遗留的法律产物。

　　在佛朗哥独裁时代，这样一套法律涉及用来保障银行债权，鼓励银行发放房贷，支撑“全民购房”政策。

　　回想战后“黄金岁月”即房地产泡沫年代，银行肆无忌惮放贷，又因法律兜底，银行几乎没有坏账风险，所以多数情况下银行甚至不需要审慎评估借款人长期还款能力，就算借款人破产，银行依然可以一辈子追债。

　　2000-2008年，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疯狂膨胀，大量底层工人、低收入家庭，在“买房才是人生正道”的社会文化洗脑之下，接受可变利率房贷，大举借贷买房……

　　由此，西班牙银行大量发放带有“地板利率条款”的贷款：无论市场利率降到多低，借款人必须支付最低固定利率，利率下跌的红利全部被银行拿走。

　　房地产繁荣阶段，房价持续上涨，所有实际上生活水准并不算高企、挣扎奋斗在温饱线上下的底层西班牙人都沉浸在财富增值幻想之中：民众普遍相信，房价会永远上涨，买房稳赚不赔。

　　制度的残酷代价，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终得一次性全面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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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前的夏秋之交，房地产泡沫破裂，西班牙房价断崖下跌，失业率飙升，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50%。

　　随之而来是大量家庭被迫断供，银行启动司法收房程序。

　　西班牙全境，迎来了大规模“驱逐”浪潮。

　　2008至2014年间，西班牙法院一共发出近三十五万套住房的抵押驱逐令。

　　数以万计家庭实质性被赶出房屋，且交出房产之后依然背负巨额剩余债务。

　　很多人房子没了，还欠银行几万、十几万欧元债务，银行可以扣押工资、冻结银行账户，债务伴随一生。

　　大量破产房奴陷入绝望，自杀事件频发。

　　根据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2020年的西班牙考察报告：

　　西班牙每年驱逐案件数量从2006年16097件，暴涨至危机顶峰59671件，大量被驱逐家庭陷入无家可归。

　　报告还明确批评西班牙无限追索房贷制度，严重侵犯住房人权，欧盟法院多次裁定西班牙部分房贷不公平条款违反欧盟消费者保护法令。

　　危机爆发之后，西班牙社会爆发过多轮大规模反抵押驱逐运动，比如PAH（抵押受害者平台 Plataforma de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西班牙最重要底层社会运动。

　　迫于社会压力，西班牙2013年通过《1/2013法案》，修改抵押法律，有限度改革无限追索制度，推出“退房清债”机制，即对于极度贫困、符合严格条件的脆弱家庭，可以交出房产，一次性结清债务，免除剩余差额欠款。

　　但是，这套豁免门槛极高，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大量普通债务人依然受到无限追索条款约束。

　　同时，地板利率条款被西班牙最高法院判定不公平，银行需要退还超额收取利息。

　　彼次改革仅仅是补丁式修补，未能彻底颠覆西班牙抵押法律底层框架。

　　住房金融化的根基，依然保留——所谓“金融化”，历史节点无疑正是2008危机之后西班牙地方政府迫于财政紧张，将大量市政拥有的保障性住房被打包低价出售给黑石、Urbagestión这类私募秃鹫投资基金。

　　这，也是玛丽卡门悲剧的宏观背景。

　　地方政府当年出售这批公房的初衷是快速变现，填补财政缺口。

　　可政策的暗面就是，资本收购存量公寓之后，第一时间启动了清除老旧低租金旧租约、驱逐老租户、把租金提升到市场价格赚取高额租金回报的“改革工程”。

　　旧租约存量本就逐年自然消亡，秃鹫基金的收购则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

　　资本批量收购带有老租约的物业，通过漫长司法诉讼逐个击破旧时代租户保护，致使诸多长年有居所的人们一步一步失去法律的庇护。

　　玛丽卡门的公寓，就是马德里市政打包出售资产中的一套。

　　2013-2025十余年间，是西班牙大城市租金暴涨的年代。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数据：十年间西班牙全国房租上涨接近80%，房价上涨约63%，但是同期西班牙民众实际工资购买力下降7.8%。

　　OECD数据亦有显示：超过38%的私人租户需要把超过30%家庭收入用于支付房租，住房负担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差一档。

　　住房金融化，彻底完成闭环。

　　住房不再是民众居住保障，反沦为跨国资本投机资产——资本收购存量住宅，抬高租金；银行依靠抵押贷款持续赚取利息；地方政府出售公共住房一次性变现，放弃长期住房保障责任。

　　至于底层的西班牙民众，既买不起房，又承担不起市场租金，公租房供给几乎枯竭。

　　“我们绝不接受：住房不稳定带来的精神痛苦，换来的只有精神暴力式的社会回应”

　　“无房，亦无所惧”

　　“没有家园，就没有生活”

　　“住房是权利，不是你的生意”

　　“马德里，已无人能安居”

　　“食租主义，永无宁日”

　　“没有大刀，只有巨叉”（这是一句比喻，意思是如果没有民众的暴力反抗即大刀，那就只会有资本家的饕餮盛宴即刀叉）

　　4

　　到这一步，就不得不提自佛朗哥时代起，西班牙政府极力打造的社会性全民认知：购房信仰。

　　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佛朗哥依靠长枪党法西斯势力、军队与天主教会力量建立独裁政权。

　　持续多年的内战造成近五十万人口死亡，大量城市住房被战火摧毁，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

　　分析西班牙内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正是底层工人、农民阶级的革命诉求——而佛朗哥军事政权的核心恐惧，也恰恰是工人阶级、底层民众再次组织起来、爆发左翼革命。

　　基于这套底层政治心理，于经济层面，佛朗哥政府高层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治理判断：无产者、无恒产的底层民众最容易参与罢工、革命与政治反抗，而如果让每一个工人家庭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背负长期房贷，那么民众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偿还贷款、养家糊口，放弃激进政治诉求，社会秩序就会稳定。

　　西班牙第一任住房部长、长枪党核心理论家何塞·路易斯·阿雷塞曾留下一句被后世学界反复引用的标志性名言：

　　No queremos una España de proletarios, sino de propietarios。

　　我们不想要一个无产者的西班牙，我们想要一个房主的西班牙。

　　阿雷塞在1957年创立西班牙住房部，他直言：

　　住房是抵御共产主义最好的工具。

　　住房政策，也就成为佛朗哥独裁政权最重要的社会驯化工程之一。

　　1939年，佛府再发《保护住房法》，这是整个西班牙现代住房制度的起点。

　　该法案的核心设计不是大规模建设永久性公租房，而是建造受官方保护的可购买保障性住房VPO（Vivienda de Protección Oficial）。

　　VPO住房由政府补贴、减免税收，再交由开发商建设，最后卖给工薪家庭——这套制度有一个致命设计：保障性住房的保护期限是十至三十年，保护期到期之后，房屋自动解除管制，完全进入自由房地产市场，变成可以自由炒作的商品。

　　也就是说，佛朗哥政权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不是永久留存的社会廉租房库存，而是“一次性、阶段性的购房补贴”。

　　房子卖给个人，几十年之后就变成私人资产，流入市场投机——这和荷兰、奥地利、德国、法国等战后大规模建设永久产权社会租赁住房的福利路线完全相反。

　　Funcas基金会2025年研究报告指出：

　　佛朗哥时期数十年间一共建成530万套受保护住房，但是由于保护到期自动市场化，这些住房没有沉淀为长期公共住房储备。

　　到2025年，西班牙社会租赁住房仅占全部住房存量1.5%~2%，而欧盟27国平均水平为10.5%。

　　根源就在于佛朗哥那套制度设计。

　　至于意识形态层面，长枪党、天主教会更是联手塑造了一套社会文化叙事：拥有自住房，是体面、爱国、恪守家庭伦理的公民标志；租房则是临时、不稳定、低人一等的选择。

　　佛朗哥的意识形态体系推崇父权制基督教家庭，私有住房是家庭的物理载体。

　　前面提及的那位阿雷塞就在演讲中宣称：

　　住房能够把人封闭在私人家庭的领域，把潜在反叛的民众，改造为安分守己的房主公民。民众一旦背上房贷，就会主动规避罢工、激进政治行动，因为一旦失业，房子就会失去。

　　RGS-IBG 2016年的论文《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中有过一段直白剖析：

　　The project to produce a nation of homeowners both sidestepped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state and tenants and acted as a disciplinary mechanism that could convert potentially insubordinate spirits into orderly home‑owners/citizens. Within this spirit, the promotion of home ownership as socially admirable and “patriotic” way of living evolved in parallel with an ideology that depicted renting and subleasing as socially unacceptable.

　　打造房主之国的方案，一方面规避国家与租户之间潜在的社会冲突，同时构成一套规训机制，把潜在反抗的民众转化为守序的房主公民。在此逻辑之下，拥有自有住房被塑造为值得称颂、具有爱国属性的生活方式，同时租房、转租被描绘成社会层面不可接受的选择。

　　如是意识形态在西班牙社会深深扎根，乃至代代传递。

　　它让千千万万西班牙民众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信念：人这一生必须买房，房子是人生根基，租房只是“过渡方案”。

　　上世纪有一部声名斐然的国家纪录片《NO-DO》，在西班牙国内就成功助推将“拥有住房”塑造为国家理想和个人成功标志，直至形成一种全民精神支柱，达成政府的维稳目标。

　　NO-DO创建于1942年，拥有电影新闻垄断权，通过新闻片、纪录片和《Revista Imágenes》帮助政权传播国家—天主教意识形态，把住房宣传为幸福、归属“新国家”的意念象征，并通过聚焦住房等基本需求使民众在政治上去动员。

　　国家就此成为住房的主要推动者，以缓解结构性短缺并建构“建设者与保护者国家”的神话。

　　住房因此不只是遮风避雨之物，而是政权合法性的物质化：你拥有住房，就拥有国家许诺的稳定；你感激国家，就不必追问政治权利。

　　毫无疑问，当佛朗哥及其幕僚们眼望着芸芸众生都在为了一座房子的一砖一瓦而争先恐后的读书、工作、奋斗、贷款、还贷……这自然是相当令其安心的，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秩序彻底完成了对革命秩序的镇压。

　　1957到1975年，即佛朗哥第二阶段经济改革时期，西班牙开启了“西班牙奇迹”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大规模建设VPO保障性购房住宅，仅1961至1975年“第二国家住房计划”目标建造400万套住房、实际建成就超408万套。

　　大量工人家庭通过贷款买到住房，住房自有率持续飙升——1960年西班牙住房自有率约54%，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住房自有率达到73%，一跃成为欧洲自有住房率最高国家之一。

　　但是，繁荣背后暗藏结构性缺陷：所有公共资源都倾斜到购房补贴，几乎不投入永久公租房建设。

　　政府的住房政策底层逻辑，始终不是保障“居住权”，而是把住房作为社会稳定工具、经济增长引擎。

　　5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和平转型民主制度。

　　很多人曾相信以为，军政府时代的住房政策会被彻底抛弃，但现实恰恰相反：西班牙此后所有民主政府，不论左右，均延续了佛朗哥“鼓励自有住房、弱化公共租赁住房”的顶层路线。

　　1985年，费利佩·冈萨雷斯社会党政府颁布《博耶法令》，这是西班牙租房制度历史转折点：

　　1985年5月9日之后新签署的租房合同，不再享有永久强制续约权。旧租约继续保留保护效力，但不再新增。

　　从此，旧租金合同变成存量遗产，只会不断消耗、消亡，不会再产生新的长期保护性租约。

　　一切的目的指向，都是为了刺激新增购房，而非其他西欧国家普遍成熟的租房产业。

　　1994年，西班牙再次修订《城市租赁法》，进一步收紧旧租约继承规则：旧租约最多只能继承两次，第二次继承之后，租约仅能延续两年。

　　今年玛丽卡门的案例，正是卡在这个条款的争议点上：她从母亲处继承租约，属于第二次继承，地产公司则主张租约到期，强制收回房屋……

　　民主化之后，西班牙左右轮替的政府，始终持续延续VPO保障性住房制度：政府补贴建造低价住房，卖给家庭，保护期到期自动进入自由市场。

　　公共财政持续投入购房补贴，几乎不投资永久社会租赁住房。

　　荷兰、奥地利、丹麦等西欧国家，战后持续大规模建设永久公租房，公租房产权属于地方政府或者非营利住房协会，永久用于低价出租。

　　西班牙却完全没有走这条道路。

　　Funcas数据显示，荷兰社会住房占总住房约30%，奥地利约24%，丹麦约20%；西班牙社会住房仅1.5%~3.3%，在OECD国家垫底。

　　欧盟委员会2026国别报告原文指出：

　　Spain’s social rental housing stock is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EU, standing at 1.5–1.7% of total housing stock, compared with EU average of 6–7%.

　　西班牙社会租赁住房存量处于欧盟最低梯队，仅占全部住房存量1.5%~1.7%，欧盟平均为6%-7%

　　对比清晰可见：西班牙是西欧社会住房供给最薄弱的国家。

　　早在2009年马德里市竞选申办2016年奥运会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在《西班牙住房考察报告》中熬过一盆冷水：

　　Spain seriously lacks public housing. The current housing programmes do not address the needs of the bottom 20-25% of the population. Virtually all of the very low proportion of rental housing is in the private sector with only 2% of dwellings classified as social compared to 10-30% in other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西班牙严重缺乏公共住房。当前的住房计划无法满足收入最低的20%-25%人口的需求。占比极低的租赁住房几乎全部集中在私营部门，仅有2%的住房属于社会住房范畴，而欧盟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为10%-30%。

　　造成巨大差距的根源，就是战后住房路线完全不同。

　　二战之后，德国、荷兰、奥地利、法国，经历战争摧毁，加之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舆论压力，左翼社会力量强大，战后福利国家建设中均把居住权视为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大规模出资建设永久产权公共租赁住房，永久留存，持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低价住所。住房政策目标是保障居住。

　　但西班牙长期处于佛朗哥军政府统治，未走福利国家公租房路线。

　　或者说，从福利体制比较看，西班牙属于南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社会福利大量依赖家庭，而不是国家。住房自有率虽然高，但家庭通过房产为子女提供首付、住房和继承。国家社会住房支出低，税收却偏向自有。

　　这使住房成为家庭财富传递的核心，也放大了代际不平等。

　　没有家庭支持的年轻人、移民、老年租户和低收入者，被排除在“业主社会”之外。

　　反观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丹麦等国虽然也面临住房金融化，但保留了较大规模的社会租赁或租金管制体系，提供了去商品化的居住选择。

　　1980年代，西班牙青年30岁前后大多可以买房；但到2025年，30至34岁群体自有住房率不足30%。

　　年轻人工资增长停滞，房价租金持续走高，传统“攒钱买房”人生路径彻底关闭。

　　佛朗哥时代塑造的全民购房信仰，对于当代西班牙年轻人已经变成无法实现的神话。

　　这就是今秋西班牙底层民众集体“道心破碎”的根源。

　　“构建主权，保障住房权利”

　　跋

　　布尔迪厄曾有分析，符号权力是一种“只有在受其支配者的共谋下才能施展”的权力形式：它通过塑造行动者的认知图式，使支配关系被误认为自然的、正当的秩序。

　　这其实也就是齐泽克认为的，当代意识形态的首要特征不再是欺骗，而是犬儒式的“明知故犯”——主体清楚支配关系的存在，却依然保留着意识形态的面具……

　　在这一机制中，“自由选择”本身成为一种强制形式——主体被给予选择的权利，前提却是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外在的服从被回溯性地体验为“出于自身天性的决定”，事实上的从属地位亦由此不再被归为从属。

　　玛丽卡门之所以引发巨大共情，首先因为她代表了“最不该被驱逐的人”——她87岁，退休，在自己熟悉的屋子里居住了七十年，是社区记忆的一部分。

　　她不是投机者，不是拖欠者，不是非法占住者……她只是老了，只是退休金不高，只是无法承受新的大地产商要求的三倍租金……

　　因而，她的被驱逐打破了最基本的社会直觉：一个人住了一辈子的地方，不应该在晚年被夺走。

　　其次，当她被用担架强行抬出，象征着国家暴力对弱者的直接强制——直至最终死亡，终使事件从“驱逐不公”升级为“制度杀人”。

　　西班牙难以计数的底层民众高喊“这不是死亡，这是谋杀”，并非字面指控某个人，而是指控一个将住房金融化、把老人推出家门的制度，以及对于长久以来某种社会文化与集体共识的反思和推翻。

　　“废除《封嘴法》”

　　“向住房抗议运动赔偿35万欧元”

　　“所有罚款一律作废”

　　注：西班牙限制游行抗议的《公民安全法》，被民众嘲作“封嘴法”

　　佛朗哥政府当年构建出的“购房意识形态”，有着一个鲜明的隐性承诺：只要你努力工作、攒钱、背负房贷买房，你就能获得稳定居所、家庭安宁，获得社会尊严，安稳的度过一生。

　　这就是法团主义意识形态将拥有住房视为社会安定和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核心。

　　它把社会问题转化为财产问题，把阶级冲突转化为“成为业主”的个人奋斗——住房自有，因此不再是自然偏好，而是被国家、教会、工会与官办宣传机器共同制造出来的“全民购房信仰”。

　　只不过，这个承诺，这番信仰，这份认知，在当代西班牙均告彻底失效。

　　旋即，出现了集体性的信念崩塌。

　　“当房东收租，这不是工作，而是寄生虫”

　　对于年轻一代，眼前的现实是收入停滞，房价租金暴涨，买房目标遥不可及……父辈一代的“努力工作→贷款买房→安稳养老”人生路径，对绝大多数青年已经近乎关闭——全民购房神话，变成了一阙无法兑现的谎言。

　　至于已经买房的所谓“中产”，可变利率房贷波动，失业面临断供、收房、终身债务——房产不再是安稳的避风港，反而是终身制的沉重枷锁。特别是2008危机的创伤记忆，让他们明白房子原来从来就不是什么永久安全资产，连“断供”都是不被允许的、哪怕房子被收缴但如果仅一个月没有继续交纳房贷，都有可能被冷血的银行凭借清晰的法律条文送入监狱……

　　而之于租房群体，就更加没有安全感……租金持续上涨，随时面临被大资本、大地产商乃至政府部门暴力驱逐，公租房供给几乎没有。

　　当年佛朗哥军政府的社会工程，依靠“给民众打造房产，换取政治顺从”的社会契约在今天已然破裂——当西班牙民众发现，哪怕付出一生劳动依然无法获得稳定居所，这套维系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共识也便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眼下席卷西班牙几乎全境的大规模抗议，其底层心理基础，约略如此。

　　爆发，也就随之而来。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