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民：警惕历史反派的“洗白上岸”——从曾国藩“成圣”说起

　　一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基座四周的汉白玉浮雕上，"金田起义"赫然在目——那些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农民，作为人民英雄的一部分，被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记忆之中。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镇压金田起义、屠城无数、人称"曾剃头"的曾国藩，如今却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半个圣人"、成功学课堂上的"人生导师"、某些官员案头的"为官范本"。

　　一边是被纪念碑铭记的起义者，一边是被市场捧上神坛的镇压者。这种颠倒，不是历史研究的进步，而是一股值得警惕的"洗白上岸"之风。

　　二

　　曾国藩不是孤例。这些年来，从帝王将相到奸臣汉奸，从历史罪人到文学反派，一批早已被历史定论的反面人物，纷纷"华丽转身"：

　　刽子手成了圣人。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天京后，"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老幼妇孺皆不免，其幕僚赵烈文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可今天的书店里，《曾国藩家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卖得火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溢美之词，把屠刀上的血迹洗得干干净净。

　　卖国者成了能臣。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却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成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的悲情裱糊匠;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复辟帝制、接受"二十一条"，如今也被部分叙述包装成"治世能臣""被时代耽误的改革者"。

　　贪官成了偶像。和珅，清朝第一巨贪，家产相当于清廷十余年财政收入。可如今恭王府游人如织，不少人是抱着"学习做官"的心态来"朝拜"的——我一个当镇长的朋友就直言要去"取取经"。更离谱的是，传授和珅行贿受贿、贪腐权谋的"官场教科书"，竟有十几个版本在合法渠道销售。

　　汉奸被喊冤。秦桧害死岳飞，跪了八百年，如今竟有人写文章说他是"主和派爱国者""替高宗背锅";汪精卫投敌叛国，是板上钉钉的头号汉奸，个别网络文章却称其"曲线救国""悲情理想主义"。

　　民国将领被选择性记忆。张灵甫在抗战中确有过战功，但解放战争中是进攻解放区的急先锋，手上沾着革命者的鲜血，如今却被捧为"抗日名将"，修纪念馆、立雕像，只字不提其反共罪行。

　　文学反派被翻案。潘金莲成了"反抗封建礼教的悲剧女性"，西门庆成了"明代商业精英"，更荒唐的是，山东、安徽等地曾争抢"西门庆故里"搞旅游开发——连虚构的淫棍恶霸都能变成摇钱树。《丰乳肥臀》里日本侵略者都被描绘成文质彬彬，戴金丝眼镜的可爱青年。下面我重点说说《杜鹃花落》"洗白"之风侵入课堂的故事:

　　如果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洗白"还停留在书籍、影视和旅游开发的层面，那么2024年3月发生的《杜鹃花落》事件，则敲响了"洗白"之风侵入课堂的警钟。

　　这篇小小说出现在成都市新都区初三语文试卷上，作者是河南省汤阴县文星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李佳前。文章以侵华日军大佐岗田的视角讲述：他的儿子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来中国探望父亲时被八路军抓走。岗田以为儿子被杀，为报仇率部猛攻八路军，不接受投降，把八路军小分队全部歼灭。打扫战场时才发现，他亲手炸死的正是自己的儿子。最后岗田抱着儿子尸体吐血，鲜血"像杜鹃花凋零"。

　　这篇文章的问题触目惊心：

　　视角颠倒——全文站在侵华日军立场叙述，把八路军称为"共军""敌人"，用"逃窜"等贬义词描写抗日战士;

　　美化侵略者——把日军的死亡渲染得极其悲壮(杜鹃花意象)，把杀人者塑造成"悲情父亲";

　　诱导性题目——试卷竟问学生："如此遭遇，令你心生惋惜吗?"

　　误导学生——有孩子看完试卷后困惑地问家长："八路军怎么投降啊?鬼子怎么就那么好了?"

　　这篇文章，正是"政治人物非政治化评价"的极端表现：用父子亲情消解侵略本质，用"反战"混淆是非，用"文学"逃避立场。打着"战争残酷""人性复杂"的旗号，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摆在"平等战场"上各打五十大板。

　　更令人震惊的是作者的身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而是一位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还是市级学科带头人、县级"十大名校长"。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竟然写出美化侵华日军、丑化八路军的文字，还把它搬上了初三学生的试卷!

　　事件曝光后，成都市新都区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相关教研员及区教科院院长被停职，作者李佳前被免去校长职务，所有试卷召回销毁。

　　但事件暴露的问题远未解决：如果连课堂上都在美化侵略者，如果出试卷的人都在为历史反派"洗白"，我们的下一代将如何看待历史?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烈士们，又将情何以堪?

　　三

　　这股"洗白"风的理论根源是什么?

　　我在2011年的一篇旧作《政治人物的非政治化评价》中曾分析过这种现象：对政治人物进行非政治化评价，用泛人性论消解其政治本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思潮。

　　以秦桧为例。我在旧作中写道：

　　秦桧和他老婆爱情忠贞，干柴烈火，不离不弃，千年同跪，而且还是宋体字的创造者，文化专家，书法大师。但是，这些统统不能消解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出卖自己国家和政府的滔天罪行。现在有人想让他站起来，还要塑像，就是忽略了他的政治角色、放大了他的人性底色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道理，评价曾国藩，不能只看他"家书"里的修身养性，而不看他屠刀下的尸山血海;评价李鸿章，不能只看他办洋务的"苦心"，而不看他签条约时的卖国行径;评价张灵甫，不能只看他抗战的战功，而不看他内战的罪责。

　　政客看政绩，演员看演技，学生看分数，农民看种地。评价政治人物，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立场和历史作用。那些试图用"人性细节"——孝顺、心细、才华、爱情——来冲淡政治罪行的做法，本质上是在偷换评价标准。

　　四

　　这种"非政治化评价"的套路，我在旧作中也曾经历过。当年文强被枪毙时，有媒体挖掘出他的"孝顺和心细";周克华被击毙后，也有人报道他"小时候的本分老实"，试图把这个杀人凶手塑造成"社会受害者"。

　　坏人经常是比好人更像好人。他们并非牛头马面、尖嘴猴腮，相反，他们可能谈吐儒雅、孝顺父母、书法精湛、爱情忠贞。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我们被这些"人性细节"打动，进而喜欢他的长相、气质，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立场、观点，甚至为他的罪行寻找开脱的理由。

　　历史反派的"洗白上岸"，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

　　第一步，挖掘"人性亮点"——曾国藩的家书、李鸿章的裱糊匠心态、张灵甫的抗战战功、秦桧的书法造诣;

　　第二步，放大"人性亮点"——通过影视剧、畅销书、纪念馆、旅游开发，让这些亮点成为人物的主要形象;

　　第三步，置换历史评价——用"人性亮点"掩盖政治罪行，把刽子手变成圣人、把卖国贼变成能臣、把贪官变成偶像。

　　这三步走下来，历史就被彻底颠倒了。

　　五

　　有人会说：历史研究不就是应该"一分为二"吗?重新评价历史人物，难道不是学术进步的体现?

　　这话只对了一半。学术上的"一分为二"，是把功过都摆出来，让事实说话;而恶意的"翻案洗白"，是只摆功、藏起过，甚至以功掩罪、以偏概全。

　　重新评价李鸿章，可以研究他的洋务贡献，但不能抹去他签订卖国条约的历史责任;重新评价曾国藩，可以承认他的理学修养和治军能力，但不能回避湘军屠城的血债;重新评价张灵甫，可以记录他的抗战经历，但不能隐去他在内战中的角色。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些试图把刽子手打扮成圣人、把卖国贼打扮成能臣、把贪官打扮成功臣的做法，不是在"还原历史"，而是在扭曲历史。

　　六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曾国藩成了"圣人"，金田起义的烈士何以自处?当李鸿章成了"悲情英雄"，甲午海战的冤魂何以安息?当张灵甫被立碑纪念，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将士情何以堪?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清清楚楚：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从1840年算起，从金田起义算起，从虎门销烟算起——这才是共和国的历史坐标。在这个坐标系里，镇压起义的曾国藩、签订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投敌叛国的汪精卫，他们的历史位置早已确定，不容翻案。

　　七

　　我一直认为，人类最大的悲哀是重复前代的错误，个体如此，国家民族亦如此。而重复错误的前提，往往是遗忘错误、美化错误，甚至把错误当成成功的范本。

　　当我们把和珅的贪腐术当成"做官学问"来学习，当我们把曾国藩的屠城功当成"成功学"来膜拜，当我们把李鸿章的卖国条约当成"无奈之举"来同情——我们离重蹈覆辙就不远了。

　　历史反派的"洗白上岸"，洗掉的不仅是他们身上的血污，更是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价值底线。

　　是时候正视这股“翻案风”了。

　　写于2026年秋，北京奥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