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的真实身份和自我误会

　　延安大学白保国副教授自杀的消息前些天在高校圈又成了热搜，作为高校同行，我非常同情他的感受。那种在高校里当老师和科研人员每天就像被一种无形压力在威胁的感觉，那种自己认认真真教学做科研却永远完不成工作量、游手好闲不读书不学习的混混却总是能通过各种歪门邪道顺利过关甚至成果充盈成为学术骨干的极度愤懑，不做研究的行政领导和行政人员制订科研政策折磨做科研的老师、还要指责他们不认真努力的荒唐感，胸腔里时常重新涌动出的要挥刀砍人的少年热血，每个还有点初心还在坚持最后一点底线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都能感同身受。

　　但是也有高校圈外的职场人听说了这件事后，感受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根本不会同情白保国教授，只是认为知识分子太矫情，因为白保国和我们的遭遇，是他们老早就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遭遇了，甚至有比我们还要不幸的遭遇。而白保国只是降级，仍然拥有他们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因此白老师的自杀在一些圈外人看来就是不值得同情。

　　这和同济大学搞“取消长聘”改革后的社会反应是一样的情况，高校教师对此强烈反对，部分圈外人却鼓掌叫好，因为他们早就没有铁饭碗了，为啥你教师就不能下岗？难道你们高校教师就是贵族精英不能碰？

　　对于这种尴尬的情况，我们不能带着感情色彩简单站在某一方指责另一方，先得有个理性的分析。在部分圈外人看来，别人都能忍受的事情，到了知识分子那里就要死要活，那是因为你知识分子自认高人一等。站在高校教师的角度看，他们也有委屈。

　　第一是高校教师的生活如今并没有圈外人以为的那么舒服，圈外人只看到了他们双休和寒暑假有保证，有福利和铁饭碗，教师还不用坐班，没有看到在如今的科研政策下，他们在休息时间根本不敢休息，还得忙于做科研。我自从进了高校以后，感觉下班后的时间都不能自由安排了，进高校以前，哪怕我得加班，双休不能保证，但只要下了班，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属于我自己的。

　　第二是高校教师多是小镇做题家出身，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考研读博进高校，为的就是个安稳饭吃，而 80、90年代的国家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期待。当时只要进了高校当老师，就不仅有了铁饭碗，而且没有什么科研压力。当时没有课题项目一说，没有强迫发论文的考核制度，老师们可以充分沉淀下来静静读书治学，那是一个文艺青年盛行的时代，令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时代。小镇做题家认为自己在读书方面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艰辛，进这个圈子获得这种生活是理所当然。可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生态的巨大变化，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想和承受能力，尤其是这十几年来进入高校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有一种深深的受骗感，一种国家违背了“知识改变命运”承诺而令自己的刻苦治学之梦破碎的感觉。过高的期待和冷酷的现实之反差，必然令他们的心灵承受能力远低于圈外职场人员。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对于自己工作环境的不满涉及很多现象，许多文章都谈到了，白老师的遗书里也谈到了许多，这些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自主研究的空间日益狭窄、科研压力山大。高校教师是否产生剩余价值，涉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判断标准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高校教师特别是非终身教职人员，正日益被纳入标准的资本增殖逻辑之中，甚至遭受“超级剥削”。借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将剩余价值分成了两种：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指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获取的剩余价值，后者指在维持既定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压缩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后者是一种更加精致的剥削，它表面上保证了劳动者的工作和休息时间，却要求劳动者在单位时间进行更多的产出，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技术发明就是在这种目的下产生的，那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所进行的高层次脑力劳动，就是这样一种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活动。科研人员和教师感觉自主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小，大多数时间都必须用来做领导们指定的研究方向，甚至还要承担一部分行政人员的事务，这正是剩余劳动时间挤压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

　　他们表面上有寒暑假，有双休，还不坐班，令加班狗们羡慕，但是他们在上班的每一分钟里都忍受着要多出科研成绩否则绩效不合格的压力，以致连下班时间都生活在这种巨大的恐惧中，这正是资本化身为科研压力以最大限度剥削脑力劳动者相对剩余价值的结果。

　　至于编制，那只能说明他们和国企工人属于一类，虽然令私企工人羡慕，但仍然是工人。因此，普通职场996、007的加班狗所承受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所带来的福报，而高校科研狗所承受的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所施加的折磨，就算博士、教授，只要你无权无势，要在别人指挥棒下做研究，就不过是一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人榨取剩余价值的科研民工。加班狗、科研狗，本来都是一个群体。

　　但在对高校知识分子的身份认知上，社会和知识分子自己，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误会。社会长期宣传知识分子是一群社会精英、知识贵族，高校老师大多数人也自认为如此。硕博文凭、教授职称、高级知识分子的尊称，更是令他人和自己都产生了许多错觉，似乎有了这些身份证书，就是一群脱离了民工队伍的贵族。

　　80、90年代的高校也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幻觉，因为那时需要在高校造就一批批学术小生产者。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就是小生产，然后走向协作型的手工工场，最后是机器大生产。80、90年代，正是在那些祖师爷和学阀的领头下，以“知识改变命运”作大旗，鼓励大家争当学术小生产者，于是学术小生产的模式蔚然兴起。那个年代文章容易发，科研压力轻，知识分子都迷恋上了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学术小生产者。

　　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很多读书人抛弃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理想，相信知识分子应该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群体，抽象地鼓吹学术理想知识尊严高于一切。然而，学阀们发展小生产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他们所宣称的知识的尊严，也不是为了让大家都永远做一个快乐又文艺的学术小生产者，而是为了将小生产者都整合起来变成自己领导的团队，即学术工场，以便自己成为学术大资本家。于是，从90年代末以后，出现了“项目化生存”的学术模式，对于发表论文的要求也日益紧迫，这一切都是为了将学术小生产模式转变成资本化大生产模式，将自由研究的学术小生产者们变成学阀团队里的雇佣劳动者。各大高校领导强调“团队合作”、反对单打独斗散兵游勇，加强科研考核，真实目的就在于此。

　　从那时起，高校的学术小生产者就一步步沦为了出卖劳动力的科研民工，而真正成为贵族的只有领导和学阀们。许多人却仍然被自己的学历、职称这些光环所迷惑，对80、90年代形成的那些“知识分子高贵”等幻想迷恋不已，在现实与幻想中不断内耗，终有一天身心崩溃。而圈外的职场加班狗们却不会有这种内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我幻觉，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已经成了狗，所以就大大方方苟着。高校里那些我们最看不上的善于逢迎巴结领导和学阀的混混也没有内耗，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想做人，老早就看明白了圈子里的真相，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过高的期待，只有名利二字。

　　只有那些想认真做人做事，有着强烈道德感，又总有“身份高贵”自我认知的读书人，内耗最严重。他们的自杀和杀领导行为，阻挡不了高校生态继续恶化的趋势，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到头来领导们只会将这些归结为教师心理健康存在危机，亟需心理辅导。

　　在这里我绝不是要读书人都放弃自己的学术和道义追求，更不是让大家都彻底向现实妥协，但需要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想像出发。在当前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高校知识分子要想坚持自己学术理想，又不想像白保国老师一样精神崩溃，必须丢掉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身份误会”。

　　首先要看清你不是小资，你可能曾经是悠游自在的小生产者，但现在已经被抛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了。你就是无数无产者的一员，只不过是脑力劳动者而已，学历、职称那些只是技能证书。学校里那些工人和打杂的，都是你的阶级兄弟，除非他们已经成为了工贼。你被领导打压、压榨也不是什么丑事，资产阶级必然要压榨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者都是这命运，你过得苦逼是很正常的，工人能苟，你也能苟。也不要再幻想回到80、90年代的状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从大生产状态再回到小生产状态的。

　　你也要认清圈子里那些学术大咖，包括你的祖师爷、导师的真实性质，不论他们学问怎样，他们都只是一群学术资本家，不值得你崇拜。你可以被迫为他们做事，但只是工人为老板做事谋生的性质，不要再在脑袋里掺杂一些弟子孝敬师傅、个人为单位做奉献这些很sb的想象。你做学术，现在也只是和工人打工一个性质，一切都很正常。

　　明白了这些，内耗就会减少。然后，你仍然可以在被迫完成单位考核任务和为领导做课题的剩下时间继续你独立的学术研究。无产阶级读书人的治学模式就得是白天为资产阶级打工，晚上黑灯瞎火地做自己的研究。但不再是为了什么学阀们宣传的“学术的尊严”“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是为了成为什么“学术大咖”，更不能是为了恢复知识分子的贵族精英身份，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去研究，你个人的命运要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为保铁饭碗而呐喊，但不仅是老师的铁饭碗，是所有劳动者的铁饭碗；我们要反对科研考核对知识分子的荼毒，更要揭露所有行业绩效考核对劳动者的摧残；我们要捍卫知识文化的尊严，但这知识文化必须为劳动人民服务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我们要争取自由解放，要打破一切不平等制度对知识文化的束缚，但是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带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解放。

　　文章原载公众号“晦鸣斋”，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