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走了，供销社来了，这是好事
以往只存在于上一代人记忆中的供销社回来了，近日全国多地宣布重启供销社，目前湖北全省率先已重建网点1373个，基层社员45.2万，力争无死角覆盖至每一个街道和乡镇，未来的零售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
其实早在前几年，阿里巴巴的前任掌门马云就有类似的计划，他认为在大数据和IT技术的加持下，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农产品收购、加工、售卖；农业生产资料统一购买、分配、日常烟酒副食售卖；创办电商、食品产业链等等，早在马云的宏图之内。现在马云走了，供销社来了，这是好事。
对计划经济的肯定，似乎让马云戴上了可疑的共产主义帽子，其实它们只是假象，真相其实是老生常谈：计划和市场都只是不同的资源分配手段。如此而已。对供销社谈虎色变，只能说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计划经济也成为了原罪。甚至当饥荒折磨着人们的时候，学者们还会谴责那种把食物定量分配给饥饿者的分配形式是专制的计划经济的残余。
当然，由计划部门来分配资源，免不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人的问题，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只要资本的垄断没有取消，农民的辛苦劳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终端消费者也不会真正得到利益，由国家来打破资本对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的垄断就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都可能要习惯于过紧日子，这个时候，供销社甚至更多的计划手段，只能说是无奈的选择。有了它，即使将来真的打仗，至少也不木栓地饿死人。
有些学者们试图把计划经济跟专制划上等号，说在于现代社会可能会存在上亿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决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一个民主的生产者协会都无法处理。
现在这种形势，学者们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的。而且上亿种商品，听起来是很吓人，但是学者没有告诉大家的是，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此外还有专用设备，而普通公民是不会遇到也永远不会消费这部分产品的。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定货来生产的。不仅仅大多数的重型机器产品需要定货，就连许多轻工业品也是通过定货来生产，这也就是马云的大数据市场所揭示的真义。
事实上，即使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私人消费者在其一生中最多也只能购买几千种不同的商品。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据“市场信号”来“选择”这些商品。消费者的习惯不是固定不变的，技术上的长期变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消费品的核心结构（不仅仅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的生产方式）。一个世纪前的马车以及马车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标准产品。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马车，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汽油、道路建设、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后在建筑上几乎不使用水泥、钢材、玻璃和铝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筑中，木材和砖瓦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普通消费者的天然的需求当然是五花八门的，不过，资本家并不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被动地制造出多种商品，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到处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给他们汽车，要求苹果公司给他们IPad；相反倒会有不少的企业通过广告来制造特定的需求，把定制的商品推销给消费者，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需要。
单个资本家的竞争对整个社会来说意义不大。大多数生意都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预见的结果所产生的习惯、常规及自发合作为基础的。
例如雀巢公司炼乳的产量是高度自动调节和常规化的。事实上，“市场”很少以任何一种经济方式介入这种循环，因为作为垄断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的平均成本加预先确定的利率差额自己规定销售价格。人们总会需要牛奶的，而且总是消费事先决定的或多或少的数量，所有其它的波动都是微不足道的。
更明显的是电力工业，全国电力网通过统计可以相当精确的确定电力的需求弹性，一年中某一时间的最大用电量可以事先估计出来，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或是电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储备足够的电力。电网公司分配电力基本上不需市场力量，也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计算机根据获得的数据来处理。
由于网络技术所造成的普通人之间越来越广泛的合作，将取代市场盲目力量与庞大的中央官僚机制，走出一条路来，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比任何技术官僚或计算机更好地处理分析问题。劳动者更了解自己的工业并能考虑到大量的琐碎事情，而没有一个市场或是中央机构能够在自己的计划中想到它们。
马克思设想了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宾逊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宾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随着社会生产机体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是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
这种新型的计划经济会令社会失去创新与动力吗？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缺乏内在的、降低成本的动力。它很可能减少人们对新消费品的追逐，人们很可能没有过去几年中流行的电动游戏机，手机和电视机可能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每年推出一个新款，问题是我们就会因此而过得不快活吗？
在新的社会，资本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需求，将被真正的需求所取代，例如儿童的教养和教育的普及，对伤残人的照料，创造性的工作，艺术与科学活动，情爱行为，对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难道一个高度重视预防癌症和心脏病，研究儿童性格和智力开发，研究和减少精神病的社会，同我们现在生活的充满放纵的社会相比较，真的是沈闷和缺乏活力的吗？难道长寿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购买两架电视机的自由吗？
缺乏市场竞争，不一定意味着缺少产品创新。纵观历史，大多数关键性的发现和发明均完成于商业关系之外，当人们第一次保存下来火种时，还不存在利润；农业和炼铁业并不是由于市场购买才存在的；而印刷术的发明并不是为了赚钱。医学上最伟大的进步——从詹纳到巴斯德，从科克到弗莱明——并不是在金钱欲望的驱动下完成的；电动机不是诞生在工厂和车间，而是诞生在大学的实验室；甚至计算机（更不必说宇宙飞船）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尽管包含军事目的）而设计的。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增加私人鼓动的利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市场关系和报酬的衰亡会导致技术创新的消失。因为它的动力要比惟利是图的竞争更深一层（即这种动力来源于普通生产者节约劳力的天然倾向和人类对知识与科学的猎奇心）。
同样，那种认为社会平等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据的，在以色列式的集体农庄中，尽管货币赏罚制度消失，但集体农庄的人的工作仍正常进行并颇有效率──事实上，它比包围着它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这里并未出现非货币式的经济不平等、特权、剥削和压榨。暴力和犯罪几乎消失，没有监狱和“劳改营”，令人惊异，它的平均卫生、文化和福利水准高于整个以色列的水平。
个人主义倾向和行为决不会因为经济平等而消失，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无阶级社会的标志并不在于组成该社会的个人的一致性，而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个人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个性化，而不是使个性社会化（即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马克思说得好：人所具有的我无不拥有。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权是计划经济的标配，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