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要有自己管理社会的权力
对直接民主的否定，集中于直接民主的所谓主要弱点上面：（1）群众运动会造成蛊惑人心的宣传；（2）除非偶而用于某些有限的问题，公民投票并不可行；（3）直接民主机构不可能在范围较大的共同体发挥作用；（4）罢免民选代表意味着中介人会插手并起领头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直接民主是劳动群众自我解放的工具，而不是一党统治的借口。什么是民主？最基本的定义应该包括：
1．大多数公民不分种族、宗教、经济地位、性别等差别享有政治权利，即以投票表达意见，选举代表他们意见的人。
2．公民投票应一视同仁（每个公民计作一票）。
3．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自主地、自由地投票——公民的自主判断要尽可能自由地形成，这就要求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围绕着群众的要求自由竞争，并把这些要求转变为集体决策。
4．公民的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各种现实的替代方案，以便能在不同的方案间选择。
5．不仅集体决策而且代表们的选举要运用多数原则。
6．多数人的决策不能限制少数人的权利，这一条件尤为适用于少数形成为多数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赞同所有这些规则，主张以进一步的措施维护这些规则，即人民群众应该直接管理上层建筑。这就是人民民主。
正因为人民群众不能直接管理上层建筑，上述的六项规则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未曾充分地付诸实施。例如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外籍公民和移民没有投票的权利。不过，最重要的事实在于，政党之间不存在真正自由平等的竞争，因为不同的政党在获取钱财和影响选民的其它手段上存在着很大差别。这就不能在物质条件上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利用大众传媒，从而行使平等的政治权利。
群众是否能胜任直接民主的任务？现代复杂的“工业社会”不是应该由称职的专家来管理吗？
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社会是由金融寡头来管理的，东方社会则由上层官僚管理。而且，这种代议制民主还附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政府行政部门”，这一部门没有广大群众的任何民主参与。在这方面，他们倒是把斯大林的一句话作为信条：“干部（即作为官僚的专家）决定一切。”
就拿精英们常常提在口中的民主来说吧。精英们常常说一个笑话，说苏联人跟美国人各自炫耀，美国人说他们敢在街上骂尼克松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敢在红场上骂尼克松。
那些一夜美国人以此来炫耀美国的民主，其实，就算美国人敢骂总统，可是他敢骂老板吗？
精英们在误导民众，在苏联，官僚集团是统治阶级，当然没人敢得罪；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资本是统治的力量。所以人们形式上敢骂总统却不敢骂老板。这就是他们的民主。表面上开明一点，实质上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摆脱被统治的命运。
当然，敢骂总统，这是历史的进步。只不过，骂骂总统就能代表了真正的民主吗？就很了不起吗？只怕未必。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们一度可以批评和撤换企业的管理者，甚至自己直接管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小气巴拉的民主。
美式民主就是小民主，因为，虽然你投票选国家领导人，但是，无论你选择的是戈尔还是布什，都不会代表你的利益，而只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改变被统治被压迫的事实。
有人说台湾是中国的方向，这也太看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了吧？台湾连个小民主都不是，纯粹是流氓民主。枪击案、黑金政治就不说了，议会的公开吵闹也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误以为是自己在当家作主，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
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不选举，或者说议会上鸦雀无声，那才是民主。我的意思是，那只是小民主，还远远不够。
比方说，你可以选总统，但是，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
既然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既然资本家或者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总统，他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
什么是民主？无论受到资本统治还是受到权力统治，都不叫民主。
直接民主是乌托邦的理念？不可否认，社会正朝着自治的方向推进。
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生产、分配、会计或运输等经济活动趋向于电脑化；这一趋势中包含着削减每周工作时间的趋势，以及大力发展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集体协作的有力趋势。社会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要么演化成“二元社会”，其中一部分或多或少受到保护的、在经济扩张阶段甚至会“短缺”的熟练工人，[99]与另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保护的非熟练工人相并存。要么社会使劳动强行同质化，消灭失业，把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30、24、20小时，提高教育、技能培训及再训练在生产者毕生中的作用。
事实上，较“开明”的资本主义雇主也理解到，国家（或人类）的宏观经济生产率更多地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及其对于新技术工艺的适应性，较少地取决于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社会，闲暇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将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随着晚近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现实。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反战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在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地滋长起来，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新社会运动，近年来有数百万人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一切意味着，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主张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做主。
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明确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的真正含义，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在毛泽东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
这些运动有其现实的局限。这要归因于它们缺乏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模式，或者所提出的模式有其缺陷。此外，这些运动至少在政治上还表现出新改良主义的、以及被吸纳进现存权力结构中去的趋势。尽管如此，在群众运动的层面，它们仍然极为新颖并充满解放的潜力。它们一而再地崛起，代表着群众在官僚化国家、各级政府、各类政党及大公司院外活动集团以外参与政治过程的明确趋势。这样新颖的群众运动的概念，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灭亡后使直接民主制度化的巨大可能性。它们事实上意味着，自治远非乌托邦，而是未来的潮流。
尽管许多宣传把“市场经济”当作万应良药，但人们日益体认到，生活压力、心理失衡、暴力、沉湎于毒品、青年丧失希望和前途、道德沦丧的普遍蔓延等对公民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威胁。甚至保守党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逐渐（即使不情愿地）承认，更多的个人主义、更多的社会冲突、为追逐财富浪费更多的资源，无论如何不会为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相反正是问题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有能力逐步理解和控制其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人类不愿再忍受这些非理性的代价。在社会发展中控制那些最严重的非理性趋势，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尤其在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在生态灾难的威胁这一问题上，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倘若非理性继续在这些领域肆虐，人类便注定会灭绝。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争论。在我们看来，这是悲观厌世论者和适度乐观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相信毋需推翻资本主义及其长期的总体非理性、毋需推翻“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毋需推翻贪婪的普遍统治，便可扭转人类自我毁灭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是真正的乌托邦。这种信念指向毁灭。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倘若我们提高集体行为的合理性，倘若我们努力将未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人类的最终毁灭是可以避免的。这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群众的自由和自决。认为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并非“现实主义的”的信念；这等于假定人类天生不适于自我生存。这全然是迷信，是原罪这一神话的新版本。
最后，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只有当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换言之，只有当大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公民逐渐自己掌握了“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官僚才会被扬弃。而这只有在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下，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才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