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个人化、人民性与新社会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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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提出“新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概念的是青年评论家李云雷，他在阐释新社会主义文学同传统社会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时认为：

　　“传统社会主义文学诞生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自发的人民立场，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创作方法上也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美学原则的限定，但‘新社会主义文学’与之不同，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所谓的自由世界不战而胜，冷战结束，历史走向了终结——这是自由主义对历史的描述。在中国也是如此，在1980年代‘告别革命’的声浪中，中国学者的主流曾经将社会主义的经验、思想与历史视为一种负面资产，但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需要重新认识并肯定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在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整体知识格局中，这样的声音较为微弱，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与力量。在这样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新社会主义文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文学，相同的是坚持人民立场与社会主义理想，但不同之处在于：（1）‘新社会主义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的时期坚持探索社会主义的文学；（2）‘新社会主义文学’并非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而是作家与知识分子自发、自觉的一种创作趋向；（3）‘新社会主义文学’在创作方法上并没有特别的限定，但需要从正反两方面借鉴、反思、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及其探索──读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认识把握“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和特征。

　　一、正确处理个人与人民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学的先进性和深刻性，在于它是人民的文学。文学表现时代、反映生活离不开人民，离开人民的时代和生活是抽象而空洞的时代和生活，是没有本质、缺乏力量的时代和生活。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深度在于其笔触抵达劳动人民，其历史内容在于自觉把握由人民力量所推动形成的社会发展趋势，其先进特性在于其鲜明的指向人民未来和文学未来的倾向性。”（《文艺报》2016年11月1日评论员文章）

　　二、正确的历史观。毛泽东曾经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作家描写和反映的人物和生活，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了他对特定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持有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对历史就会做出不同的描写和评价。长期以来，文坛流行一种书写个人琐事和欲望，陶醉于“身边小小的悲欢，即所谓“个人化写作”，日益呈现出将个人与人民、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对立起来的征候。文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弥漫着一种片面理解、割裂，歪曲历史的所谓“新历史主义”思潮，热衷于解构、戏谑和颠覆，在文坛和读者中影响甚大，并长期占据着主流位置。要改变这种状况，作家必须树立正确的，即站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立场的历史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