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优越感的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摘要：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剖析“民族优越感”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阶级本质与社会功能，指出其本质是转移内部矛盾、掩盖制度缺陷的叙事建构。通过梳理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集团在压迫性质上的延续性，阐明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学说才能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文章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基因具有深刻的亲和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结合的创造性实践。基于此，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义，即在彻底革命（“反清”）的基础上拒绝回归旧体制（“不复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致力于国内国际的结构性改革（“去殖、除阀、削藩、下长安”）。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时代，这一道路最终升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彰显了中华民族基于自身哲学智慧与实践经验，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范式的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

　　引言

　　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叙事中，诉诸狭隘的民族或种姓“优越感”，并将其塑造为群体认同与动员的核心，是一种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现象。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当一种社会制度面临深刻的内部治理危机、合法性资源流失或阶级矛盾激化时，将困境归咎于外部“他者”或虚构的族裔对立，往往成为统治集团转移视线、凝聚内部、延续统治的有效手段。这种话语策略如同一块精巧的“遮羞布”，暂时掩盖了制度性失灵与阶级压迫的本质，却将社会引向虚幻的认同冲突与潜在的分裂深渊。毛泽东同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深刻论断，正是穿透此类唯心主义历史迷雾的锐利武器，它将分析的焦点从虚幻的民族对立拉回到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与权力结构之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纵观中国历史长卷，不同标签的统治集团在维护其阶级特权与压迫本质方面，呈现出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无论是前期的“明阀”还是后期的“清胄”，其统治逻辑在深层结构上同构，其腐朽趋势亦具有必然性，终将导向系统性溃败。这种历史洞察警示我们，任何不触及根本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的表面更迭，都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然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正在于其文化传统中蕴含着超越特定统治集团狭隘利益的深厚基因。这些与人民性、公平正义相连的朴素理念，为接受并创造性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丰沃的文化土壤。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信仰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我们坚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呼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在全球视野中倡导破除新老殖民主义、铲除特权阀阅、推进普遍繁荣与持久和平（即“去殖、除阀、削藩、下长安”）。中国的道路明确无误：“反清”之革命必然彻底，但绝非为了“复明”之倒退。我们正致力于建设的，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国。随着人类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视野更加宏阔，目标更加高远——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将以其积淀数千年的哲学智慧与贯通古今的历史纵深，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贡献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与实践路径。

　　一、 民族优越感的祛魅：作为阶级统治意识形态工具的批判

　　“民族优越感”的建构与煽动，本质上是特定阶级进行政治操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当统治阶级无法通过改善民生、保障公正来维系其统治合法性时，制造并强化一种“对内同质、对外排斥”的群体身份边界，便成为成本低廉且短期有效的策略。它将复杂多维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简化为二元对立的民族或种族矛盾，把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问题转化为“我族”与“外族”的生存竞争问题。这种叙事不仅遮蔽了本民族内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根本对立，也阻碍了不同民族被压迫者之间形成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抽离阶级分析的民族主义叙事，只能是掩盖真实权力关系的“虚假意识”。唯有坚持阶级斗争的分析视角，才能彻底揭穿这种“遮羞布”背后的阶级利益本质，认清其服务于维护旧秩序、阻碍社会革命的真实功能。

　　二、 阶级斗争学说的穿透力与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再审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提供了剖析中国历史纵深的一把钥匙。它将关注的焦点从王朝更迭、民族征服的表象，深入到社会财产关系、生产组织方式与权力分配结构的本质层面。从这一视角审视，所谓“明阀”与“清胄”，尽管其族群身份与部分统治策略有异，但其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总代表的本质，其依赖官僚特权体系进行压榨的根本模式，其最终因无法解决土地兼并、官僚腐败、民生凋敝等固有矛盾而走向“必贪、必奸、必叛、必降、必噬、必亡”的历史宿命，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和连续性。这种分析打破了基于族群身份的肤浅对立叙事，揭示了封建社会周期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其内在的阶级矛盾与制度缺陷，从而论证了进行彻底社会革命、打破一切旧有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正当性与必然性。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与“两个结合”的实践进路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除了其本身的真理性，还因为它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固有的某些进步元素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与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均贫富”、“讲信修睦”等理念，虽然存在于前现代的思想框架内，但其中蕴含的朴素人民性、社会平等与共同体关怀，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想提供了潜在的文化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尤其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正是对这一文化基础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它意味着不是简单“复归”传统，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激活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精髓，使其融入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最高准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制度建构之中。

　　四、 从“中国特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愿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鲜明的“反清不必复明”之路。它意味着通过彻底的革命与建设，已经同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与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实现了根本决裂，同时也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封闭僵化与改旗易帜。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在国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指向便是破除各种形式的特权与垄断（“除阀”），促进共同富裕（“下长安”）；在国际上，则倡导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去殖”、“削藩”）。这些实践，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在人类步入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之际，中国的思考与实践进一步升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这一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本位的思维定式与零和博弈的陈旧逻辑，它以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未来为依归，倡导对话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他、合作而非冲突、共赢而非独占。它源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哲学理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提供了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这标志着中华民族正以高度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觉，以其独特的哲学高度与历史纵深，积极参与和引领塑造人类共同的未来。

　　结论

　　综上所述，对民族优越感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它揭示出，这种叙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功能在于掩饰内部矛盾与制度失败。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深刻理解，离不开阶级斗争视角的穿透性分析，它让我们看清不同时期统治集团在压迫本质上的同一性。中华民族接纳并发展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普遍性召唤，也有其文化传统中朴素社会主义理念的内在接应，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重要文化基础。由此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彻底的、向前的道路，对内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改革，对外推动合作共赢、倡导共同价值。最终，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时代，这一切理论与实践汇聚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追求，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致力于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深远历史眼光与时代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