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导向与公共责任的平衡：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政策应对分析

　　摘要

　　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当前中国就业市场呈现的“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机理。研究认为，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企业普遍的效益导向用工逻辑（包括私营企业的“按效益就业”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借鉴的灵活管理模式）与宏观就业稳定、社会公平诉求之间的张力。企业的核心实践是通过精细化控制与节省用工成本来提升竞争力，而这客观上导致了就业的不稳定性与技能错配。作为回应，公共政策体系扮演了关键的“平衡器”与“缓冲垫”角色，通过成本社会化分担、服务精准化匹配与权益保障扩展等一系列组合工具，试图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维护就业大局稳定与社会底线公平。本文通过整合政策文本分析与案例研究，勾勒出“市场行为-政策响应”的互动框架，并对未来政策优化方向提出思考。

　　1. 问题的提出：就业困难的双重归因

　　当前中国的就业市场面临“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复杂局面。表面上看，这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数量、结构和技能上的错配，即典型的“结构性矛盾”。然而，深入观察微观主体的行为逻辑可以发现，这一结构性矛盾的背后，是两类相互关联的驱动力量：其一，是市场竞争压力下，私营企业为生存与发展而严格遵循的“按效益就业”原则；其二，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效率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借鉴和采纳市场化的、更具灵活性与绩效敏感性的用工管理方式，可被概括为“国企的私企化就业方式”。

　　这两种趋向的本质共通点在于，企业将人力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彻底纳入成本效益核算的框架。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节省用工成本、优化人力配置和提升劳动效率来增强组织效能与市场竞争力。这一微观理性行为在宏观上汇聚，却可能加剧就业的不稳定性、非正规化以及部分劳动者技能的边缘化。因此，理解当前的就业问题，必须将企业的市场化用工逻辑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干预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考察后者如何回应、疏导并平衡前者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

　　2. 核心逻辑：企业效益导向下的用工成本控制策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下，各类企业普遍采取了精细化的用工成本控制策略，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些策略构成了当前就业形态演变的内生动力。

　　2.1 直接成本压缩与用工形式灵活化

　　企业首要策略在于直接控制显性人力成本。这包括：严格管控甚至缩减正式编制，更多采用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等非标准雇佣形式；在薪酬福利结构上，增大绩效浮动比例，强化收入与个人及公司业绩的直接挂钩。其逻辑在于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使人工支出更紧密地适配业务波动。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岗位”增长受限，而灵活就业群体不断扩大。

　　2.2 效率驱动的人力资源配置优化

　　其次，企业通过管理优化与技术替代持续提升人均产出。推行“一人多岗”、工作流程再造旨在挖掘内部效率潜力；而加快自动化、数字化技术改造，则旨在替代重复性、程序化的劳动岗位。同时，更严格、量化的绩效考核体系被广泛应用，旨在确保每一单位人力成本都能产生可观测的效益回报。这一“增效”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冗余人员”的淘汰，并对劳动者的技能更新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2.3 功利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利用

　　在招聘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即插即用”偏好，倾向于招募有直接相关经验的熟练工，以节省内部培训成本和时间。对于应届毕业生或转型再就业人员，企业的接纳意愿相对降低，除非有外部政策补贴分担其培养成本。这加剧了青年群体和转岗人员的“入口难”问题。

　　3. 政策回应：作为“平衡器”的公共干预体系

　　面对企业市场化用工行为带来的就业压力与社会风险，公共政策并未试图逆转市场规律，而是构建了一套多层次、精细化的干预体系，旨在对企业行为进行激励、引导与规制，并对社会成员提供托底保障。

　　3.1 降低企业显性负担，激励岗位创造

　　政策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成本感知，通过财政与社保工具降低用工的显性门槛。例如，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对吸纳重点群体（如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就业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税收减免。这些措施相当于公共财政部分承担了企业的部分用工成本，旨在换取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是典型的“用补贴换岗位”逻辑。

　　3.2 补贴技能转化过程，缓解结构性错配

　　针对企业“重使用、轻培养”和劳动者技能脱节的问题，政策通过补贴干预技能形成过程。向组织职工开展技能培训的企业发放职业培训补贴，将部分培训成本社会化。同时，大规模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并推动“岗位+技能+就业”一体化服务模式，旨在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使其更好地匹配企业的效益需求。

　　3.3 规范并保障灵活就业，扩展安全网

　　对于日益壮大的灵活就业形态，政策采取“先承认、后规范、再保障”的路径。在认可其合法性与经济价值的同时，积极探索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体系，如推广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保参保缴费办法。这旨在为市场自发形成的非标准就业提供基本保护，防止其滑向完全无保障的境地。

　　3.4 公共部门与国企发挥导向性作用

　　政策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发挥吸纳就业的“压舱石”作用，特别是在高校毕业生招聘中保持并稳定招用规模。同时，鼓励国企与民企通过产业链协作、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形成“国企实力+民企活力”的协同生态，共同拓展就业空间。公共部门自身也通过稳定招录，为市场提供稳定的岗位预期。

　　4. 双向演进中的协同与张力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的就业图景是企业微观效益逻辑与政府宏观稳定逻辑双向演进、持续互动的结果。

　　4.1 市场与政策的协同

　　在理想状态下，两者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企业的效益导向驱动效率提升与创新，创造更多财富；政策的精准干预则通过分担成本、培养人力、保障底线，缓解市场波动带来的社会冲击，维护社会公平与长期稳定，从而为企业运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例如，社保减免让企业轻装上阵，而技能补贴则为企业输送了更匹配的劳动力。

　　4.2 内在的张力与挑战

　　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持续的张力。首先，政策的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挑战，长期、大范围的社保减免和就业补贴对公共财政构成压力。其次，政策干预的速度和精准度可能赶不上市场变化和技术迭代的速度，导致技能培训的内容滞后于产业实际需求。最后，如何在鼓励用工灵活性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长期稳定的平衡点，仍是制度设计的难题。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表明，将当前就业困难简单归因于企业的“效益导向”或“私企化”管理方式是不全面的。更准确的解释是，这是企业理性成本控制行为在宏观经济转型期的集中表现，与劳动力结构转型、社会预期升级共同作用，形成了多维度的结构性矛盾。现有的政策应对体系展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复杂性，其核心特征是接纳并适应市场逻辑，同时通过公共资源进行战略性对冲与补偿。

　　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可能需要聚焦于：第一，推动形成更可持续的“政-企-个人”三方成本共担的技能终身培养机制；第二，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更智慧、更敏捷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平台与预警系统；第三，逐步构建不分就业形态、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既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与效率，又能有效分散社会风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就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