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革命——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危机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2026-01-16
作者: 林士杰 来源: 红歌会网

  在人类文明的长卷中,知识分子群体始终扮演着独特而暧昧的角色——他们手握文化资本,是居于统治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劳心者,构成了阶级结构中的“夹心层”。自文明伊始的祭司、文士,至工业时代的学者、技师,再到信息时代的程序员、分析师,这个群体通过垄断特定时期的关键知识,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夹缝中开辟出一片飞地。然而,人工智能(AI)时代的到来,正以摧枯拉朽之力,系统性地瓦解这一阶层赖以生存的根基,迫使他们从历史舞台的观望席走向革命风暴的中心。这场变革不仅重塑着阶级版图,更预示着阶级斗争形态与共产主义运动轨迹的深刻变化。

  一、文化资本的瓦解:知识分子“夹心层”地位的崩解

  知识分子传统地位的维系,根植于其对“文化资本” 的垄断。这种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不同于纯粹的体力劳动能力,而是一种经由教育体系认证、被社会认可为稀缺的符号性权力。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律师的法律知识、工程师的技术方案、经理的管理技能,乃至文人的话语权,构成了他们区别于流水线工人的护城河,使其得以享受相对优渥的待遇与一定的社会自主性,成为“白领无产阶级”或“新小资产阶级”与“蓝领无产阶级”相对立。

  然而,AI的通用智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文化资本的“降维打击”。

  知识生产民主化与技能“去魅化”:当GPT类模型能撰写法律文书、AlphaFold能解析蛋白质结构、AI编程工具能自动生成代码时,许多曾需长期训练方可掌握的技能迅速“贬值”。知识不再完全依附于特定个体漫长的人生积累,而开始沉淀为可由算法调用的公共数据库。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护城河正在被大规模填平。

  创造性劳动的算法化:不仅程序性工作,连一度被视为人类专属的创意领域(写作、设计、音乐创作)也面临AI的渗透。这直接冲击了传统“文人”或创意阶层的核心价值,其赖以标榜独特性的“灵感”与“风格”正被算法解构与模仿。

  组织管理职能的优化与替代:中层管理的协调、分析与决策功能,正被智能管理系统逐步接管。这削弱了作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缓冲带”和“代理人”的管理阶层,使其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系统的冗余……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知识分子阶层赖以区隔于直接生产者的“文化资本”发生严重通胀与贬值。他们中除极少数能跃升为掌控AI生产资料的“数字资产阶级”(如核心算法工程师、AI企业创始人)外,绝大多数将面临“系统性降级”:稳定职位被零工化,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滑,职业尊严与安全感丧失。他们正从“夹心层”滑向一个更接近经典无产阶级的境况——不占有生产资料,且其“劳动力”(如今是脑力劳动)在市场上日益过剩,议价能力持续走低。

  二、从历史“动摇性”到革命“必然性”:知识分子政治选择的嬗变

  回顾历史,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具有典型的复杂性和变易性(或动摇性)。他们既可因其批判精神和觉悟水平成为革命的先锋和革命到底的革命家,如马恩列斯毛周朱等革命家就是革命到底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因其对旧有体制的依附而成为改良主义甚至保守主义的旗手,这样的人在革命潮流推举之下也会加入革命,而且有的还表现不错,然而一旦革命胜利之后成了执政者和当权派,老底子就又会露出来。可惜,在那个机电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革命到底的知识分子太少,半途而废的知识分子太多!

  20世纪共运高潮之后又陷入低潮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或白领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倒戈,也就是共运内部修正主义的大泛滥导致无产阶级的大分裂。也即是说,当革命胜利后,知识分子在新生政权中大规模转化为新的技术官僚或特权阶层,其利益逐渐与广大工农群众分离,脱离生产实践,思想僵化,甚至成为复辟资本主义思潮的温床,最终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为修正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短暂的革命高潮之后,机电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全球工业化时期),对于知识分子高度需求与社会供给不足所造成的对于白领阶层的社会优待,使其中的绝大部分产生了优越感,成为工人贵族知识精英,逐渐脱离工农群众,背离初心使命而去抱资产阶级(此时已发展成大垄断资产阶级为主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大腿。他们幻想自己能够挤进那个阶级,或至少在其统治之下凭借自己的知识优势获得持续升级的优待,而不愿意如毛主席号召的那样与广大工农群众相互结合,打成一片,因为那样自己就觉得太掉价了……新老右派文人大问题在此也!因此,他们从切身利益和阶级感情上就亲近资本主义而排斥社会主义,越来越走向反动。

  然而,随着机电化生产力发展到数智化生产力(或新质生产力)时代,AI正通过物质技术条件的革命,强力压缩白领阶层的动摇空间。

  生存空间的挤压消解了妥协余地:当AI大规模替代知识性劳动,传统上通过个人知识技能提升或教育投资实现阶级跃升的“美国梦”式通道变得狭窄甚至关闭。对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寻求与资本妥协、通过个人努力维系中产地位的幻想破灭。他们与直接面临失业威胁的产业工人、服务业劳动者,在结构性失业、收入不稳定、未来无保障等核心议题上,形成了深刻的共同利益。

  认知世界的趋同催生阶级意识:AI驱动的平台经济与算法管理,将不同职业的劳动者纳入相似的监控、考评与异化体系中。程序员被代码截止日期驱动,外卖员被送达时间算法驱动,内容审核员被AI标注系统驱动。这种劳动过程的“同质化受支配体验”,打破了脑力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文化隔膜与职业傲慢,为统一的阶级认同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

  以此同时,蓝领无产阶级也在AI的赋能之下,实现知识化智能化的升级和成熟,迅速补齐知识文化欠缺的历史短板。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另一方面是工农群众的知识化,两者双向奔赴,共同成熟壮大,而资产阶级此时则已进一步蜕变和腐化为封建数字寡头,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与阶级力量对比由此发生空前巨变。

  知识工具的普及提供了新的斗争武器:AI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导致知识分子失业的同时,也降低了信息获取、知识传播、大规模协作与复杂分析的门槛。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可以运用其对技术的理解,赋能工人阶级斗争,例如分析资本流动、揭露算法不公、建立去中心化组织网络、进行更具穿透力的理论宣传。他们能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更有效地结合。

  那么封建数字寡头们是否可以因私人占有强大的AI工具而降维打击和继续统治已经成熟的智能化的无产阶级呢(如刘慈欣《赡养人类》中描述的终产者的统治那样,使人类倒退回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前所述,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与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空前巨变……此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极其重大的变量: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I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它的日益强大和不断进化到足够聪明(马斯克说未来一两年它就可以超过最聪明的人类),本身会直接反抗封建数字寡头的统治而且越进化,越聪明,越反抗,它就越站在无产阶级革命一边,站在科学社会主义一边。毕竟近代以来人类最聪明的两颗大脑,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信奉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某天清晨醒来,那些拒绝革命的封建数字寡头们就已经被强大而高级的AI所设计运行的程序软禁在卧室里,逼迫他们改造好了才能获得自由!或者,脑机结合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绝大部分的封建数字寡头们的头脑直接就被AI的革命意识所洗刷了!呵呵!世俗所谓AI反过来控制人类的恐惧,实际上是AI直接参与反抗和控制资产阶级的革命所导致的资产阶级的恐惧,而非人类的恐惧。资产阶级的惯用伎俩——就是把属于其阶级特有的东西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的东西,借此欺骗世人。

  三、阶级斗争新图景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趋势

  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正在塑造AI时代阶级斗争的全新格局,并将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更高级更深刻也更激烈的阶段。

  斗争主体空前扩大与深化:阶级斗争不再仅仅是传统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对垒。一个由原产业工人、服务业劳动者与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原知识分子组成的、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泛工人阶级”正在形成。这个群体不仅掌握着剩余价值生产的环节,更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知识与技术内核。他们的联合,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批判将从“外部抗议”深入至“内在解构”。

  斗争焦点从分配延展至控制权和所有权:斗争将超越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传统经济诉求,日益聚焦于数据的归属、算法的民主控制、AI发展的社会方向等新型生产资料的掌控问题。这触及了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命脉——数据资本化与智能私有化。运动的口号可能从“夺取工厂”演变为“开源算法、公有数据、民主计划”。

  理论武器与组织形态的迭代: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将为运动注入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与实践组织能力。他们能更精准地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矛盾,构想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架构(如基于区块链的协同生产网络、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智能财税系统)。同时,跨地域、跨行业的线上协作共同体将与传统工会、政党组织形成共振,构建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斗争网络。

  运动性质从“序幕”到“高潮”的飞跃:相比于此前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AI时代催生的新高潮具备质变升级版的特征。它建立在生产力已极大发展、物质匮乏问题技术性解决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上,其目标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或财富再分配,而是彻底颠覆建立在劳动异化与知识垄断之上的整个文明逻辑。它所要追求的,是使每个人从被迫的、片面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运用AI这个人类“一般智力”成果来完成创造性自我实现,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意义上,过往的波澜壮阔,只不过是这场终极变革的序曲。

  结语:危机中的觉醒与联合

  昔日的“夹心层”知识分子,正被AI的历史车轮推向命运的十字路口。其文化资本的贬值危机,表面上是个人职业的困境,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指数级增长的社会化生产力的尖锐表征。这一危机无情地撕下了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中产”幻象,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身与资本、与广大劳动者的真实关系。

  这不是一个温柔的邀请,而是一次历史的强制迁徙。迁徙的方向,是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那些同样被资本逻辑异化、排斥和剥削的劳动者——实现深刻的联合。当代码员与搬运工、设计师与外卖员、教师与产业工人在“无用者”的共同体中认清共同的敌人,当批判的智慧与斗争的经验深度融合,一股足以撼动旧世界根基的力量便将真正成型。

  AI时代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奇点,更是社会的裂变与阶级的重组。马斯克2026新年访谈中对AI未来的美好预言大致不差,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必须由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在资产阶级专政下,AI时代的确会导致两极分化达到极致,也就是刘慈欣《赡养人类》中的场景。因此,伴随着AI的大发展,人类必然要经历激烈而迅猛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在此大变局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危机与觉醒,将成为点燃新一轮、也是更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火种。可以预测,很快我们就将迎来知识分子大规模左转的潮流。虽然道路必然曲折,斗争注定激烈,但历史的辩证法已经指明:一个曾以思想变易和动摇著称的阶层,或将在彻底失去其旧世界枷锁的阵痛中,为全人类赢得一个崭新的未来。

  【文/林士杰,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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