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liu：从解放军重拳反腐看“东升西降”重大变数
根据新华社2026 年4 月3 日的官方通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截至4 月3 日，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共有3 名委员被官宣落马。另外两位落马的政治军委员是张又侠和何卫东，主要罪名也都是严重违纪违法。
短短两年内，三名政治局委员落马，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
官方强调此次行动体现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旨在清除军队内部的政治隐患。
这场反腐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军内部的高层领导和军工企业。马兴瑞拥有工学博士学位，在担任广东省省长和新疆党委书记等要职前，曾长期在航天系统工作（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被称为“航天少帅”。
自2023 年火箭军窝案爆发以来，已有大量高级将领落马，其中明确被通报或证实调查的上将人数已达10 人以上。以下是具体的落马高层及上将名单分类：
中央军委领导层7人中有5人落马，他们是：
张又侠（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李尚福（上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
刘振立（上将）：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苗华（上将）：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除中央军委外，多名战区领导在2025和2026年间被开除或撤职：
王秀斌（上将）：军委俩合作章只会中心常务副主任
林向阳（上将）：东部战区司令员
秦树桐（上将）：陆军政治委员
袁华智（上将）：海军政治委员
王厚斌（上将）：火箭军司令员
王春宁（上将）：武警部队司令员
周亚宁（上将）：原火箭军司令员
丁来杭（上将）：原空军司令员
反腐的“重灾区”最初集中在火箭军（涉及两任司令员及多名副司令）和军委装备发展部，随后蔓延至联合参谋部和政治工作部等核心职能部门。在短短两年内，两名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和多名军委委员同时落马，其震动程度已超过当年的“郭、徐”案。官方在内部通报中多次提及“严防两面人”、“铲除政治隐患”以及“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显示这不仅是经济腐败问题，更涉及深层的政治忠诚问题。
落马或受到处理的军工企业主要领导人和专家也很多。例如：
谭瑞松：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负责歼-20、运-20 等核心战机研发
周新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
顾军：其落马被认为与核武库扩容过程中的资金挪用或质量问题有关
尹家绪：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涉及坦克、装甲车等装备的采购腐败
军工企业的腐败与军队高层的动荡是高度关联的。从2024 年到目前的2026 年4 月，中国军工系统正经历一场堪称“地震”的整肃。由于军工企业（如中航工业、兵器工业、航天科技等）是军队武器装备的直接供应商，这些企业的领导层往往与军委装备发展部、火箭军有着极深的利益往来。
今年3月，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同步更新名单，扯下了多名军工背景院士：
杨伟：歼-20隐形战斗机总设计师
刘仓里：涉及核武器
刘国治：中央军委科技委主任，长期负责国防科技前沿开发
吴曼青：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主持研制“空警-500预警机雷达
赵宪庚：是中国核武器研发领域的核心人物
魏毅寅：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CASIC）副总经理。长期从事飞航导弹设计及制导控制系统研发
这次大规模的院士除名，涉及雷达、核武、导弹、航空四大核心战略领域，级别极高，被认为是自2023 年开始的火箭军及装备采购系统反腐风暴的延续。官方虽未公布细节，但此类“撤下简历”在以往案例中通常意味着相关人员已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并被撤销院士称号。
解放军和军工系统如此众多高级将领、高层领导和专家、院士的落马，让人直接怀疑解放台湾还有戏吗？
智库分析认为，解放军正处于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动荡期，这种统性腐败意味着解放军在短期内难以支撑高强度、高精准的台海联合作战。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极高的各军种协同和后勤保障，目前的解放军很难完成这种级别的动员。短期内确实打不起来。
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分析，通过清洗，军队最高层能够更有效地安插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将领。如果未来的军事行动被视为政治任务，这种高度集权的结构可能会减少内部不同意见（如职业军官对战争风险的担忧），从而提高执行政治意志的效率。通过反腐清除“害群之马”，以提升长期的战斗力。如果新上任的将领能迅速整肃装备采购和训练造假问题，从长远看，军队的质量可能会有所回升。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在2026 年3 月18 日发布的《2026 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目前并没有在2027 年执行武统台湾的预定计划，也没有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此前美国军方（如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多次强调2027 年是解放军具备攻台能力的“关键窗口”。但最新报告区分了“具备能力”与“执行意图”，认为北京目前仍倾向于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通过非武力手段（如经济施压、政治干预）创造统一条件。
但是美国情报界作出以上判断的根据，除了解放军内部反腐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外，还考虑了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暴雷和人口老化等结构性问题，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目前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一场高风险、高成本的台海战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逆的打击。
除了中国内部军队整肃和经济压力外，外部军事环境的剧烈变化确实起到了极强的战略震慑作用。
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在2025 年至2026 年间发生了质变，这直接改变了北京的攻台成本计算。日本已在石垣岛、宫古岛和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仅100 多公里）部署了射程超过1000 公里的改良型12 式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滑翔弹。这意味着解放军一旦动武，其侧翼将直接暴露在日本的火力网下。日本正式获得“反击能力”（准航母加装F-35B，引进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政界多次明确“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明确的介入信号使得北京不得不考虑在攻台的同时，是否要面对美日联军的全面反击。
美军最近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实际上是一场“全球武力展示”，向潜在对手展示了其在多线作战和精确打击方面的压倒性优势。
美军在委内瑞拉局势动荡期间，通过高度精准的特种作战和无人机打击，迅速瘫痪了亲俄/亲中政权的核心指挥链。这证明了美军在“后院”拥有绝对的控制力，且能够通过非接触战争快速更迭政权。如果美军能如此轻易地在拉美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那么在台海防御战中，美军的电子战和卫星定位能力可能会让解放军的指挥系统面临同样的风险。
在入侵伊朗的战争中，美军展示了新一代定向能武器（激光防御）和高度集成的防空系统（如陆基神盾），极高地拦截了饱和式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同时，美军对伊朗核心军事设施的远程隐身轰炸，展示了其“防区外打击”的精准度。伊朗的导弹饱和攻击曾被认为是克制美军的利器，但实战结果显示美军的防御技术已产生代差。这让北京对“导弹洗地”台湾、以及用东风系列导弹阻击美军航母的实际效果产生了巨大的动摇。
因此，美国情报总监的结论逻辑是：在内部整肃尚未完成、外部威慑又急剧增强的背景下，贸然动武无异于战略自杀。
在2026 年的当下，“东升西降”这一判断正面临自提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修正。虽然北京在官方话语中仍维持这一宏观叙事，但在实际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层面，局势展现出了极为复杂的“不对称演变”。
2025年到2026年，美国经济展现出了超出预期的韧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AI）引领的生产力革命下，GDP 增速依然稳健。相比之下，中国受困于房地产危机的深度消化、地方债压力以及消费疲软，增速已放缓至4%–4.5% 左右。
西方主流智库（如经济学人、高盛）目前的普遍共识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表已被无限期推迟，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超越。这种预期改变了全球资本的流向，也削弱了“东升”在经济层面的说服力。
2025-2026年被认为是AI 的“大爆发年”。美军及其盟友在AI 军事化、自动驾驶及通用人工智能（AGI）领域的领先，不仅是技术领先，更转化为了代差优势。随着美国及其盟友（如荷、日、德）在高端芯片设备上的联合封锁常态化，中国正面临“技术孤岛化”的风险。虽然中国在新能源（EV、光伏）领域维持全球统治力，但在决定未来霸权的“底层算力”上，西方的领先地位反而得到了巩固。
张又侠、马兴瑞等军政高层的密集落马，向外界展示了体制内部的某种“不稳定性”或“清理压力”。这种频繁的高层震荡，让国际观察家开始重新评估“东升”背后治理模式的抗风险能力。
尽管美国内部存在政治分裂，但在外交上通过“门罗主义”的回归（如在委内瑞拉的介入）以及对日、韩、菲、澳的强力整合，显示其全球动员能力并未如预期般衰落。
“东升”虽然受阻，“西降”在某些维度依然成立：西方国家面临严重的移民问题、债务危机和社会极化，这依然是其长期衰落的诱因。
在 2021 年，人们谈论的是东升西降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在 2026 年，人们讨论的是“长期的战略僵持”。这种从“进攻性崛起”到“战略收缩与整肃”的转变，正是中国军队和政治高层频繁变动的深层背景。目前的修正共识也许是：“东升”在减速，“西降”在止跌反弹。
（原创首发，作者系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供稿并修订：肖志夫，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