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温儒敏被毙文章:孔庆东和“孔庆东现象”
作者按:本文是半年前为孔庆东新书《国文国史三十年》写的序言,在老孔所谓“三骂”风波之前就写好了。“三骂”闹得满城风雨之时,有报纸约稿,给了这一篇,编辑连连说好,可到了主编那里,拦住了,不敢发表。这能体谅,那就在自己博客上张贴吧。在此之前网上已有转载,也不要紧,这一稿略有修改。
今年夏天孔庆东告诉我,中华书局要把他在北大中文系上现代文学课的录音稿出版,书名为《国文国史三十年》,嘱我写序。还没有看到稿子,我就爽快答应下来。庆东上本科时,我担任过他们的班主任,后来他留校任教,彼此成了同事,比较了解,我乐意支持他的新书出版。我也可以借此机会认真打量一下孔庆东,分析一下“孔庆东现象”。在我眼中,庆东是学者,但更是个作家和媒体人,擅修辞,会说话,才华横溢。有时听他讲演,或俗话连篇,或戏谑嘲弄,或詈骂泄愤,当然更多妙语连珠,颇有一种“痞气”的快感,有意标示“草根”而拒绝“绅士”;他擅用连类夸张,矫枉过正,在敏感部位打“擦边球”,三分偏要说到七分,让你捏把汗,但想到这是创作,是痛快文章,也就体谅且有些佩服。
我不太上网,不爱看别人的博客与微博的唠叨,免得太多的信息与嘈杂的干扰,但我知道庆东的博客影响巨大,有众多“粉丝”。他的博客结集出版后送给我,看过若干篇,越发感到他就是一位很适合生活在传媒时代的作家。“博客式”的煽情,加上网友所热衷的戏谑、调侃、嘲讽,把“北大醉侠”和“孔和尚”凸现为极富个性的言说符号,每当醉侠、和尚亮相,就引发一阵轰动。他非常懂得如何在与读者互动中形成某种“气场”,表达自己的情思,而围观者与“粉丝”也在抢占“沙发”和唇枪舌剑的嬉闹中,得到情绪的宣泄。
孔庆东在博客或者电视上常常 “骂人”,有时骂得很难听,连人家的母亲也捎带上,真让人受不了。特别是想到他是一个教授,据说还是孔子七十二代孙,却那样放肆,的确太出格了,有失身份。难怪许多人要“倒孔”,认为“孔和尚”爆粗口是在挑战道德底线。但我纳闷的是,生活中的孔庆东从来不见他骂人,为何写文章就要骂?到底触碰到他的哪些“大是大非”,才会那样雷霆大发?还有,这明明是 “不文明”的言行,为何仍有众多“粉丝”支持?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对“孔庆东现象”恐怕不能停留于道德层面的辩论,更应当做些社会心理分析,特别是要对传媒时代的社会心态有所分析,才能透过表面发掘其实质。
暂时放下讨论“骂人”这种传媒时代的“行为修辞”,从孔庆东的创作看他的文化追求。他的大部分文字,可以称之为“博客文学”,其特点就在喜用游戏或调侃方式对各种“社会像”——包括自己——进行戏谑漫画,有时他语不惊人死不休,就要走极端,甚至要“开骂”,这走极端或“骂”其实是为了引起注意,意在打破遮蔽、麻木与偏见,具有明显的亚文化叛逆性。我猜想,日后若有人研究这一时段的“博客文学”,大概是不会放过孔庆东的。
但孔庆东和一般作秀炒作的写手不同,他始终关注社会,针砭时弊,为民请命,透过那些嬉笑怒骂和游戏笔墨,你能感触到某种正义与责任。孔庆东分明瞧不起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不满足于当书斋里的学者,他心气高,骨子里还是想通过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去影响社会,改善人生。庆东好品评时事,语多讥刺,愤世嫉俗,纵横捭阖。有时你会觉得他的痛快文章太过意绪出发,毫无现实操作性,细加琢磨又可能发现某些“片面的深刻”。用传统的心态很难接受孔庆东,但应当想想为何有那么多年轻朋友——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年朋友欣赏他,这确实是一种新的社会心理现象,就像当年郁达夫被许多大人物视为“下流堕落”,而青年人却在其作品中读出人性的真实一样。
有一段我曾为庆东担心,“劝说”他不要过多接触传媒,应当在专业研究方面多下功夫,因为大学毕竟有大学的“章法”。庆东哪里会听我这一套?他客气地点头称是,转过身去还是我行我素,越发往现在这个道上走了。我也转而说服自己:庆东是在尝试一种新型的带有某些“行为艺术”意味的创作,他已经很成功,很有影响,何况他的调侃、玩世背后始终不失改造社会的苦心!
庆东每次提升职称时,都碰到一些麻烦,有些评审委员看不惯他的“痞气”和时而“出格”的言辞,这时,我就必须出来帮他一把了,理由是:不要刻板地要求一位才子,一位作家型学者。他的“痞气”背后还是有认真的文化批评。如今中文系缺少“文气”,能有多少老师真的会写文章?孔庆东起码活跃了“文气”,何况他收放自如,学术研究水平也高。北大毕竟还是北大,最终没有为难这位才子,孔庆东也只有在北大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才如鱼得水。
是的,孔庆东的本业做得出色,学术研究有水平。我可以随意举出几个例子。比如庆东研究曹禺的《雷雨》,率先探讨了这一著名话剧的演出史。他查阅民国时期大量报刊史料,第一次系统清理了《雷雨》演出的复杂历史,以及这一剧本付诸演出的复杂的修改变化过程。在这个方面,庆东的研究至今仍是为学界赞许的。他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十几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超越雅俗》,厚积薄发,已经有严家炎先生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至今仍颇有曲高和寡的味道和独特的学术价值。庆东曾和这个领域的“宿将”范伯群先生联手,写过一本《通俗文学十五讲》。过去的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不重视,也不给位置,研究这方面需要搜寻清理大量史料,要下死功夫,又要有文学史的眼光,是拓荒性质的工作,很不容易。孔、范合作的“十五讲”别开生面,在高校影响很大。此外,在鲁迅、老舍、金庸等作家研究方面,庆东都有不俗的建树。读他的这些论作,有时可能会感到很大的“反差”——这是那个在博客上嬉笑怒骂的“孔和尚”的论作吗?庆东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早已抵达现代文学的学术前沿,而且总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观点闪亮呈现,只不过这些实绩都被他的博客盛名掩盖了。
这些年来,孔庆东在北大中文系主讲过几次现代文学基础课,想必他的课会大受欢迎,来捧场的“旁听族”也一定雀跃。据说学生“民选”北大十佳教师,孔庆东高票当选第一名,真羡煞我也。我在北大教了30多年书,也没有这个“福份”。 他的课有亲和力,生动有趣,贴近学生,所以得到学生的喝彩。庆东把他讲课的部分录音稿给我发来,我看了,果然如此。感觉有这么几点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不妨说说。
庆东讲现代文学喜欢“穿越”,讲着讲着就联系到现实生活。他讲“五四”联想到现今对这份遗产的不重视,甚至扭曲、颠覆,太可惜了。讲鲁迅必定论及“国民性批判”至今未过时,而且还很迫切,现实社会许多乱象早在鲁迅笔下就讨伐过了,现在又沉渣泛起。讲左翼文学,他用很多精力阐述左翼精神的当下意义,联想到当今类似“包身工”的残酷现象,让人感到一种很沉重的民本情怀。总之,孔庆东的文学史是鲜活的,思想饱满的,带有现实批判的锐气。相比之下,现今许多碎片化的、琐屑的的研究,那些 “穿靴戴帽” 仿汉学的文章,就愈加显得无聊与苍白。我并不认为讲课非得处处联系现实,但作为一门时代感与思想性都很突出的现代文学课程,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谈过,这些年拜金主义流行,加上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形成普遍浮躁的学风。从以往“过份意识形态化”到如今的“项目化生存”,刚解开一种束缚却又被绑上另一道绳索。还没等喘过气来,许多学人就再次感受到无奈: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读了孔庆东的论著,我愈加感到这些问题的严重,而孔庆东文学史的“穿越”现实,也就更显出其价值。他的文学史灌注着一种责任心,他的“穿越”是在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这种“穿越”或者“对话”,能使现代文学传统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
孔庆东讲课思路非常活跃,他不满足于只讲文学史,同时要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者说,他要通过文学来讲“国史”。这个志向大了去了,未必都能实现,却也体现一种文学史观,一种叙史的方式。其实对此我是有过怀疑的。几年前,我曾写过文章表述,思想史不能取代文学史,那是考虑到当今宏大叙事仍然太多,动不动就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文化史的填充材料,忽略了文学研究审美的、个性化的探求。这种状况现今仍然很严重。但值得宽慰的是,孔庆东的文学史虽然在几种“史”之间穿梭,但基点始终还是文学,重点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他对不同作家和文学史现象的分析,是紧扣着创作来进行的,这种分析并不只是为了以文证史,也为了显现各种不同的审美风致,启发与导引审美的愉悦。
更显个性的是孔庆东的那种放达,他把博客文风带进了课堂,打乱了常见的有板有眼的授课系统,弱化了直线性的史的脉络,不时插入轶闻史事,又不断以“问题”冲击思维,使课堂氛围极为活跃。不只是词采的活跃,更有思想的活跃。现在大学老师的心思很多都不在教学,学生上课也往往提不起劲头,庆东能把课讲得有趣,激发学习的兴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我也有些担心,这样会不会“跑马”太远,收拢不及,枝蔓过多,妨碍主线;而“问题”频繁时,难免有非此即彼、缺少分寸感的发挥(可能是修辞手段),也可能超出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接受水平。倘若把握不好,就会天马行空,一堂课下来,只有满天星斗,而缺少条分缕析的“干货”。基础课嘛,毕竟要注重“基础”性,注重教学中的接受规律,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培育。有些思辨性的内容,可以留到研究生阶段解决。
也许这只是我看讲稿的多余想象,是提醒其他人不可随意效仿孔庆东。如果大家已经熟悉写博客的“孔和尚”,那么就再接触一下作为文学史家的孔庆东吧。
此文写于2011年8月10日,11月23日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