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领导人的清贫、自律与互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一切经费靠共产国际支援，党的领导人那时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如果后面还有一大家人生活需要维系照顾的话，必然会陷于困窘的境地。那时党的领导人的日子是清贫、自律与相互关怀的。

　　一、李大钊倡议募捐助陈独秀脱困

　　党的二大前后，陈独秀又一次被捕了。这是陈独秀第四次被捕。

　　迫于各方面的强大压力，8月18日下午，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

　　陈独秀获得释放，这应该是好事，无论是党内同志还是党外参与营救的朋友们都觉得应该庆贺。但随之他们又替陈独秀担忧起来，他家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有人曾对那时北京一带的生活资料进行过统计，北京市郊5口之家，每年100块大洋就可以维持生活。月薪300块大洋，生活应该是相当优裕的。可陈独秀南下组建共产党后，成了职业革命家。薪酬随之消失，换言之，他为党的事业牺牲了薪酬。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全传》中说：“自从他离粤上任中共领导人以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干部，组织上只给每月30—40元的生活费。陈独秀即使要了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开销。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他的生活费，主要是1922年亚东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而夫人高君曼本就有严重的肺结核，在北京生活时，家庭经济条件好，能得到较好的医疗与保养。到上海后，经济收入不稳定，政治风险带来的巨大忧虑，让高君曼的体质再度下降，也使得家庭支出增多了。

　　汪孟邹曾回忆：“1920年，独秀从北方回来，因生活困苦，时常要我接济他。他的版税，按月要给他的太太君曼用，又要拨给大儿延年二儿乔年作学费（每月约10元），已经无存。总之，他个人的费用，历年借下去，已近二三千元，到了后来我去南京牢里探望他时，他总要提起所欠如何还清。”

　　这次被捕又使陈独秀“损失”巨大，无疑让陈独秀的家庭生活雪上加霜，甚至难以为继。据李大钊同胡适商议时的估算， “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

　　按说陈独秀被捕可是因为党的事业造成的，而他又是党的总书记。即使不说销毁书籍纸版这些有可能涉及个人的损失，单就那些打官司费用及罚款来说，这可完全是公事啊，党应该来补偿或者承担吧。那时党的费用基本上是靠共产国际支持的，而共产国际给的经费也很有限。1923年4、5两个月党中央的经费，共产国际就给了1000墨西哥元。陈独秀本来就是个硬汉子，本来就反对拿人家的钱去“雇用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自己硬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