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最“难搞”的上海，毛主席亲自指挥"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运动距今已过去了70年时光，虽然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教育内容当中只有短短几行字，但在当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关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反”针对的是那些被腐蚀的干部，时间在先；“五反”针对的是不法工商户，时间在后。

　　“三反”、“五反”又有着密切关联性，简单说，就是受贿者和行贿者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是一体两面。当时这种违法犯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且看当年的血淋淋的事实！

　　上海的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贿赂勾结国家派出的军需用品采购员，把大量的过期药、假药、卖不出的器材都卖给了国家，伤害了志愿军战士身体健康。

　　他的这种做法，就连他药房里的店员都感到气愤填膺，指责他说：“志愿军在前线流血，我们在后方连按期发售药品的责任都不能好好尽到吗?”

　　王康年却说：“朝鲜路途遥远，这事我拿得稳。”

　　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承包了大批中南区人民用来支援志愿军的救急包和三角巾。

　　他却把领来的一万斤好棉花换成坏棉花。这些黑心棉许多是从废品站捡来的，弹花的时候臭气冲天。没有漂白脱脂，没有消毒，就做成了给志愿军在战场上扎伤口的救急包。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以及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生产志愿军用的罐头牛肉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

　　不仅如此，两个奸商每天还到各处肉摊收买一千斤臭肉和坏肉掺进去，前后共达十二万斤之多。这些不合格的牛肉被运进战场，有的志愿军吃了以后都生病了。

　　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奸商，发霉的大米、掺沙子的腌菜、有毒的罐头，一批又一批送往战场，有的官僚也和他们配合，贪污腐败。

　　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包了志愿军三万五千双军鞋，制作时偷工减料，志愿军没穿多长时间就坏，严重影响行军作战。

　　武汉奸商周泽信和刘文清承包了志愿军使用的七万把铁锹，其中有24300把偷工减料使用汽油桶铁板制作的。在挖战壕的时候，这种劣质铁锹一碰就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土工作业。

　　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奸商朱立成，承接了志愿军汽车零配件，他从旧货摊上收买各种老旧零件冒充新零件。致使大量志愿军卡车在朝鲜的冬天里无法启动，延误物资运输。

　　当志愿军报告的这些触目惊心的材料送到毛主席案头时，毛主席勃然大怒，他为广大志愿军指战员鸣不平！他为那些被资本家们以蝇头小利拉下水的干部们痛心疾首！

　　为了整治这种不正之风，让前线的志愿军能安心作战，毛主席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浩浩荡荡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1月底，国家开展了“三反”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案。

　　“五反”是在1952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三十)开始的，毛主席在1月5日看了北京的《三反运动报告》后，于26日亲自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这既是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需要，也是推进国家经济计划，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从更高层面来说，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斗争。

　　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的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

　　“五反”中许多材料和线索，是从“三反”中发现的，比如，五反为什么会有“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一条？就是有的干部把国家经济机密泄露给了不法商人。然后，他们提前“布局”捞取暴利，1950年8月北京、天津粮价暴涨，1951年华北地区碱价大波动，都是这样造成的。更严重的是，有的人得到这些经济机密后，还交给了台湾当局和西方间谍。

　　也就是说，“五反”的每一项都是一条战线。

　　“五反”重中之重就是大上海，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它还是的中国经济中心，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

　　然而，上海也是“五反”运动最难搞的城市。

　　陈毅市长邀请了72位上海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几乎包括了上海所有头面人物，但人家回去照样不配合。然后一些愤怒的工人、店员各自为战，搞出了一些过激行为。

　　2月29日，毛主席复电华东局和上海，同意将“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之后进行，先做好准备工作，上海事关全局，要争取群众拥护。

　　毛主席说，“这样既有利于三反工作，也有利于以后的五反工作，也有利于全国经济形势。”

　　“五反”时期上海街头的宣传画和标语

　　在调整部署后，上海收到群众揭发不法商户的材料有24万件。但有一些干部思想消极，对五反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资本家更是趾高气昂，认为五反在上海已经被迫中断，还有国民党特务乘机在社会兴风作浪，谣言四起。

　　3月25日，“五反”运动在上海正式展开，陈毅举行了全市动员大会。

　　但上海的资本家故意停工、停产、停业，还对全市163000有工商户进行煽动，跟着闹事，以此要挟国家，导致经济运行严重堵塞，基础设施建设延期，生产率下降，税收大减，市场冷清，失业率大增……并影响到了浙江、江苏等省份。

　　毛主席定下了斗争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在商业当中再分为，普通从宽，投机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做到斗而不乱。

　　不能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不能误解从宽政策，失去斗争严肃性，否则会引起群众不满，资本家再行嚣张。在广大上海人民的支持下，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上海的“五反”运动，毛主席自始至终都是直接过问，他一边要指挥朝鲜战场，一边要指导上海这场经济领域的硬仗。

　　这样，上海的“五反”运动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局面得到了扭转。

　　王康年被处以死刑

　　工商户并不都是违法企业，如何将它们区分开来？

　　上海16万家左右工商户分为五类：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

　　重点要打击就是后面两类，划分之后中，它们的占比约为5%，这就是“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策略。

　　当时，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中的头面人物是荣毅仁，陈毅对荣家该如何归类拿不准，上海倾向于将荣家划为“基本守法户”，就已经算是从宽。

　　此事报给了周总理，请他定夺，周总理又找毛主席商量，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五反时期上海黄浦区的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工作室递交“坦白书的场面”

　　将荣毅仁立为标杆，是毛主席高超斗争艺术的体现。原本相当紧张的荣毅仁立刻在根本上转变了思想态度，他也非常有智慧，为上海工商界积极响应“五反”作出了表率。

　　荣毅仁的转变，使得其它想闹事的工商界大佬们失去了主心骨，纷纷表示要遵纪守法。

　　上海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4月末，毛主席就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上海的“五反”工作，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跟工商界讲团结了。

　　5月，上海五反运动进入扫尾阶段，10月25日，全国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朝鲜前方战场与国内后方战场，两大决战在同时进行，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范围内狂风骤雨般展开，通过群众检举揭发，人民政府依法惩处了一批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惩处缺斤少两的无良商人。

　　值得一提的是，镇反运动还带来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三反开始前，抚顺矿务局不肯接受十万吨煤的增产任务。三反运动后，经过全矿职工的详细计算，可增产二十万吨。

　　同时，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 以连续三次大战役，迅速把侵略军从鸭绿江打回到清川江，从清川江打回到三八线。志愿军把美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辉煌战绩，直接改变了整个国内的形势。曾经让人人惊惶的恐美症，突然间就被治好了，比什么药都管用。

　　《文汇报》及时记录了市民的心理变化：美军最近在北朝鲜的总溃败 , 使许多患恐美病的人 , 也开始认识到美帝没有什么可怕 , 曾经一度被人提出的”美帝不是纸老虎 , 也许是铁老虎“的论调 , 已经无形中消散了。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它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净化干部队伍，团结全国人民，稳定经济发展，打击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嚣张气焰都具有重大意义。

　　毛主席当时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

　　什么叫人民战争?那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一道防线，他们或在硝烟战场，或在田间地头，或在工厂车间，或在厅堂书案。每个人都盼望着能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

　　灯红酒绿、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和买办横行的上海，不是人民的上海；大街上睡着解放军，打赢“两白一黑”经济战、稳定物价，解放妇女，建设社会主义，造钢铁，造航母的上海，才是人民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