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毛主席对我的鼓励

2023-12-09
作者: 周谷城 来源: 中国政协文史馆公众号

  一九二一年春,我到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教书,当时毛主席在小学部任主事(即主任),我在师范部教英文。部虽然是两个,却同在一个学校里,因此我们彼此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些。

  ▲毛主席为湖南第一师范题词

  有一次,晚饭后他到我的住室里,看见我的书架上有英文版的三卷《资本论》,很感兴趣,说:“您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后来他拿了一些“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的音译)丛书的小册子给我看。有时我也听到他同工人们讲阶级斗争。日子久了,我不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因此在长沙时我曾写过两篇论租谷的文章,指出租谷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两篇文章,颇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一些懂旧经济学的人讥嘲我说:“周先生,真进步呵!”有些反动的老头子说:“文章写得好,但是有土地给人家耕种,不许收租是讲不通的。”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农村社会的新观察》,文中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价值的道理也插入了。一九二七年春,我在武汉时,曾把文章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这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我遵照他的意思,在报上发表了,颇引起了一些反响:正面说好的固然不少,但蒋介石叛变以后,湖南反动派抬头,即根据这篇文章及原有的租谷论要捉人,当时我已逃到了上海。

  ▲青年时期的周谷城

  毛主席对我思想上鼓励之外,对我的活动的鼓励也是很多的。一九二六年,正当国共合作,准备北伐之时,我同一位老同学到广州去看国民革命后新广州的情况。我这位老同学是同陈铭枢到湖南接洽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的。我到了广州,住在粤秀路粤秀酒家。毛主席知道我到了广州,曾来粤秀酒家同我谈话说:“周先生就在这里教书好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他的意思是要我留在他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我回答说“我要回去,因为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去。”他说:“只要在这里教书,一师的事,问题不大。”在广州大约一个星期,我仍旧回到了湖南省城。那时北伐军一直向湖南开来,因唐生智已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欢迎北伐军进来,并向长江流域发展。毛主席自己不久也到了长沙。这时,他对我活动方面的鼓励更多了。我在他的鼓励之下,参加了省农民协会,并且当了顾问,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也到船山学社(也是毛主席创办的自修大学)教书;并同徐特立老人和柳直荀同志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帮助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我到了武汉。起初,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邓先生曾看见过我的《农村社会的新观察》一文,颇有赞赏。后来,他要组织一个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前线去工作,想要我去担任秘书。我以身体衰弱,有痔疾,婉言谢却了。这件事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他亲自到我住处找我。当时我正住在黄鹤楼下一个名叫“一枝栖”的小旅馆里,每日房租一角钱。毛主席晚饭后到我这里,第一句话即说:“你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旅馆?”我说:“便宜得好。”接着毛主席就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去,可不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我说:“好啊,我一定到农民协会去。”毛主席说:“明天全国农协执行委员会开常委会,你到那里来吧。”第二天,我按时到了他指定的地方。他们开完会之后,毛主席随即说:“周先生,你就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好啦。”在全国农协里,夏明翰是秘书长,我做的是宣传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蒋介石封锁长江下游,武汉很快就成了死城。毛主席早就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去了,我却逃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我虽从未放弃过反帝爱国活动,但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自己没有同毛主席一道走可惜。但毛主席对此却从来不介意,相反一有机会就鼓励我。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毛主席为着和平解决政治问题,到了重庆,这件事国民党的报纸上一个字的消息都没有,只有《大公报》上有一个直写的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我看了这标题,随即跑到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处打听消息。张告诉我,协会会长孙科要开茶会欢迎毛主席,嘱我按时到会。我想开会的时候要人一定很多,苏联人也不少,我决没有同毛主席谈话的机会。我于是按张西曼教我的办法,早一点到,等在会场入口处前约几十步的地方。不久,毛主席到了,他身穿工人装蓝布衣服,头戴白色邮帽。我走上前握着他的手,我没有说话,毛主席却响亮地说:“您是周谷城先生吗?”我说“是的”。他随即伸着手指说:“一十八年了(即表示我俩分别有十八年)。”眼里含着泪珠。我知道他感慨很深,我也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他又严肃又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讲了这几句话后他连忙向会场走去。过了两天,我又同徐斌、叶立群、翦伯赞、邓初民等十几个人到张治中住宅去看望毛主席,我们说话很少,主席对大家讲了复员(即由重庆搬回南京之意)的问题,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大家要听话,听人民的话。回忆这些情况,我觉得主席念旧之情很深,关于当初我没有同他一道走的事,他全不介意。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重庆。

  解放后很久,有一次毛主席到了上海,用电话召我去谈话。我按照他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去了,在一间只有两张大沙发的大客厅里,我俩正谈话时,许建国副市长进来了,我即站起,毛主席也站起来,并指着我对许说:“我认识周先生,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说:“是,是。”我当即插话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毛主席连忙摇手,并大声地说:“没有人怪您!”他这样说,足证他对我的不安心情是完全了解的。

  毛主席不独完全了解我,而且一直是很信任我的。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他有一次召我到中南海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拿着《汉书·赵充国传》对我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我理解,这是对我的信任,是要我参加百家争鸣;我也争鸣了,写了很多争鸣的文章。

  ▲1962年3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农工党上海市主委周谷城(右一)等人。

  另一次,毛主席由叶剑英、贺龙、刘伯承三位元帅,及徐特立、林伯渠两位老人陪同到了上海。在现在的展览馆咖啡厅里,快要吃晚饭了,他把我叫去。我刚同大家打过招呼,主席即拿着一本《新建设》杂志,把我拉到另一间小房间里对我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我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主席说:“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我说:“意见虽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主席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主席知道了,用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我一到,他就问我,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些什么人和您谈得来,我当即回答说:有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主席随即要身旁的工作同志约了他们来。十点多钟他们都来齐了,快吃午饭时,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你们作陪。”其实主席的意思不过把几个知识分子请进来谈一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参加百家争鸣,发展学术。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竟把知识分子请到中南海吃饭,足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本文选自《相遇贵相知》第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图片为编者所加。周谷城(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等职,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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