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毛主席对我的鼓励
一九二一年春，我到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教书，当时毛主席在小学部任主事(即主任),我在师范部教英文。部虽然是两个，却同在一个学校里，因此我们彼此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些。
▲毛主席为湖南第一师范题词
有一次，晚饭后他到我的住室里，看见我的书架上有英文版的三卷《资本论》，很感兴趣，说：“您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后来他拿了一些“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的音译)丛书的小册子给我看。有时我也听到他同工人们讲阶级斗争。日子久了，我不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因此在长沙时我曾写过两篇论租谷的文章，指出租谷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两篇文章，颇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一些懂旧经济学的人讥嘲我说：“周先生，真进步呵！”有些反动的老头子说：“文章写得好，但是有土地给人家耕种，不许收租是讲不通的。”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农村社会的新观察》，文中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价值的道理也插入了。一九二七年春，我在武汉时，曾把文章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这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我遵照他的意思，在报上发表了，颇引起了一些反响：正面说好的固然不少，但蒋介石叛变以后，湖南反动派抬头，即根据这篇文章及原有的租谷论要捉人，当时我已逃到了上海。
▲青年时期的周谷城
毛主席对我思想上鼓励之外，对我的活动的鼓励也是很多的。一九二六年，正当国共合作，准备北伐之时，我同一位老同学到广州去看国民革命后新广州的情况。我这位老同学是同陈铭枢到湖南接洽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的。我到了广州，住在粤秀路粤秀酒家。毛主席知道我到了广州，曾来粤秀酒家同我谈话说：“周先生就在这里教书好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他的意思是要我留在他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我回答说“我要回去，因为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去。”他说：“只要在这里教书，一师的事，问题不大。”在广州大约一个星期，我仍旧回到了湖南省城。那时北伐军一直向湖南开来，因唐生智已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欢迎北伐军进来，并向长江流域发展。毛主席自己不久也到了长沙。这时，他对我活动方面的鼓励更多了。我在他的鼓励之下，参加了省农民协会，并且当了顾问，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也到船山学社(也是毛主席创办的自修大学)教书；并同徐特立老人和柳直荀同志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帮助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我到了武汉。起初，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邓先生曾看见过我的《农村社会的新观察》一文，颇有赞赏。后来，他要组织一个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前线去工作,想要我去担任秘书。我以身体衰弱，有痔疾，婉言谢却了。这件事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他亲自到我住处找我。当时我正住在黄鹤楼下一个名叫“一枝栖”的小旅馆里，每日房租一角钱。毛主席晚饭后到我这里，第一句话即说：“你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旅馆?”我说：“便宜得好。”接着毛主席就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去，可不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我说：“好啊，我一定到农民协会去。”毛主席说：“明天全国农协执行委员会开常委会，你到那里来吧。”第二天，我按时到了他指定的地方。他们开完会之后，毛主席随即说：“周先生，你就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好啦。”在全国农协里，夏明翰是秘书长，我做的是宣传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蒋介石封锁长江下游，武汉很快就成了死城。毛主席早就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去了，我却逃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