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正是新中国终结了饥荒，这项历史功绩值得大书特书！

　　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

　　王绍光

　　在1958年1月12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期，楚国有位大夫名叫登徒子，他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宋玉知道以后，在楚王面前为自己辩解：“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他声称，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自己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后者非常喜欢他那奇丑无比的老婆，并生了五个孩子。宋玉反问“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宋玉是著名辞赋家，将这件事写入《登徒子好色赋》。该文后被收入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结果，对爱情专一的登徒子从此成为喜好女色、品行不端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我们不能搞这种方法”。[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51—52.]

　　说到新中国的历史，国内外一些人往往采取这种“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大跃进”以后发生的“大饥荒”就是他们揪住不放的话题。无论中国在其他方面取得多么傲人的成就，他们都会搬出“大饥荒”来证明，“中国体制是世界上最糟糕的”。

　　这篇附录不是去估算“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而是讨论如何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大饥荒”。

　　历史与比较的视角为什么重要，先看一本有关“大饥荒”的书，其作者是香港大学荷兰籍教授冯克（Frank Dikötter）。这本《毛泽东的大饥荒》，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两种版本的封面都带有饥民的照片，很悲惨，让人心酸。

　　两种版本的封面让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这些照片真实反映了“大跃进”以后中国的情况。但是这两个封面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在使用“证据”方面极不负责的态度。因为这两张照片与“大饥荒”毫无关系，它们不是拍摄于“大跃进”之后，而是拍摄于1946年5月，画面中是湖南醴陵的饥民。熟悉中国灾荒史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前，饥荒时常出现，而1946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灾荒。但即使在这样的年份，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饥民。拿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普通年份里的饥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饥荒”的证据，这一方面是误导读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比较。[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1962（New York:Walker,2010）.也是这位冯克曾出版过另一本书《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Narcotic Culture: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意在“系统地质疑”“中国曾是鸦片的奴隶”（2016版序言）这一观点，强调了消费端对毒品市场形成的推动作用。其潜台词是，林则徐禁鸦片毫无道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不过是为了维护“自由贸易”。]

　　冯克的书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正确。他说：“人口学家会区分‘自然’与‘非自然’死亡，为的是估算大概有多少人本不会死，却因为饥荒而丧命。”他接着说：“为了估算有多少‘额外’死亡，就必须设定一个平均死亡率。那么什么是比较合理的平均死亡率呢？”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问题，但对它的回答恐怕并不简单。凡是讲统计与政治关系的书都会讲到使用平均值的问题。大家知道马克·吐温有一句著名的话：“世界上有三种谎言：一种是谎言，一种是无耻的谎言，第三种叫统计。”有一本有趣的书，书名为《统计数字会撒谎》（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这本书就是揭露有些人怎么用统计数字说谎。该书第二章专门讲平均值的问题，标题为“精心选择的平均值”。作者说，“因为平均值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时常被人用作影响公众看法的小把戏”。作者还说，“因为平均值对复杂的现象做出过于简单的描述，它往往比无用更糟糕”。[Darrell Huff, Howto Liewith Statistics（New York:Norton,1954）.]

　　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狐假虎威》（The Tiger That Isn't）。[Michael Blastlandand Andrew Dilnot, The Tiger That Isn't:Seeing through a World of Numbers（London:Profile Books,2007）.]这个书名的意思是，摆弄数字看起来很不得了，其实往往不过是借数字来唬人而已。这本书的第五章也专谈平均值，标题是“平均值：白色的彩虹”。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彩虹由七色组成：红、橙、黄、绿、青、蓝、紫，多彩多姿；但如果你把彩虹弄出个平均值来，各种颜色一平均就是一片白了，黯然失色。也就是说，如果用平均数来分析彩虹，彩虹就不再是彩虹了，变得毫无意义了。作者说，玩弄平均值有两种手法：一种是把生活中的起起伏伏全部抹掉，使它变得平淡无奇；二是把平均值当作“典型”，当作“正常”，当作“合理”。冯克说要找到一种“合理”的平均值，而这本书的作者告诫我们，要避免把平均值当作“合理”，当作“正常”。

　　还有一本书值得一提，它已有中译本，书名为《统计数据的真相》，其第五章的标题“受操纵的平均值”很醒目。[瓦尔特·克莱默.统计数据的真相[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平均值通常模糊了事实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原因在于它完全掩盖了平均值的离散度……在这里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所有这些数值非常紧密地集中在平均数的周围；另一种情形是它们四处分散，而不是集中在平均数的周围。然而，人们仅仅根据平均值指标是看不到这两种情形的区别的”。

　　正是因为平均值具有简化复杂现实的功能，它经常被政客引用，也经常出现在学术讨论中，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由平均值引起的争议。有笑话说，一位聚会的主持人向来宾介绍了比尔·盖茨后宣布了一个好消息：由于盖茨的到来，所有与会者的平均收入瞬间翻了无数倍。但这个好消息有任何实质意义吗？

　　回到冯克的问题，为了计算“大饥荒”产生的“超额”死亡人数，先得有一个“合理”的平均死亡率。那么，如何得出这个“合理”的平均死亡率呢？无非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进行历史比较，根据饥荒前各年的死亡率来计算平均死亡率。这样做的话，需要确定要包括饥荒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人直接用1957年的死亡率，把它当作“合理”的平均值，还有人拿1957年、1962年、1963年的数据进行平均。这里的关键是，用哪些年份进行平均，这本身就是政治性的选择，因为选哪些年进行平均，关系到分子和分母。

　　第二种方法是进行跨国比较，根据一组参照国家的死亡率计算平均死亡率。如果这么做，关键在于包括哪些国家，哪些国家才算得上可比国家。

　　计算平均死亡率听起来很简单，其实未必如此。如果把芬兰从1751年到现在的死亡率变化情况放在一张图上，我们会看到芬兰在1866—1868年饥荒时期死亡率接近80‰（见图8.1），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中国灾荒的死亡率一般没有那么高，有千分之四五十。计算芬兰这次饥荒前的平均死亡率比较容易，因为灾荒前各年的平均死亡率呈上下波动状，没有明显的趋势。

　　图8.1 平均粗死亡率的变化：芬兰

　　资料来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April 2013)。

　　但是，换一个国家，如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德国在1916—1918年也出现一次饥荒，死了不少人，死亡率攀升至25‰。但德国在1877年以后，死亡率长期持续大幅下降。1916—1918年间25‰的死亡率虽然比前几年高出很多，但低于下降趋势出现前的正常死亡率（见图8.2）。这样，如要计算德国以前的平均死亡率就不容易了，取决于选多少年进行平均。

　　再看希腊的例子。希腊1941—1944年经历饥荒，死亡率超过25‰。不过在饥荒前那些年，希腊的死亡率只是在短期内有所下降（见图8.3)。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计算平均死亡率呢？

　　美国的例子可能更加复杂。在1918年大流感发生时，美国黑人的死亡率是25‰以上，白人的死亡率是18‰（见图8.4)。但什么是“正常”的平均死亡率呢？是用黑人此前各年的死亡率计算“正常”，还是用白人同期的死亡率作为参照“正常”，还是用白人此前各年的死亡率计算“正常”? 如果用后两个指标，黑人的超额死亡简直太高了。事实上，美国黑人与白人在死亡率上的差别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完全有理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前，黑人在美国一直是大规模超额死亡，也就是非正常死亡太多。

　　图8.2 平均粗死亡率的变化：德国

　　资料来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April 2013)。

　　图8.3 平均粗死亡率的变化：希腊

　　资料来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April 2013)

　　图8.4 平均粗死亡率的变化：美国

　　资料来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April 2013)。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南非，1935年以后，南非白人死亡率几乎维持在10‰以下，但黑人死亡率最初接近25‰，以后虽逐步下降，但仍然大大高于白人。这种差距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变得比较小（见图8.5)。如果南非白人的死亡率是“正常”死亡率的话，那么南非黑人长期大规模“非正常”死亡。

　　上述各国的例子说明，计算“合理”的平均死亡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图8.5 平均粗死亡率的变化：南非

　　资料来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April 2013)。

　　回到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1949年的20‰，猛降至1957年的11‰，但在1960年又猛升至25‰。“大饥荒”过后不久，死亡率就跌至10‰以下了（见图8.6)。短期内，变化如此剧烈，应该怎么计算“正常”的平均死亡率呢？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上面提到计算“正常”平均值的思路。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应与过去比，如与“大跃进”之前相比，这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但也可以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因为事实上冯克无心但潜意识地暗示1946年的情况和“大饥荒”的情况差不多。从跨国比较的视角看，应与其他国家比较。跟哪些国家比较呢？印度恐怕是最可比的国家。中国也可以与其他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因为中国1960年前后的发展水平属于最不发达国家，比印度还差一些。

　　图8.6 平均粗死亡率的变化：中国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跟“大跃进”以前比较的话，必须记住阿玛蒂亚·森在 《饥饿与公共行为》中的告诫，“然而，必须记住，中国的死亡率早在饥荒前就已显著下降，因此基于饥荒前死亡率的‘额外死亡’ 估计，是与一个低于世界上大多数穷国的饥荒前死亡率相比而得到的”。[让·德雷，阿玛蒂亚·森. 饥饿与公共行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18.]这句话放在一个脚注里，而不是正文里。研究“大饥荒”的人都喜欢引用阿玛蒂亚·森，但似乎很少人注意这段话，然而是这段话警示我们，计算“额外”死亡率所需的“合理”平均死亡率不易确定。

　　中国的粗死亡率1949年是20‰，1957年降至11‰，只用了8年时间。那么，一般而言，粗死亡率从20‰降为11‰需多少年呢？请看表8.1。

　　表8.1 各国家、地区或种族死亡率从20‰降至10‰所需时间

　　资料来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April 2013)。

　　从表8.1中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粗死亡率从20‰降为11‰需要很长时间，最少41年，最长144年。这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那时全球的医疗卫生水平都太低。越往后，需要的时间越短。毛里求斯用的时间最短，只用了12年。但并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是如此，如印度花了41年，菲律宾也花了41年。是中国“正常”，还是它们“正常”？所以，要讲什么是“正常”的平均数，不太容易。

　　实际上，最早研究分析“大饥荒”问题的美国学者朱迪丝·巴尼斯特（Judith Banister）也注意到这一点，她说“在降低死亡率方面，中国是个超级成功者”。[Judith Banister and Samuel H.Preston,“Mortality in China,”Population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7, No.1（March,1981）, p.108.]留美人口学家王丰也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人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超常成功者”。[Wang Feng,“The Future of a Demographic Overachiever: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Population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7（2011）, p.173.]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死亡率下降方面一直都是“超常”的，我们应该拿什么作为“正常”平均死亡率呢？

　　前面说，中国1960年的死亡率是25‰，那是官方的数据。也许有人会说，官方数据靠不住，但是大量非官方的数据当然更不靠谱。讲非官方数据，要看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数据，如朱迪丝·巴尼斯特[Judith Banister，“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0，No. 2 (June，1984)，pp. 241-271.]、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4).]、杰拉德·卡洛（Gerard Calot）[Gerard Calot，“Donnees Nouvelles Sur L'evolution Demographique Chinoise,” Population，No. 4-5 (July-October 1984)：807-834.]、巴兹尔·艾希顿（Basil Ashton）[Basil Ashton，Kenneth Hill，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Famine in China，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0，No.4 (Dec. ，1984)，pp.613-645.]、蒋正华的测算[袁永熙. 中国人口总论[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615—621.]。这些学者都认定1960年死亡率最高，但对死亡率到底有多高的估算不同，基本在30‰~45‰之间（见图8.7）。

　　图8.7 与“大跃进”前后相比：测算比较

　　假设“大饥荒”最糟糕时的死亡率在25‰至45‰，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关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死亡率有大量研究，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表2.3，它列举了学界比较认可的估算。从表2.3看，学界对民国时期“正常”的死亡率估算处于25‰到45‰之间。当时的一些研究也列举了中国与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同期的死亡率数据的比较。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死亡率不仅高于印度，而且高于其他一切有数据的国家，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引用的估算排除了战争（包括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影响，是对民国“正常”状况（尤其是“黄金十年”）的估算。也就是说，“大跃进”以后最糟糕的情况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正常”情况。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进步，1960年的死亡率也许会被看作很“正常”。不应忘记，1960年其实距新中国成立只有短短11年！

　　对什么是中国“正常”死亡率进行跨国比较，印度也许是最可比的案例，因为在1960年，两国都是穷国，但印度的人均GDP（331美元）仍大大高于中国（191.8美元）。[World Bank,“GDP Per Capita（Constant 2010 US＄）:1960-2017,”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

　　下面展示两组数据，图8.8是联合国的数据，图8.9是世界银行的数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1960年，中国的死亡率比印度高2‰，在之前比印度低4‰，之后两者的差距更大。

　　世界银行没有1960年前的死亡率数据。在1960年，中国的死亡率比印度约高3‰；但1961年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死亡率比印度约低10‰。对比中国与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死亡率，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死亡率呢？

　　图8.8 与印度比较：联合国数据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图8.9 与印度比较：世界银行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http://data. worldbank. org/ indicator/ SP. DYN. CDRT. IN。

　　前面说过，研究中国“大饥荒”的人都喜欢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话，但这些人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另外几句话：“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中国饥荒死亡人数很多，但印度正常时期经常性剥夺所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却使前者相形见绌。对比中国7‰的死亡率，印度为12‰。将这一差别运用于印度1986年7.81亿的人数，我们可以估计得到印度每年390万的过多死亡人数。这表明，由于更高的经常死亡率，印度八年左右的死亡人数要比中国1958—1961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多。看起来，印度每八年都在努力往自己的衣橱中填塞多于中国在不光彩的年份所放置的骸骨。”[让·德雷，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22.]这里，森与合作者承认使用了学界最高的中国“大饥荒”死亡估计（2 950万），如使用较低的死亡估计，那么印度额外死亡人数超过中国1958—1961年饥荒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所需时间就不是8年，而是更短。此外，森与合作者假设中印在死亡率上的差别是5‰，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者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7‰—10‰。因此，相比中国，除1958—1962年以外，印度每3年、每5年的额外死亡人数要比森与合作者估计的中国“大饥荒”的高得多。

　　除了印度，我们还可以拿中国1960年的情况和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相比，因为中国当年就属于最不发达国家。图8.10中的横轴是当年的人均GDP，纵轴是粗死亡率，每一点代表一个国家，其中中国由小三角代表。表中使用的是中国官方数据25‰，其他收入水平与中国相似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死亡率在18‰—35‰摆动。如果用1962年的数据画一张同样的图，中国的三角形就降到了10‰左右，可以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了。这就是说，按官方数据25‰算，中国最糟糕那一年的状况相当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粗死亡率。

　　图8.10（a）人均GDP与粗死亡率，1960年

　　图8.10 (b) 人均GDP与粗死亡率，1962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各种观察做个小结：

　　最后，顺便讨论一个问题：与“大跃进”前后相比，“困难时期”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折寿。

　　不少研究发现，婴儿与儿童期的营养不良可能导致后期死亡率较高。例如，对芬兰1866—1869年大饥荒的研究发现，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在17岁以前，死亡率比其他人高。[Vaino Kannisto, Kaare Christensen, and James W.Vaupel,“No Increased Mortality in Later Life for Cohorts Born during Famine,”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145, No.11（1997）, pp.987-994.]另一项研究聚焦意大利那些在婴儿与儿童期经历过磨难的人群，它发现，直到45岁以前，这些人的死亡率都比别人高。[Graziella Caselli&Riccardo Capocaccia“Age, Period, Cohort and Early Mortality:An Analysis of Adult Mortality in Italy,”Population Studies, Vol.43, No.1（1989）, pp.133-153.]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有理由推测，新中国成立前，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多是营养不良的，这也许是导致中国1958—1961年死亡率较高的原因之一。这个年代出生的人营养不良的间接证据是他们的平均身高（见图8.11）。

　　图8.11（a）身高与出生年份：1935—1975年（中国男人）

　　图8.11（b）身高与出生年份：1935—1975年（中国女人）

　　资料来源：Stephen Lloyd Morgan，“Stature and Famine in China：The Welfare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1959-61,” (February 2007). Available at SSRN：http:/ /dx. doi. org/10. 2139/ ssrn. 1083059。

　　大量历史与比较研究发现，在一国之内（假设基因相同），各年龄组（不是个别人）的平均身高与其胎儿期与婴儿期的健康和营养情况有关。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研究了1935年到1975年出生的中国男人与女人的身高。他的数据统计表明，1935—1949年出生的男人平均身高在1.67—1.69米之间波动。1949年后，男人的平均身高开始持续上升，到1957年已接近1.7米。女人平均身高比男人低，但变化趋势也差不多。换句话说，1949年前出生的那些人在胎儿期与婴儿期的营养状况是比较糟糕的。“大跃进”后“困难时期”出生的人平均身高有所下降（约0.3厘米），也说明营养状况影响了他们的身高。但即使下降，这群人的平均身高仍比40年代末出生的人高1.5厘米。

　　1949年之前出生的人营养不好，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年龄应是10岁以上。表8.2列举了贵州农村1958年和1960年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一般而言，婴儿与儿童比较容易夭折。但对比1958年，我们发现1960年时，10岁以下各年龄组（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的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比重不是上升的，而是下降了。反倒是10岁以上各年龄组（1949年之前出生的人）死亡人口占总死亡的比重是上升的。这似乎意味着，由于胎儿期与婴儿期营养相对更差一些，1949年之前出生的人到1958—1960年“困难时期”更容易死亡。与其他各省相比，贵州在1958—1962年之间粗死亡率全国第二高，仅次于四川。贵州的数据基本上支撑前面的假设，即1949年之前出生的人，由于幼年营养不良，遇到饥荒时死亡率较高。

　　表8.2 1958年和1960年贵州农村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单位：%）

　　资料来源：李若建。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J].人口研究，2001,25（5）:47。

　　有意思的是，有人研究中国“大跃进”后“困难时期”出生的人后来死亡率会不会较高，却发现这个时期出生的人与此前、此后出生的人没有什么差别。[Shige Song,“Does Famine Have a Long-Term Effect on Cohort Mortality:Evidence from the 1959-1961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in China,”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Vol.41, No.4（July 2009）, pp.469-491.]这也许表明，“大跃进”后“困难时期”持续时间不长，那个时段出生的人营养很快就跟了上来，他们的死亡率不至于升高。这与新中国成立前人们持续的营养不良形成反差。

　　无论怎么评判“大饥荒”，有一点必须清楚：原本中国历史有多长，饥荒的历史就有多长，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饥荒连绵不断，正是新中国终结了饥荒！这项历史功绩值得大书特书。

　　（本文原载王绍光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的《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王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