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国 俞祖华：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贡献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誉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充分肯定了他对现代化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奋斗的十三年，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阶段等关键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革命目标、路径以及前途等核心内容，均蕴藏着深刻的现代化诉求，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雏形与实践探索在延安时期便已初现端倪。“现代化是一个表征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动态性概念，不同时期的现代化具备不同的内容与要求”，而“革命本身便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现代化道路正是从革命实践中孕育的。延安时期，毛泽东系统回答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领导力量以及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质等关键问题，为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现代化辉煌成就，所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时代，全然离不开毛泽东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一生矢志不渝的伟大追求。回顾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贡献，不仅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历史功绩的深切缅怀，也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
一、通过领导革命胜利为现代化道路奠定根基
延安时期，革命形势波谲云诡、复杂严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以及封建残余势力的顽固阻挠。在此背景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自由的紧迫性，以卓越的军事智慧为革命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贡献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多个维度，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打破了阻碍现代化的根本桎梏。
延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关键阶段，毛泽东致力于军事理论的构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重要著作。当时，全国抗战已进行了10个月，“亡国论”与“速胜论”等观点甚嚣尘上。毛泽东在深入剖析两国国情及战争态势后指出，日本虽强,但发动的是非正义战争，存在诸多致命弱点，如国内资源匮乏、国际上失道寡助等；而中国虽弱，但进行的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地大物博、人心凝聚，且拥有国际正义力量支持。他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终胜利必将属于中国。这一论断以深邃的洞见和科学的分析，有力批驳了错误论调，为全国军民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在战略决策层面，毛泽东倡导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深知团结全民族力量的重要性，强调“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过程中，他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争取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共同抵御侵略；另一方面，他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时刻警惕国民党的动摇与破坏。他将根据地视为革命的根本依托与战略支撑，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夯实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同时，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广泛团结各阶层力量，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使根据地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与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
从战术指导来看，毛泽东高度重视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实际运用。为此，他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阐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原则与战术方法。在他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作战，通过不断袭扰日军后方、破坏交通线、打击小股敌军等方式，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同时，毛泽东强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求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与敌我力量对比，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形式相结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动军事胜利的深层意义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扫清障碍。在根据地建设中开展的政治民主实践、经济生产探索、文化教育普及等工作，已经催生了中国现代化的雏形。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其战略布局不仅着眼于推翻旧秩序，更致力于为中国发展成为近代化国家开辟道路。这些理论与实践探索将民族革命目标与现代化发展方向有机贯通，一定程度上使延安时期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逻辑原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将这一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出：“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明确提出判断政党政策的标准：“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因此，他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经济压迫，认为帝国主义通过特权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封建地主阶级凭借土地所有制剥削农民，官僚资产阶级垄断资本挤压民族工业，三者结合形成“反动的退步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导致中国的生产力“日趋衰败，不能发展”。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具体包括废除列强特权、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官僚资本，最终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这一过程既解放了劳动力，又通过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实现了“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为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石。
二、确立政党引领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确立和巩固党的领导是推动革命胜利、实现阶级解放并最终迈向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将这一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不仅构成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环节，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统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立现代化道路领导核心
首先，从近代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屡遭失败，这印证了缺乏先进政党领导导致的困境。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彻底的革命纲领和坚定的领导意志成为扭转革命局势的关键力量。毛泽东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法形成真正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军队和政治工作体系。他通过剖析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源，进一步揭示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凭借先进理论和组织优势打破旧制度循环，为革命注入新动能。在抗日战争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彰显，正是我们党坚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才成功凝聚全民族力量，实现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关键转折。
其次，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特性，明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领导上的天然优势。相较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以及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中国共产党以无私的精神品格、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强调，党的领导权绝非依靠强制手段获得的，而是通过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以及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这种基于信任与支持的领导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质。
最后，从制度实践的角度来看，针对革命早期存在的分散领导弊端，毛泽东提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国三公”现象，主张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我们党通过将共产党员在政权运行中的领导作用纳入制度设计并予以刚性保障，不仅从组织层面强化了党对政权的领导，更从制度维度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稳定性。这一历史经验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创新发展，形成“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
（二）强化党的思想建设,构建现代化道路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曾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一信仰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整风运动强化了党的理论自觉，为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党的思想建设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场整风运动以破除思想桎梏、确立科学思想路线为核心，从多个维度为现代化道路筑牢思想根基。
第一，通过破除教条主义，确立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针对党内存在的对共产国际指示盲从的问题，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着力纠正不良的学风、党风及文风，打破对苏联经验的机械照搬现象，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基础。
第二，通过思想斗争实践,构建现代化发展的组织内核。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指出：“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整风运动通过思想路线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组织凝聚力。
第三，通过理论落地原则，塑造现代化推进的实践逻辑。1943年，毛泽东在西北局会议上提出，“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1944年，在延安大学讲话中，他批评教条主义“挂在空中”。这种强调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导向，使整风运动成为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推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形成统一，为现代化建设凝聚行动合力。
（三）深化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锤炼现代化道路领导力量
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刻洞察到干部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干部决定一切”，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不仅是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保障，更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首先,明确组织建设的战略方向。毛泽东借鉴苏联经验，深刻揭示了干部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凝聚群众中的关键作用。作为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干部是将党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桥梁，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革命事业的成败。毛泽东主张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党内大兴学习之风等方式，不断提升干部的素质和能力。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一论述明确了党的组织建设的战略方向，即通过大规模培养干部，为党的事业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其次，重塑干部标准与品质。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指出，优秀干部应具备一系列特质，包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标准不仅强调了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更突出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忠诚品质。毛泽东强调干部应摒弃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成为“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
最后，注重发挥干部的榜样力量。延安时期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宗旨和使命。他们生活俭朴、作风优良，展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就连国民党将领也不禁赞叹，“延安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多么高级的人物，生活也毫不特殊，所以物质条件虽然十分困难，大家的精神却非常旺盛”，甚至表示，“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这种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成为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无数人为革命事业奋勇前行。
在干部的纪律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三个重要原则。
第一，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头脑，从思想根源上铲除自由主义滋生的土壤，并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培养党员“自觉的纪律”。
第二，他创造性地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方法，鼓励党员干部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揭短亮丑，通过党内“思想碰撞”实现自我净化与自我提升；
第三，他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既对违纪行为严肃处理，又注重教育挽救，实现纪律约束与组织关怀的有机统一。
1942年，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中着重强调、为彻底纠正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全面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斗争，并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大力推进自我批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要求党员干部“自觉地作工具”。这一论述深刻表明，党员干部应将个人价值融入党的事业，始终为人民利益服务，彰显出党的纪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
延安时期，面对复杂革命形势与艰巨斗争任务，毛泽东始终把提升党员干部先进性作为关键抓手，着力将党锻造为引领革命走向胜利、支撑后续现代化建设的先进领导核心。我们党通过整风运动等重要实践，肃清党内错误思想、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推动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明方向、政治上守立场、实践上强本领，实现全党的空前团结统一。这不仅为党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夯实了核心支撑，更锤炼出一批政治坚定、善解难题、敢打硬仗的骨干干部，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储备了过硬的实践力量。
三、确立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展开了深入且全面的剖析。他坚定认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这表明毛泽东清晰地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中国须依循历史发展规律，依次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从而稳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
（一）锚定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谈到关于抗战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他指出：“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1939年冬，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他还系统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由此可见，毛泽东已清晰构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框架，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规划出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性界定是极具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指明了清晰的现代化目标，即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扫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殖民障碍，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道路，更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奠定了理论根基。
（二）奠定现代化道路的民主基石
延安时期，毛泽东围绕民主建设所展开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既回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更为后续现代化进程筑牢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根基。
第一，他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确立人民主体地位的理论基础。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并强调这些群体“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这一论述为新中国国体与政体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刻揭示了人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核心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还特别强调，“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清楚表明了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才能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国家走向繁荣富强。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并进一步阐释强调，“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并紧密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概念，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一概念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雏形，为后续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先导。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多次呼吁国民党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他提出要“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并强调“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这些呼吁和主张充分展现了他对民主政治的坚定追求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主张“三三制”政权建设，开展人民联合专政的实践探索。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创造性地提出“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著作中进一步阐释：“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他还指出，“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这一制度设计极具前瞻性，既适应了抗战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现实需要，更着眼于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长远发展，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治理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
四、回答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命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回答了现代化道路的关键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他通过土地改革、合作社建设等方式打破旧有束缚为现代化积累物质基础；在工业化方面,他立足国情,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实现了现代化模式的突破性创新；在文化建设方面，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精神层面重塑民族文化认同，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此外，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立场，不仅凝聚了革命力量，也积淀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一）经济实践：现代化道路的根基构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严峻的考验，不仅承受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双重压力，还需要应对陕甘宁边区自然条件恶劣、社会治理基础薄弱等现实问题。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实施全面经济封锁，根据地陷入物资匮乏、财政紧张的极端困境。在此关键时期，毛泽东紧扣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1942年,他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系统阐述了相关经济政策；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健全理论体系。在理论创新上，毛泽东提出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组成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明确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发展路径上,毛泽东确立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原则，辩证处理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的关系，巧妙地平衡了经济发展中的多种力量。针对人们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疑虑，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产业政策上，他制定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商业为纽带的发展战略，并配套实施农工商并举、公私兼顾、统一领导与分散经营结合、增产节约和推动合作化等具体方针。在实践层面，他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屯田军垦等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毛泽东还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形成了系统的财经工作思想，为克服延安时期的经济困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续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物质基础与实践经验。
（二）工业发展：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动力
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工业化是其核心与基础。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对工业化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这一重要思想，为当时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体现了深远的前瞻性。
1943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比不上工业的先进国。”基于这样的国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在剖析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时，毛泽东指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工业落后是国家积弱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要赢得百姓拥护，就必须重视发展工业、提升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再次着重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延安时期的这些论述，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工业化重要性的深刻认知，不仅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指明了路径。
（三）文化建设：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牵引
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在革命进程中的战略地位，体现了革命与建设辩证统一的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实现三重历史跨越：政治上完成“从受压迫到自由”的制度重构，经济上实现“从受剥削到繁荣”的体系再造，文化上推动“从愚昧落后到文明先进”的思想革新。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系统构建并整体推进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第一，在解放区实施“文化反攻”战略，通过教育资源倾斜、文艺团体建设、大众识字运动等举措，将传统边缘区转化为新型文化高地，让文化的种子在解放区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第二，党在敌占区开展“文化游击战”，借助流动宣传队、地下报刊、隐蔽教学等形式，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持文化火种，使其在黑暗中闪烁希望之光。
第三，我们党建立了“军事生产教育”的联动机制，要求根据地创办干部学校、乡村设立识字班，使文化重建与武装斗争、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形成有机整体，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这种立体化的文化战略既服务于战时动员，也为战后国家建设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对待不同社会群体应采取不同态度，对待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热情讴歌，对待资产阶级反动派及其同伙要予以批判，对待敌人要揭露罪行，对待小资产阶级等同盟者要团结，对待人民政党、人民军队、人民群众要给予赞扬。同时，文艺创作要善于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如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表现形式以及画册、音乐、舞蹈、杂志等多种媒介，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这一论述体现了文艺工作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强调文艺工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社会群体时应有的态度和行为准则。从文化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文艺大众化理论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指导思想，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四）精神立场：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引领
第一，实事求是是现代化征程的思想指引。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唯物主义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革命时期，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党内部分同志曾固守关门主义，陷入主观主义泥沼。毛泽东力挽狂澜，强调从实际出发，倡导科学分析形式、制定正确策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这一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对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实践。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唯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够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变化，精准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第二，独立自主是现代化道路的坚定基石。独立自主，意味着坚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凝练出的宝贵经验。延安时期，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形势严峻紧迫，毛泽东果断提出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中国革命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坚决不能盲目照搬外国模式。这一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独立自主原则成为中国发展的坚实理论和实践支撑。它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三，艰苦奋斗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他指出，“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艰苦奋斗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后，艰苦奋斗精神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它不仅是物资匮乏时期的应对策略，更代表着一种不畏艰难、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砥砺前行。
结 语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在理论层面，毛泽东精准把握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创造性地确立了政党引领现代化的核心原则，明确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构建起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更为后续现代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实践层面，毛泽东围绕经济、工业、文化与精神等维度提出的具体方略，有效推动了延安时期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壮大了革命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支撑，其中关于工业化路径、文化发展方向等理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发挥作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
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已然开启。重温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现代化的探索与贡献，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现代化建设，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于永国，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俞祖华，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5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