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泽东警告基辛格：“苏联欺软怕硬”
尼克松曾经说过，自己的政治寿命没有多长，如果连任的话，也只有8年。
他连任了，却又中途下了台。
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下台的总统。
在大洋彼岸的毛泽东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在和基辛格另一次谈话中，把自己的观点毫不保留地端了出来，叫基辛格惊讶不已。
事隔很久以后，基辛格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历历在目：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叫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
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毛泽东看上去比我过去见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他同陪我前往的戴维·布鲁斯和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而他则比他们两人年龄都要大。他已经80岁了。
这都是标准做法。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喻——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他一开始就询问周恩来同我讨论了什么问题。
“扩张主义”，周恩来回答说。这清楚表明：遏制苏联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谁在扩张?是他吗?”毛泽东问道，同时用手指着我，好像这一切对他都是闻所未闻，而且周恩来也没有每天向他汇报似的。
“是他开始的，”周恩来说，“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毛泽东高兴地接着周恩来的关于苏联人现在是主要威胁的暗示谈下去。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任何不适当的、可能使人倾向于迎合迁就苏联的危机感。他反驳说：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他说，美国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他的战略是以比较直接的打击作为基础的。
当然，同样真实的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任何灵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辩论策略问题并无意义。我说：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关于这一点，他和我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他说：“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发现毛泽东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对苏政策，而是我们的国内局势，具体地说，就是水门事件。如果我们由于国内分歧而削弱了执行遏制战略的能力，这个战略还有什么好处呢?他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客观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
失业人数似乎减少了一些，美元也比较稳定。因此，看来并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水门事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爆发出来呢?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甚至最高级官员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国的绝对统治者阐明这种制度比较微妙之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也有道理。他并不关心我们国内上演的这出戏本身的是非曲直。水门事件使他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原来的罪过相形见绌。
关于我们长远的对苏政策，毛泽东认为，莫斯科虽然表面强大，实际上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它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它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战线，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中国边境上。事实上，苏联的整个兵力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布置来反对中国的(这多少有些估计过低)。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反过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是全球安全的关键。真正的危险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保持地缘政治均势的需要。如果一切遭受苏联侵略威胁的国家携手合作，就可以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苏联人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它们不合作，每个国家都会陷入危险境地。换句话说，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口气说出这些意见的。相反地，他用一种优雅的、精雕细刻的语言讲话，每句话都很费力气。或许他是由于中风以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使用对话方式，使他可以从容思考。也可能他是一贯喜欢把对方扯进来一起谈。无论原因何在，他的话段落很短，每段结尾几乎都是一句问话。问话本身就包含着答案——而且使你无法得出其他结论——同时又使我不得不陪他进行这种智力旅行，一直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
毛泽东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对国际形势进行基本分析，然后突然转到台湾问题;他并不是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间接暗示出一种解决办法。他说，他听说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在美国还有大使馆。我肯定了这一点。“但是苏联并没有要求你们首先取消这些大使馆才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吧!”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建立关系时苏联还承认这几个国家。但是，如果毛泽东是在暗示同台湾的关系不一定会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我没有理由要来指出这种微妙的历史区别;因此我表示同意他的见解。周恩来也帮忙插话说，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但进不了联合国。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默许台湾保持单独的法律地位，只要求把台湾从联合国开除出去就行了。
毛泽东的谈话又转到另一个方向，用更为绕弯的方式做了同样暗示。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信徒，他一开始就肯定矛盾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我们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他也不相信和平过渡;台湾领导人毕竟是“一群反革命”。
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并不急于实行他那不可动摇的原则，“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一百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另一方面，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也无需按照中国国内争吵的锣鼓点慢条斯理地进行;没有必要等那么久，“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一百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否还是暗示可以把正常化同台湾问题分开对待?暗示关系正常化的速度将取决于我们?它至少是暗示：中国并不企图在以后很快就吞并台湾;台湾问题肯定不会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障碍;同大家的看法相反，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受到压力。我倾向于相信，同周恩来前一天的做法一样，毛泽东是在间接地要求我们提出能够把统一中国的原则同某些适应现状的实际安排结合起来的建议。我们无法知道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因为中国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不容许我们对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意进行探索。这件事对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国“一百年”也不会从他谈的一般原则中做出政治结论。为了避免我们不能领会他的含意——西方人的敏锐性从来都是很难说的——他把台湾的情况同香港和澳门进行了比较。中国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也并不着急(事实上还同“占领”这两个地方的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台湾问题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不仅没有施加压力的迹象，而且明确地把它抛到一边去了。接着，毛泽东就转到中东问题上来，似乎是故意把台湾问题放在讨论如何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遏制苏联力量问题的过程中来谈的。他回顾了他对我在宣布警戒状态那天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一次谈话的反应，借以表明他对中美关系的关心。对不幸的黄镇来说，我的通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他还是按照老一套办法重申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支持。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把这次谈话放在正确的背景上来看。
毛泽东在环顾世界形势的最后转到日本问题上来。他使我决定在回国途中到东京停留几天。一定不能让日本感觉美国在怠慢它;它生来就感到不安全，十分敏感。他保证中国不会强迫东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抉择。那样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现两极分化，肯定会加剧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首先需要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毛泽东以赞同的口吻说，“其次才是我们。”这位世界革命的鼓吹者将尽力使日本继续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办事;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毫无拘束的日本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因为这种情况会加强沙文主义情绪。我们的任务是同日本保持密切联系。作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指我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的设计师之一，我个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怕你。你应该努力减少他们的恐惧。”这些话出自他的口中显然是不协调的，中国对美日同盟的热烈支持同我第一次访华时他们表现的猜疑完全相反。建立联系不过两年，这位两鬓皤然的革命家就在教导美国的国务卿如何保持盟国团结了。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我们在保持全球均势方面却成了具有默契的伙伴。
谈了两个小时以后，周恩来表示该到告别的时间了。但是主席对美国国内局势还放心不下，要谈下去。他的政治理论曾经预言美国国内会出现动乱，而且鼓吹这种动乱。但是现在他最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像一位交响乐的作曲家一样，最后又回到他开始的主题：他多少比较同意现在的总统的看法，但是水门事件会不会削弱这位总统的权威呢?这场混乱可能产生一位什么样的新总统?他“怀疑”如果民主党总统上台可能会使孤立主义死灰复燃;我怎么想呢?我深信：如果伪称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任期最多也不会超过1976年，而且可能提前结束——能够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我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的主要政策方针都将取决于现实;但是，在得到这个教训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空隙是可能的。毛泽东抓住了这句话的微妙含意。他立刻反击说：“那么你似乎同我一样。我们双方多少都有点怀疑。”
他对美国军队可能像民主党参议员不断建议的那样撤出欧洲特别感到不安。我说，我们两党在“面临挑战时立刻采取强硬行动”的意愿上也存在差别。毛若有所思地说，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辞令;我实际上是指冒战争风险的意愿。他大笑着说，他希望发生战争时仅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我想制止这种猜测：“无论怎么说，我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他听到这种保证并不那么高兴，所以在分手时他警告说：“苏联欺软怕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对我们可能喜欢打仗的担心。
将近3小时的会晤就此结束。主席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我们送到外间接待室——这是一种非凡的荣誉。当他同我们告别时，又照了一些相。他对我说：“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