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脱口而出：“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脱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泽东之所以会这样讲，当然与苏联人有关。在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召开，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苏区受打击、排挤之事。他说，第三国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损害，就是这段时间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就是斯大林路线。为什么说王明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呢？毛泽东解释说，因为王明听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东方部听斯大林的。

　　毛泽东受打击与排挤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那时是毛泽东处境最艰难的时期。当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中央，一方面，他们迷信共产国际的决议，迷信斯大林的指示，将其神圣化；另一方面，他们机械地照搬照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把它绝对化。特别是在思想上，由于共产国际不断地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王明这个“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按照共产国际定下的调子，反复强调党内存在着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右的倾向，把右倾当作主要危险来反对。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指示，临时中央剥夺了毛泽东的各项权力。所以从毛泽东个人的观点看，他在中央苏区所受的打击和排挤从根源上来说是来自共产国际。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历史中去了解那段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恐怕不会简单地认同毛泽东在苏区受的打击和排挤就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压制和打击。当然，这并不是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当年所受的压制和打击没有任何责任。

　　关于引兵井冈山，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最初认识是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当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这篇为农民造反和土地革命大声叫好的论著，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这个时候，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有如此殊荣，毛泽东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甚至，这篇论著还荣幸地被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列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然而中共在武装斗争方面只有向城市进攻的经验，所以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但是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群众并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加上本来就力量薄弱的兵力还要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根本不统一，攻打长沙这个计划难以实现。秋收起义部队很快严重受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毛泽东觉得，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攻打中心城市，把部队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

　　从进攻大城市到转向农村，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然其实质却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共产国际当时的认识并没有提高到这个层次上，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向农村进军的决定时，共产国际驻长沙的代表马也尔还是要求攻打长沙，只是秋收起义部队已迫于形势南下了。不仅是马也尔，就是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以及中共领导人恐怕当时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毛泽东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一种很有远见的行动。所以在11月由罗明那兹指导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从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毛泽东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去做，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理论。因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一直主张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也就是“城市中心论”，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尽管他们在红军根据地事许久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的一个大的缺陷。后来，当得知中共中央擅自以张闻天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消息后，王明明确讲：莫斯科“很不满意”。

　　不了解上面这些情况的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认为自己在中央苏区所受打击与排挤跟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不确切的。虽然毛泽东的遭遇是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造成的，然而事实上，在红军和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共生存发展和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之后，不论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强烈个性有怎样的抱怨，共产国际方面对毛泽东的重视却是有增无减的，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也必须像毛泽东那样，必须学习毛泽东和朱德的经验，把军事工作放到党的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上来，甚至直接到军队中去工作。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仍旧保持着特殊的兴趣与好感，他们并不赞成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和打击，而是希望临时中央进一步利用和发挥毛泽东所创造的经验。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时，毛泽东的名字排在了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之后

　　如今还有不少人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事，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牵扯到一块，说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博古控制的中央才得以被推翻，毛泽东才得以进入领导核心。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自从中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好感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是不满博古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现博古排挤毛泽东后，中国南方苏区的军事形势正在日益发生变化，到这年的5月到6月，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以至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面对这种情况，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很自然会想到毛泽东，同时联想到中央苏区的困境与毛泽东被排挤的关系，如果当时不排挤毛泽东，哪怕就是仅保持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辅助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也不会是现在这种窘境。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几个月后，莫斯科方面才收到有关大会开幕式的记载和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两个小册子。在见到毛泽东的两个讲话之后，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一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迅速印成各种文本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王明8月3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就曾颇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词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共产国际的同志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修改），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版印刷得极为漂亮。

　　明明知道中共中央在压制毛泽东，莫斯科方面却坚持以毛泽东的名义向全世界出版宣传中国苏维埃的单行本，并且别出心裁地印制精美的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是怎样一种态度，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可以说是要特别提醒中共中央：毛泽东才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苏区时，共产国际正在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从涉及到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提法，先是在为七大准备的相关文件里，继而是在苏联公开出版的报刊中，都开始把毛泽东称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莫斯科方面向来是注重统一宣传口径的，对毛泽东的这种称呼可以看出其特殊的含义。

　　果然，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尽管莫斯科方面还不知道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已经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领导核心，但毛泽东的名字却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

　　应邀在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来自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同样赞扬毛泽东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的人才”。苏共中央正式批准共产国际在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盛会上给予毛泽东如此殊荣，足以说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肯定，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共产国际七大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其实是很器重的，并没有刻意去压制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对当年挨整有强烈的印象，而体会不到共产国际对他的器重，并把他在苏区时期所受的排挤与打击完全怪罪于共产国际是不正确的，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尽管在客观效果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共产国际当时“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影响，注重中国实际的毛泽东确实受到过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着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的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但这并不能把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与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的遭遇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