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择了人民,人民选择了毛泽东

2023-09-27
作者: 陶叔 来源: 栩然说公众号

  1

  1927年3月26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上海。

  这座城市,他太熟悉了!

  他的“革命”生涯起步于上海。辛亥革命时,他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鞍前马后,干成的最大一件事,是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因为够勇够狠,深受陈其美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可惜,喜欢暗杀别人的陈其美,后来自己也被人暗杀,蒋介石的上升势头戛然而止。

  但是靠着之前积累的人脉,蒋介石留在上海,做起了股票经济人,又赶上1921年的大牛市,发了一大笔横财。

  只不过暴富来得快,去得更快。股市泡沫破裂后,蒋介石欠下巨债,天天被债主堵门,不得不投靠到青帮头子黄金荣门下,才得喘息。

  靠着上海朋友们资助的路费,断了发财梦的蒋介石重新激发革命豪情,在1922年南下广州,站到孙中山身边,这才有了一身荣耀重回故地的今天。

  正当他回忆过去感慨无限之时,有一位故人来访。

  此人名叫虞洽卿,是上海联合商会会长,曾在蒋介石最落泊时帮过他的大忙。

  蒋介石1926年7月率军北伐后,虞洽卿又联络上海商界筹措军费,更是立下了大功。

  两人的交情已是铁上加铁。

  可这位大功臣的脸上却不见故人重逢的欢喜,而是忧心忡忡。

  因为北伐军进入上海,根本不是自己打下来的。

  此前上海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次起义,已经成功占领各公共机关,并成立了临时市政府。

  看到工人们掌了权,买办大老板坐不住了,他们背后的列强更是不甘心就这样丢了上海。

  虞洽卿正是代表他们来摸清蒋介石的态度,看这位总司令是打算站在工人那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

  两人落座,开始了密谈。

  等到房门再次打开,虞洽卿迈步走出之时,已是满面春风——谈成了,他和他背后的那些人心里都有底了。

  注视着虞洽卿远去的背影,蒋介石眼中现出异样的光彩。

  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兴奋。

  虞洽卿提出每年给6000万大洋的资助,这对于北伐军统一全国已经足够了,相比之下,苏联每年七八百万元的援助完全不值一提。

  对方开出这样的价码,显然是要他做出二选一的抉择。

  而这个抉择,蒋介石其实早就有了答案。

  一方面,苏联支持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他夺取最高权力的阻碍。

  仗着率军打下了半个中国的功劳,蒋介石日思夜想被拥戴着坐上最高领袖的宝座,却万万没料到在“中山舰事件”后被吓得出国的汪精卫,竟然给迎了回来,到武汉再次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

  显然,苏联人打算用汪精卫的资历,压制军权日益膨胀的蒋介石。

  蒋介石绝不能忍受。

  另一方面,苏联那套依靠工农的主张,他从心底里就不认可。

  蒋介石虽然以军事起家,但他也是爱读古书的,特别是历史看了不少。

  中国每一次朝代更替,虽然都在高喊为民请命,最后权力无一例外都落到了士家大族手里。

  人民群众流尽了血,却不过是帝王将相换户口本行动的背景板。

  还是宋朝的文彦博说了句真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历史上从来没有让平民百姓真正当过家,政权的柱石永远都是士绅阶级。

  那么,1927年的士绅是谁?

  不就是刚刚答应慷慨解囊的虞洽卿他们吗?

  蒋介石非常自信读懂了史书中隐藏的秘密,抓住了千百年来决定历史走向的那股力量,由此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天命所归!

  与此同时,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

  他留学去过日本,见识了帝国主义的世面。

  他在上海的股市里搏杀过,体验了上午富豪下午穷光蛋的刺激。

  他明白,要做大事离不开大钱,大钱怎样来得最快?必定是金融。

  这也是作为金融大佬的虞洽卿风轻云淡就拍出巨款的底气所在。

  金融大佬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背后又离不开列强的强大支持。

  金融、买办资本家、列强,构成一根完整的链条,他们才是掌控世界的真正强者。

  理顺了这层逻辑,蒋介石眼前浮现出四个字:未来大势!

  蒋介石信奉弱肉强食的法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强者联手。

  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

  从那一天开始,蒋介石背叛了武汉国民政府,更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是中国革命的可耻叛徒。

  蒋介石随后开展的“清党”,杀害了一百多万人,其中有3万多中共党员,更多则是国民党左派与革命群众,他成了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而在背叛革命,向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挥舞起屠刀的时候,蒋介石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

  大革命的失败,迫使我党新旧交替,从建党开始就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辞职,1927年7月起中央改由瞿秋白领导。

  瞿秋白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是共产国际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革命家。那年,他还只有28岁。

  大他20岁的陈独秀是学界领袖,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瞿秋白虽然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但影响力相差悬殊。

  因此,瞿秋白的权威大部分来自于共产国际的信任。

  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瞿秋白必须带领党更加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毕竟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已经归咎为陈独秀个人的错误。

  也就是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错,而是陈独秀的执行错了,虽然他曾一再提醒鲍罗廷要提防蒋介石走向军事独裁。

  终结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我党转而实施共产国际确定的最新政策:

  开展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

  8月1日南昌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11月13日黄麻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一连串的起义就是要掌握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就是进一步发动他们参加革命。陈独秀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右派,曾经阻止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如今再也不必有任何顾忌。

  两项重大的政策变化,毫无疑问非常及时。但在执行之后,很快就发现了新问题。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武装斗争的目的是夺取大城市,重新建立类似广州那样的革命基地,与国民党进行抗衡。

  但是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与工农武装,根本就不能与国民党的正规军硬碰硬,即使付出惨重伤亡,也打不下来一个大城市。

  给农民分田地,按苏联的经验是由苏维埃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获得了实际利益,并未产生预期的革命热情。

  没收地主土地后,不给他们分田或者分坏田,又让农民产生恻隐之心。毕竟乡里乡亲,就算以前大奸大恶,善良的农民也不忍心看他们饿死。

  苏联的经验放到中国,出现了各种水土不服。

  瞿秋白也看到了问题,试图进行调整,却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很快,他被扣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帽子,承担起一系列错误的责任。

  政策错误不是不能改正,前提是由中国同志出面背锅。这种纠错的套路,对陈独秀用过,再一次用在瞿秋白身上。

  党的领导人换成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实际主导权先后由周恩来与李立三掌握。

  然而,只要他们开始质疑共产国际的政策,或者是在工作中表现出自主意识,都会挨上一招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被批评被撤换。

  几次三番下来,共产国际也折腾烦了,在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留苏派王明,直接保送进政治局,掌握了中央实权。

  几个月后,王明到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指定他留学苏联的学弟,只有24岁的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

  党的领导人从学界领袖陈独秀,党务工作者瞿秋白,工运领导者向忠发,到留苏派王明、博古,总的趋势就是越来越与苏联亲近。

  每更换一次领导人,我党就更向共产国际靠拢一些,到留苏派上台后,则完全成了闷着头执行,不再有任何怀疑的地步。

  频繁地更换领导人,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淘汰,迫使我党走上他们所期望的道路。那条路被称之为“国际路线”。

  照搬苏联的经验,套用苏联的办法,全力以赴实现苏联制定的各种目标,就是这条路线的具体做法。

  虽然一再强调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却实际成了依靠苏联。

  以上行为,现在的我们都知道是教条主义,可当时在党内却被普遍接受,认为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是,正确与否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

  在留苏派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没能抵挡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途中又因为一连串错误的指挥,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至3万。

  南方其他的根据地也陆续被国民党攻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已经使党与红军处在覆亡的边缘。

  毫无疑问,从瞿秋白到博古,他们的选择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中国革命必须走另外一条路。

  3

  1927年,历史终于给了教员机会,去全面实践自己的想法。

  9月9日,他领导秋收起义。当发现根本不可能按原计划攻下长沙时,他果断决定放弃进攻大城市,将队伍拉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

  虽然这是教员第一次领军,但是他很快就领悟了带兵打仗最核心的原理,那就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通过实战中不断补充完善,他把这套想法总结成了“游击战”的理论。

  与南昌起义剩余部队会师后,他与身经百战的朱德交流作战思路,发现两人竟然不谋而合。

  军事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之后红军胜仗不断,士气日益高涨。

  但是,教员却陷入苦思。他看得比所有人都深远,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让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刚开始时,往往都是连战连捷,可队伍却越打越小,直到完全耗光后被消灭。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据地,即使总打胜仗,也会有伤亡,损失的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必然是越打人越少。

  那样的起义军,史书给了一个统称:流寇。

  红军中有不少人就存在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教员给他们画了像,列出了三条:

  只想用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

  只依靠“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红军;

  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红军要打游击,却不能当流寇,必须扎下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深思熟虑之后,教员拿出了三项政策。

  第一、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土豪劣绅抓起来,召开大会让农民揭发控诉,让饱受欺压的他们扬眉吐气。

  接着没收地主的田地分到贫苦的农民手里,直接给他们看得见的利益。

  而为了让农民更有获得感,教员大胆地改变共产国际把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的安排,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

  农民们沸腾了,他们彻底相信共产党跟穷苦人是一条心。

  第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自古兵匪一家,军队对老百姓的祸害,甚至比土匪还要严重。

  教员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八项注意”,用前所未有最严格的纪律约束军队。

  可他还有更大胆的举措:

  停止给官兵发放军饷。

  红军从此再也没有个人的私利,战士们的家庭都已经分到了田地,他们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

  为保护革命成果而战。

  那些希望参加红军当官发财的投机分子,被挡在外面,红军真正成为了人民的子弟兵。

  第三、把人民组织起来。

  红军不仅要打败敌人,还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每打下一个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迅速展开。

  有了完善的组织,群众的利益得到及时的维护,物资兵员源源不断输送给红军,不同层级的地方武装还能传递情报、提供掩护。

  在农村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一个伟大的创举——直接从农民手里得到财政支持。

  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皇权一直无法下乡,因为在乡村铺开官僚机构,收到的税还抵销不了成本,不得不通过地主乡绅进行间接管理。

  现在还有人吹捧所谓的“乡贤”治理模式。他们对历史是多么地无知,搞不清这种模式完全是封建王朝的无奈之举,所谓的乡贤大多成了直接压迫贫苦农民的土霸王,是农村苦难与罪恶的祸首,也是旧中国激烈的阶级矛盾的根源。

  而苏维埃政权直接面对农民,把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就是给了他们股份,农民们实际上是苏维埃的“股东”,红军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保卫股东的利益,所以农民心甘情愿为苏维埃,为红军做贡献。

  教员的三项政策,打通了党、军队与人民的共同利益,从此他们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任谁也无法分开。

  我党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一不靠士绅支持,二不靠外国援助,仅仅靠着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的发展,小块根据地连接到一起,成为大根据地,最后发展成为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管辖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革命重新拥有了巩固的基地,而这一切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支持。

  教员深有感触地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至此,教员发展出一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产生并不断增长革命力量的完整办法。

  只可惜,留苏派中央迁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长达4年的时间里教员被排挤靠边站,只能看着他们用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把家底败得精光。

  直到经过艰苦的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已经成为党的领袖的教员,才得以再次大显身手。

  他的策略,依然是: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他进一步看到人民群众还蕴藏着更强大的力量,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铜墙铁壁”,而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他在《论持久战》中做出的预言,真实地转化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遍地烽火,转化成了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无处不在,让敌人胆寒的战争形式,把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拖死耗死,最终不得不投降。

  在抗日战争进入尾声之时,教员的思考再一次走在全党之前,他花费极大的精力做了一件大事——把他对人民的认识,转化为整个党的意志。

  他跟同志们诚恳地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作为一个学生出身的人,也曾有过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念头,“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

  而在革命之后,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熟悉了他们,才认识到: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他号召同志们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他要求同志们在工作中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他向同志们明确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那段时期,教员不断演讲、发表文章,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要让全党从感情、态度、工作方法与目的上都要与人民结合起来。

  最终,他把从事革命所获得最宝贵的经验,浓缩成了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此我党相比其他任何政治集团,都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是教员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而在相同的时间,蒋介石也在争分夺秒办着大事。

  他跟美国要援助,要先进武器,整建制地大量接纳伪军。

  国民党军队膨胀到了430万,而共产党只有127万,双方有三倍多的差距。

  优势在我!蒋介石自信满满地发动内战,杀向解放区。

  然而,仅仅三年,国民党军队越打越少,共产党越打越多。蒋介石完败,被赶去了台湾岛。

  从1927年,到1949年,蒋介石的选择,先胜后败。

  教员的选择,力量不断增强,取得最终的胜利。

  1949年3月,在从西柏坡去往北平的路上,教员与警卫人员有段对话。

  警卫人员非常感慨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

  教员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人心”作为胜败的决定因素,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4

  要弄清楚其中的原理,需要先说一个二战时期的故事。

  正在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主人公是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他的一生最广为人知的贡献,是担任首席科学家组织实施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其实,在曼哈顿计划之前,美国人还有另一套轰炸日本的方案,叫“X计划”。

  计划提出者叫莱特尔·亚当斯,是一名牙医。厨子普里戈任可以当将军,牙医搞炸弹也就不奇怪了。

  一般人要有啥大想法,也就用来聊天吹吹牛,但莱特尔不是一般人,他有位特殊的客户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于是他的奇思妙想通过夫人路线,送到了总统面前。

  总统一看,差点噌地一下从轮椅上站起来,唉呀,有点意思,大笔一挥拨款200万美元支持他进行研究。

  该计划确实相当有创意,是要训练蝙蝠携带燃烧弹实施轰炸。因为当时日本建筑都是竹木材质,沾上火就能着,要是把大量蝙蝠投放到东京,那烧起来可就相当壮观了。

  项目组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设计出能装蝙蝠的投放弹,选定墨西哥无尾蝙蝠作为投弹员,并特制了它们能携带的微型燃烧弹。

  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最终成功实现让一架轰炸机就能够运送高达20万只蝙蝠。

  项目组非常激动,热切地期待着攻击任命下达的那一天。

  可是他们最终等到的消息是:

  X计划取消,改用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教训日本人。

  莱特尔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他愤怒地骂道:放着完美的蝙蝠炸弹不用,反而去摆弄微乎其微的原子,那帮人简直是脑子坏掉了!

  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名为“胖子”和“小男孩”的两颗核弹,在日本的土地上炸响,把人类炸进了核能时代。

  莱特尔想出的蝙蝠炸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把化学炸药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他不理解并且轻蔑的原子弹,却对人类以往的所有武器都具有降维打击的优势。

  使用化学炸药的方案无论再如何精妙,也根本不可能抗衡代差升级的新事物。

  我们再来看1927年的三种选择。

  在历史风云变幻中,胜败的决定因素就是各方所拥有的力量。

  蒋介石选择了买办资本与列强,从瞿秋白到博古选择了苏联,他们选的都是最直接的力量来源。

  蒋介石获得的力量更强,所以在土地战争时期能一直压着共产党打。

  但是,教员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与人民相结合。

  人民就像原子,看似微乎其微,其中却隐藏着超乎想象的力量。

  无论中外,很多先哲都从理论上证明了人民的伟力,但都没有找到释放这种力量的有效办法,所以往往是一边打着人民的旗号,一边轻视人民的力量。

  只有教员坚定地走向了人民,坚持不懈地摆弄着原子,最终他破解了能量释放的方法,那就是:

  为人民服务!

  党给人民谋利益,就是给原子核发射了中子,组织起来的人民就会产生链式反应,以几何数增长叠加释放出磅礴的能量,支持党去实现翻天覆地的革命。

  教员选择了人民,人民同样选择了教员,紧密结合所产生的惊世伟力,使蒋介石遭受到降维打击,他输得一点也不冤。

  5

  回顾上个世纪,真正深远影响人类社会的是两件大事。

  一件在科技领域,科学家们找到释放原子能的方法。

  另一件在政治领域,教员找到了激发人民力量的方法。

  教员把这个方法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就是要让所有的革命者永远牢记。

  随着岁月的流逝,却依然有人遗忘,有人把他的方法当成一句空话。这些现象也让很多人产生困惑与迷茫。

  但是教员用自己的经历,曾经取得的成功,始终给我们激励与启发。

  好比有一座山,如果从来没有人登过顶,就会被人们传成没有路可以到达。然而,只要有一个人曾经登上顶峰,就已经证明行得通。

  即使原来上山的路荒废了,埋没了,只要后人想上山,总会重新找到路。

  这就是第一个成功登顶人的意义。

  他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信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敬畏人民,为了人民!

  当我们身处日益复杂的环境,应对各种全新的困难,要获得力量,要找到办法,首先最重要的是坚定信仰,继续沿着正确选择的道路奋斗前进。

  那个最初做出选择,教给大家方法的人,人民永远地深深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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