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毛主席是如何破解世界性、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巨大难题的（1）

谭伟东：毛主席是如何破解世界性、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巨大难题的（1）

　　在人类至少是上万年，甚至可能是一万两三千年（最近的冰河期后的暖湿气候给人类生存大环境以巨大馈送，但至少10万年智人历史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文明进化则留给考古学和其它科学来进一步发现和研究再论）文明演化史中，先后出现了诸多困扰人类与世界的重大难题。它们不是单纯的认识论或认知-科学意义上的挑战，不是某个侧面、方位和时空节点上的利益纠缠、军事威胁、政治困境和经济危局，不是自由、民主、人权或其它空洞的形式上的人权宣言诉诸，和任何单一政治思潮与运动中的死结与困惑，不是一般性的贵族统治，分立集团、游说人士寻租，或者人性善恶等方面的纷争与争斗，不是简单的利益大博弈，或行为主义的，或环境决定论的，或历史主义的，或科学至上的，或形而上学的，或宗教情感的，或革命冲动性的，或保守倾向的，如此等等方面的某些具体症结与约束上的事。

　　毋宁说它们是带有全局性的，涉及到从认知到行为，从伦理到美学，从社会到个人，从国家-国际社会到组织-群体，从历史到现实的重大的，可定义为人类与世界性的老大难性的巨大问题和根本性的约束与困境。不打破它们，不解决它们，不从根本上消除这样的核心障碍或瓶颈，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世界文明的升华与前瞻，不是说根本就无可能，也必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与阻挠。而人类文明与世界的一切努力与奋进，博弈与斗争，充其量只表现为在原地打转转，或至多是表面上的微不足道的演化与发展。这可以被高度地概括为有增长而无（任何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

　　二十世纪是加长的革命与战争的世纪，恰恰不是短暂的不确定时代，其更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新纪元的大历史转折关头。革命这个马克思称之为的最大的强权，将综合前述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和一切经济革命，还将牵引后向发展的教育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在政治、军事、社会各个层面，并深入到技术、产业、业态、组织具体领域，尤其是其中涉及的管理、战略、思想、精神的各个方面，更进而会走向艺术与美学上的革命合流，从而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未来。

　　一、周期律、国家（大国）兴衰和文明涨落及其转型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花了十二、三年的时间，写下了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部煌煌巨著，他试图从中外至少是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文本，社会思潮和理念撞击中，找出在中西冲突对立下，近代中国转型和现代中国思想历史与文明范式的变迁大脉络。复旦大学经济学毕业生（1952年），先后任南京大学、安徽大学的董书城教授，花了四十年时间，从1966年到2006年，著成了四百万字的巨作《韬略通鉴》，试图从古今中外的全域性的知识、文化，特别是军事、政治，更尤其是在帝王宫廷和一切大的第一社会（含家庭），一切历史性的大人物、大世件、大变局、大谋略、大博弈中，来把握和揭示出大文学家和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一降的“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底牌和答案。

　　金冲及是不是模仿霍布斯斯˙鲍姆四卷本的近现代世界史，也写下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世界历史画卷上的智者，全然不顾利奥塔的《后现代化的报告》中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宏大叙事，意欲彻底解构所谓形而上学，把哲学降低为纯粹的解构艺术和对话理疗，不管德里达的延异与解构的非统一性哲学的‘愤怒’和耕耘，在大历史、长时段、大尺度、大话境、大结构、大格局、大视野下，重起了类同终极追问，终极关怀，信仰反思，灵魂拷问等等传统哲学和伦理的宏大叙事。而《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荒原》等的那种小资情调的意识流文艺，散漫无主，漫无边际，绝对自我的‘小主人’情绪与循环，仅仅被保留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金钱流通，权色交易的市场里流行和蔓延。

　　世界，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盲目性的一股脑的绝对性的，而实际上是充当炮灰的所谓爱国主义的人类大屠杀，战争机器人和无脑政治与军事，经过29-33年的自由竞争的轻歌曼舞的资本主义灾难遍野而急速转向集（极）权主义、第三帝国、法西斯主义的阴云密布，最终走向了全球的正义战胜野蛮的反法西斯的人类伟大统一战线及其辉煌胜利。当其乘着美国化、美元化、西方式的现代化，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集团协作和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历史性博弈后，在所谓黄金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肆攻城掠地的主流意识和合成谬误下，在冷战迅速被苏联解体，苏东波败局，中国历史性大转型后，仿佛终于出现了所谓的‘西方的胜出’，尼克松的不战而胜，福山的历史终结，全世界的里根-撒切尔主义的风靡世界。

　　从‘窑洞对’，中国主流话语和平民意识，把历史周期率当作一种社会集体表象来加以规范和定位，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和毛泽东的人民当家作主——找到了一种新中国的历史破解历史魔咒的根本方式。于是，毛主席的一系列的命题破解——两个务必，‘进京赶考’，‘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向自然科学进军’，‘价值法则是个大学校’，‘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阶级也需要改造’，‘要斗私批修’，直至周恩来抱病同毛主席长沙会谈，回京后原原本本地传达的理论指示。

　　这其中的当代最大的主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中的根本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其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的根本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之后，亦即战争与革命的大动荡之后，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建构已经在一国获得胜利后，还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果是一劳永逸的吗？在其社会性质，在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上，随着和平演变和一切社会历史进步（主要是技术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政党乃至人民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严峻考验？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如果延承甚至扩大了旧社会的基本走势，如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和冀望的那样，如像苏联沿着特权阶层的特权阶级路线，抱定技术与干部决定一切理路，任凭物质刺激和完全的经济谋利调节，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内外交困情况之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被人民所唾弃，在世界上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对此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战士究竟该怎么办？

　　毛主席和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人民共和国一路筚路蓝缕，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万里长征，其包含了从物质和地理意义上的长征到文化、心灵和人类精神领域里的伟大长征。在如此恢弘成就和如日中天的中国和世界威望之下，他不惜让自己粉身碎骨，不惜粉碎自己一世英名，不惜忍受着昔日的老战友们的一时的不理解、不愉快，甚至一时出现敌对情绪，把革命的主动权，改造权、创造权、监督权，完全交给人民大众，实现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人民大民主——这就是从人类文明史上看，绝无仅有的军事民主、科技民主，发展到了国家主权规制下或宪政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架构下的人民大民主，那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工农兵基层直接产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奇妙耦合。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大变更，早已超过了人民自己的大科学家、学问家，如李四光，1969年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历史进步和剧烈变更。李四光、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早已肩负着高科技国家战线的直接性的根本性的业务性的，甚至于组织与人事关系上的直接国家部门领导任务。

　　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等诸多官僚军事政治乃至文化精英集团的干扰，更由于其毕竟是同五千年以降的人类文明史的大决裂，而必然存在的经验上乃至所有层面上的不足而没有获得成功。但对于这一伟大的历史悲剧却决然不能称之为大失败。其比之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可谓创意多多，更对比今日的俄罗斯之现况，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国大预演、总动员，功德无量——其不但使得全中国得到绝好的政治免疫和文化心理上的消毒，更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伟大范式：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吕玉兰、倪志福、尉凤英等工农干部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成为古今中外的政治佳话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标杆。

　　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主权、产权、极（集）权、知识产权等等这一切依旧是西方话语权的主流标配。而民主这杆大旗和民主的价值，有时掩映在自由这杆大旗和价值之下，但其在国际政治之下，更成为西方身份认同和西方文明的根本性标准。其所谓的反对一党专制，多党自由竞争，普选制式，代议政治，三权（五权）分治，总统或内阁制度，立宪共和制共和等等，加上言论自由，私有制和私有产权，自由价格和影子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游说利益集团，或者多元利益集团与社会，构成了其政治哲学与政治运作的基本界定。

　　而对于这种西方模式的无论是现实评估还是长治久安之方略考量，真正的大哲学家们的对此认知却是不同的。例如哈贝马斯同罗尔斯的社会政治哲学主张就大为不同，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原则，照顾弱势群体的公平指向的正义论，和重叠共识的政治自由主义，同当下的供给学派、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就更是大相径庭。

　　并非仅有罗尔斯关注西方文明的长治久安问题。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同样也是要解释和解决国家不同类型的国际博弈，并因由其中的创新与分立集团等政治经济行为，而引发出来的国家兴衰问题。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肯尼思的《大国兴衰》，同样也是试图从近代史和现代世界较力中，找出大国起伏波动的原因和对策来的。而斯宾格勒却是从文化生态学角度，从社会共同体的从文化的生机勃勃，到文明的固化保守的角度和线索上，来描述世界历史和文明分布格局变势或者时空分布演进的。

　　那么，毛主席的思索、探究和伟大实践，体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根本规定的？第一毛主席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以降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类观。他不从什么抽象的泛泛的一般性的形式与逻辑化约与固定的民主之概念和范畴出发，而是从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从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社会历史使命和世界新时代出发。这种民主，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从人数到权力，从任何一个角度和意义上，都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大民主和真民主。

　　第二这个大民主就是毛主席定义和命名为的人民民主。这个人民民主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各国的革命、战争、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时空而不断变化着的。当然其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则始终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数，并且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着的，其队伍会越来越庞大，且内容与形式会日益丰富多彩，而其政治管理同社会自治形式，应当是极为丰富多样化的，并不断在历史进程中日益演进和不断升级发展着的。

　　第三人民民主比之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要更为准确和宽泛。但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和工农兵学商的大联盟是其根本基石。人民民主的最本质的指向和规定是就是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实在内涵包括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上的真实对应，指的是（1）人民大众的直接管理和领导国家的权利。人民大众的代表人物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其显性标志之一，但并不限于此。人民大众的发言权、监督权、罢免权，同人民大众的直接听政权，重大经济社会改革与决策变动的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同样重要；（2）人民大众的生产权、劳动权、经营权、教育权、就业权、创业权，更是直接体现其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如果一个社会和国家，其主要的就业方式是雇佣制——劳动力重新堕落成同物一样的随行就市的商品，那么其不但是直接地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大众的最大的经济上的物质利益上的当家做主权，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民大众一切其他的权力必定很快统统丧失殆尽；（3）人民大众的充分休息权、娱乐权，基本幸福享有权、动态的历史上的审美权，动态的历史的自由发展权更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核心利益所在。

　　毛主席的理论指示和他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和在文革中的一系列讲话，为这个领域指明了方向。毛周朱铁三角和经过历史反复后的绝大多数的老干部，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士，他们所领导和培育的中国红色人民大众派，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中流砥柱。正是这一最伟大的社会群体与力量的最伟大斗争及其他们无保留的奋勇牺牲与奉献，成就了远远超出人类史上的诸如西方基督教殉道者们在内的一切逆转历史，改变进程的丰功伟绩和伟大造化。

　　历史周期律，大国、大家族、大组织和企业集团兴衰起伏的周期率，是个永恒的大课题，人类对此的探索可谓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之上。最可宝贵的是，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这些最伟大的范例，他们的著作、建构和示范作用，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行。中国的毛派，红色大潮派，尤其是其中前赴后继的领袖、英雄们，战士和勇士们，旗手和号手们，已经创造了历史，为世界和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伟大经验和历史遗产。

　　二、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陈伯达最早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毛泽东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后来，中央党校前任副校长李俊茹，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对鼓吹过不问姓资姓社的李先生说来，把毛主席颂扬为民族英雄，好像给了老人家应有的地位。这在非毛化的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仿佛是主流话语系中的刀笔吏的一种开恩和善意表态，但中国老百姓对这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字游戏，压根儿就不大以为然。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良知，从来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们没有像历史上，经过几千年之后，才为秦始皇平反昭雪，他们不允许一些轻佻的文人，像对待刘邦及其后来的文景之治那样，随意贬损高祖，当然中国的老百姓，更是在近现代最为科学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人民观和哲学观下，科学公正地评价他们心中的圣人、伟人的。他们始终把毛泽东当作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革命与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和人类的伟大导师。

　　然而历史的可悲与荒唐是，在历史风云伊始，对所谓的‘毛泽东不懂经济’，‘有帝王意识’，‘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整日沉浸在线装书的故纸堆里’，‘热衷于整人、权斗’，‘以阶级斗争为纲’，‘耽误了二十年’，‘错批了一个人，多生了三个亿’，‘晚年骄傲了，不谨慎’，等等等等的脏水、丑化和侮辱化，和铺天盖地的巫毒化，老百姓麻木过，轻信过，迷茫过，动摇过。相应地也就自然出现过野鸡变凤凰，侏儒成伟人这等历史无助和如此低级的生活闹剧与丑剧。但这个时期短的异常惊人，多则十五六年，少则不足十年，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九九三年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大的分水岭。毛泽东热从此以排山倒海之势出现，此后再也势不可挡。

　　关于毛主席的一切，表面上始终是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种貌似揭秘开始，似乎是那种对红墙内的神秘的憧憬和期许，是对其之前的政治风波的一种人民呐喊和抗争，是一种怀旧、记奠和溯往，但其根本却是人民的真正理想主义的大省思，是从近乎天翻地覆的主人公（翁）地位，到无足轻重，甚至弱势群体之下的历史自觉和思辨，更从逐步加深的巨大的社会阶层乃至阶级的反差的可怕现实中得到活生生的历史教育后的超级自觉。

　　而历史的荒诞与可笑就在于，恰恰不是在所谓的动乱和个人崇拜的狂潮和毛主席如日中天的时期，人民知道了他的长子为国捐躯，他的个人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如其生活开支的笔币账本），他的如此赢得举世关注的个人魅力和世界人民的敬仰的一切内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逝世后的几十年才呈现在世人面前，人民才真正地走近和进了毛泽东（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知道了他一切的一切——知道了他和杨开慧那凄美动人之共生死的爱情，他同贺子珍永远是“他人第一”的革命情侣关系，他的毛氏三兄弟的天才创造、卓越经营和人格伟岸，他同十大元帅，十大将，同人民子弟兵，同全国人民的心心相印和血肉相连。

　　毛主席是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是古今中外空前的民族英雄，这自不在话下，以毛泽东那样的天纵英才，率性而为的情志，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和情怀是自然而然的。这无需多虑。但问题要害却是，从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角度看，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到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从国家主义到大同之世，这样似乎对立的价值取向和战略定位会是如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老蒋父子都应算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尽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贡献不小，但从其对大俄罗斯领土、苏联利益态度上看，甚至从其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角度看，他无疑是位有着狭隘民族主义瑕疵的历史人物。他未能做到象列宁那样，对新老沙皇的领土扩张，给予一个国际主义的人物应有的承诺和处理。

　　西方文明中，类似像柏格森、尼布尔，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全人类的无阶级之存在论者的，但近现代整个历史，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历史语境的，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与文化建构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但是相互兼容的，而且是相互支撑的。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产业崛起，再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越迁，以致演进到经济全球化，这一路的资本扩张，同种族、国家的强权政治，被整体上塑造成了人类文明的自然与合理的演进脉络和历史自觉。

　　这样的一种国际流行范式与话语，对中国而言，还有着更重要的额外激发与刺激：

　　第一中国自秦汉以降，面对北方匈奴所谓华夷之辨问题，早已形成了所谓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更有所谓的‘同姓同德，同德同志，同志同心’等的传统观念作祟。儒家孔夫子虽然以文化作为中华夷狄分野之标准，但自我优越的历史地位，在朝贡体系之下，是明明白白和经常外向性的。即令是乾隆系满清入关后裔，其先祖和本人一旦登上皇位，代表着华夏的傲视全球的尽头，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因此，从正反两个方面能够真正地平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当实属不易。但毛主席对亚非拉和整个世界人民革命的支持，在平衡新中国有限的能力（尤其是财力和技术或者说家底）与尽最大可能地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与建设，可谓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

　　第二中国在近代，主要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109年的岁月里，饱受了世界上一切欧美列强和亚洲帝国主义日本的凌辱和侵略，付出了惨重高昂的代价，不要说一般性的复仇情结，就是公正无私地获得应有的赔偿，也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而毛主席却能摆脱这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对日在随从蒋介石政权之后同样地放弃了战争所赔，更对像国际‘丧家犬’一般的西哈努克亲王施以援手，收到了令国际友人为之动容的中国输出大国尊严，为中国的大国复兴，在亚洲在世界的崇高地位奠定了无比雄厚的基础。

　　第三中国古代的灿烂辉煌，恰恰成为了近代错过世界与时代巨变机遇和新潮领航的某种历史负担，更成为西方列强一贯觊觎和欲罢不能独吞而不得不联合蚕食的最大财富堆积。西方以新大陆或美洲作为他们的所谓‘无主之地’的褫夺对象，在获得了美洲金银之世界货币，非洲奴隶这一补充的类同机器或‘动物’的人力资源两大欧美白人族群与文化圈以外的通货-人力之外，又把中国、印度作为其财富掠夺目的地：对印度来说，在独立之前，起码还有5.5万公里的铁路已建成，算有些工业化的基础设施，而在中国，则仅有2万多公里的铁路，但运营的仅有1万多公里，现代工业几乎为零（毛泽东估计行10%左右）。在自身被剥夺殆尽，不但被榨干，而且相对弱化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产业能力，又不存在西方列强历经的一切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同时面对最大的后发劣势，即帝国主义先发国家的封锁、围堵、绞杀和一切阻挠，面对如此的自我困境和恶劣的国际环境，毛主席毅然选择尽最大可能地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抗美援柬等一系列的国际援助和历史进程中，把国际主义演绎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

　　第四抗日战争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两年半近三年，接着抗法抗美援越，对印、对苏自卫反击作战，对越西沙保卫战，从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到准战争、大冷战，新中国的一穷二白之历史起点，又被恶劣的国际资本围堵环境所大大恶化，自己白手起家却依然高举国际主义旗帜。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完美的结合，实乃古往今来政治大家中之仅见。

　　第五毛泽东面对世界历史风云，国际大格局中的制度文化选项，高度灵活和坚定不移地首先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大战略，并是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概推倒重来，不予承认，如此一来，一方面直接把国家主权，尤其是我国海关、货币、汇率和财富的一切经济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直接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制度、社会、文明高举为旗帜、准绳和榜样，旗帜鲜明地加入到大同制式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从而在两大阵营，尤在后来演化成的美苏争霸的态势中，赢得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的资金、技术、人员的大力外援，包括156项目的整产业集成式的引进和建设，包括三亿美元的1%的超低息贷款，历经抗美援朝一役，借助苏联的帮助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一越成拥有三千多架飞机的世界第三的空军强国。

　　而经过1964前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主义，特别是苏联陈兵百万于我国北方，形成社会帝国主义的直接军事威胁后，中苏公开决裂，毛主席又抓住历史机遇，以小球推动大球的天才外交，一举打开了中美大门，中西大门，奠定了中国当今大国雄起之势。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由中间地带，一条线和两个中间地带而最终形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推向时代高峰，反霸权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宣称，成为中国外交和国际社会公理体系最夺目的光辉旗帜，在世人面前，确立起了国际社会的道义制高点。不脱离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穷朋友、穷兄弟，平等互利，互相支援与扶持，在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中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贸、技术、人员、物资和文化上，各取所长，互通有无，平等互利，共同成长、进步、发展和壮大，从而为中国、中国人民赢得尊严和和平发展的红利，也与此同时把北京模式打造成中国最大的国家品牌，和商贸往来的前提与实质互惠的通道与可能。

　　同欧美列强的先是殖民掠夺，后是市场占优下的歧视和施舍相比，毛泽东的世界经贸与国际经济大略，犹如其军事辩证法一样，堪称完美、经典。

　　当时至今日，我们通过加拿大的畅销书作家的《休克主义》，美国畅销书作家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国畅销书作家杨斌的《威胁中国的隐蔽的经济战》和宋鸿兵的四卷本的《货币战争》以及一切二十世纪史，当代史著作，回溯巴西经济奇迹，阿根廷曾经历史辉煌，智利的昙花一现，看从‘日本挑战’到日本冲击到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观韩日、台湾等所谓的亚洲或东亚奇迹的昨日与今生，就会对老人家的战略布局和绝顶智慧钦佩不已，盛赞有加，由衷敬畏。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