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毛泽东终归不一样

　　1945年4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没两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排出了歌剧《白毛女》，随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泪水和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

　　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的手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但毛主席在台下却说：

　　不，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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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银桥曾经有过回忆：

　　随着主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

　　如果我说一句“主席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种现象，从主席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越来越严重。

　　过去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主席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主席的安全却十分保险。

　　那时，人民和主席之间无任何距离，他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主席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哪。

　　可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主席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怎样地加强他行动安全的建议，也没有这方面的表示，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

　　主席有一次见不到群众，气的对我说：“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嘛！”

　　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

　　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

　　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也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

　　“主席，请坐下，我给您梳梳头。”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毛泽东啊！我当时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有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