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胸怀“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志向。为实现这个大志向，毛泽东在年轻时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敢于开拓，大声疾呼，现在创造的“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湘江评论》创刊号）毛泽东一生保持着这种开拓精神。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过：“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今天，我们读到毛泽东的这些话，他那种勇于开拓的磅礴气势仍扑面而来，鼓舞我们开拓创新。
“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新路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十月革命唤起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帮助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而苏俄革命，是以大城市为中心搞武装暴动而取得成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也认准了一条：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照苏俄的样子，在大城市里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搞城市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个认识指导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哪里有工人，就往哪里跑。
长辛店，是留下历史记忆的地方。1901年，比利时与法国在长辛店修建了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厂，20多年后，这里成了中国早期工人的聚集地。在李大钊带头下，一批早期共产党人重点深入的地点，就是这里。他们在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办起了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启发工人觉悟。很快，这里就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这里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是，在反动势力镇压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很快就失败了，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
在南方，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提出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和要求。同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在上海成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把主要工作重点放在上海。他们进工厂，办工会，搞集会游行，组织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可以用“波澜壮阔”四个字形容。但是，这些斗争都没有形成足以推翻反动政权的力量。1927年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被屠杀。工人运动被浸泡在血泊之中。
◆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图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看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都有深入工人中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经历。他们那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今天仍然令我们后人敬佩。回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动的武装暴动，仍令今人心中激荡出一种豪情。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引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他们仍然坚信，在大城市发动和组织工人搞城市武装暴动，是在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不二法门。在工人运动一次次被镇压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接着搞一次次新的罢工，一次次新的“飞行集会”，结果是革命力量接连遭受损失。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领导成员顾顺章、向忠发也先后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迁往江西苏区。
就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们仍然在中国搞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时，党内有一个人开始独立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苏俄城市暴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一个别人没想到的问题：共产党可以领导革命力量“上山”。但他那个时候只是提出一个设想。他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是从秋收起义失败开始的。
秋收起义失败后，务实的毛泽东考虑的是：在反动势力镇压之下，中国共产党、革命武装力量，总要生存下去。能生存，才能有发展。因此他在文家市用一个通宵的时间说服和他一起领导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最终决定秋收起义余部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发。毛泽东率领几百人在井冈山立足后，很多仍按旧思路想事情的人在问：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我们在井冈山能搞出名堂来吗？于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出现了。面对疑问，毛泽东却在实践中找答案，他领导革命军队击退了敌人数次“进剿”“围剿”，他率领的革命军队不仅生存下来了，还发展壮大了，在井冈山周围几个县建立起了人民政权。
伟大的实践必然孕育伟大的思想。井冈山斗争实践，使一个大胆的新思路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产生，这就是：在中国，照苏俄在大城市搞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法子，搞不成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开拓出一条新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八角楼借着清油灯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他在著作中提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他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五个方面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在农村长期存在发展的原因。他自信地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一条马列著作中没有、也没有前人走过的革命胜利之路：在中国，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勇于在这条新路上开拓，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创建了大片革命根据地。
能够提出此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提出的思想，能够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开拓出一条社会主义实践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道路，并且始终坚持下去，需要极大的魄力。实践中，提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者有之，动摇彷徨者有之。毛泽东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多次受到打击、批判，甚至撤职。但是毛泽东有一种探寻真理、大胆实践的勇气和魄力，他开拓创新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中央苏区被“左”倾教条主义搞丢了，红军损失惨重，但毛泽东以坚忍不拔的意志重新搞起。红军在陕北立足后，毛泽东仍然坚持共产党必须走这条新路的决心，在农村扎扎实实发展革命力量。最终，真理被实践结果证明：中国革命就是按照毛泽东开拓的这条新路搞成功的。鲁迅先生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生命的路》）毛泽东说，“我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就是从布满荆棘、无路可走的境地里走出了一条夺取全国胜利的“康庄大道”。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八角楼革命旧址前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历史事实证明，没有毛泽东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找到一条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路。
中国“要换两回朝”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已经看到胜利曙光时，人们开始考虑，中国战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国民党方面在考虑，共产党方面也在考虑。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说得很明白，战后中国建立的国家，就是国民党专政、依靠西方支持的国家。这一点，被周恩来称为“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的戴季陶捉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当然不同意国民党的建国目标。在毛泽东指导下，共产党内的笔杆子写出了《评〈中国之命运〉》小册子。1943年7月21日，毛泽东决定，公布《评〈中国之命运〉》，当天，这个小册子就在《解放日报》上刊出。同日，毛泽东在给董必武写的一封信中说：公布这个小册子，目的就是“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
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此时提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建国目标，并且要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拥护，而恰恰在共产党内，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清醒。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时，党内大多数人在考虑战后建国目标时，有一个共识：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自然要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与大家不同。他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对未来作出切合实际的设想，提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这个社会的过渡，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战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想。
其实，毛泽东考虑抗日战争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比党内其他同志都要早，比蒋介石更早。早在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时就提出，我们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国家，毛泽东取名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呢？毛泽东根据中国现实状况作出了回答：“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呢？毛泽东也作了说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它决不是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义论》）
到了1943年，毛泽东这个创造性思想更加成熟。这年8月8日，他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了他的建国构想：“中国共产党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6页）第一次换朝，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次换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他对我党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目标，有了更具体更精炼的概括：“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同时他强调：“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毛泽东把这个构想形容为现在和将来的“两个革命”。
毛泽东提醒全党：这不是简单的事，“完成这两次革命不是像煮一顿饭或造一所房子那样简单，而是要推翻我们的阶级敌人”。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现在，我们除了要推翻外国大资产阶级外，更要警惕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毛泽东回顾历史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靠苏联和共产党帮助搞了起来，我和周恩来等同志都在广州开过会。国民党搞起来后，就一脚把我们踢开了。现在他们虽然与我们合作抗日，但他们是下决心要同我们打了，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想要消灭我们。
毛泽东提出的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提过。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进行新创造和新开拓而提出的，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开拓创新魄力的。当时，毛泽东面临的是：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内多数人不理解，苏联共产党怀疑。尽管如此，毛泽东认准这是真理，就坚持到底。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后，团结全国各族各界人士，联合各民主党派，成功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上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地位；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主导的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文化上实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社会制度具有独特性，它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中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实践证明，毛泽东以极大勇气开拓创造的这个社会制度，确实符合中国实际，起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作用。它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在当时也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认可。在1956年，当经济和社会条件具备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成功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稳步、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新中国逐步发展壮大的基础。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念毛泽东非凡的开拓创新魄力。
中国应该“标新立异”
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思考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不是也建立和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0页），建立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再次展现了他的极大开拓创新勇气和魄力。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向苏联学习，是“政治正确”。大家都认为，苏联仅仅用了3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大国、强国；东欧各国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也很快。因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学苏联，是理所当然。
毛泽东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讲过要向苏联学习的话。具有勇于开拓非凡魄力的毛泽东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寻找答案。他经过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周密分析后，提出了中国要走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
1956年初，毛泽东听了34个部门汇报，又到南方进行城乡调查研究后，在当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方针。他在讲话一开始就否定了一切照搬苏联的认识，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对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讲我们要走自己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道理。他说，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毛泽东用形象的语言说，苏联用这样的办法积累资金，是“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毛泽东谈到，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的办法不好，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做，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毛泽东概括自己的观点说，我们当然要学习苏联的长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同上第41页）他举了一个例子：“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风派”，“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起北风，他又是北风派”。毛泽东这些话中突出一个观点：中国不能照搬苏联，要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这个道理，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的谈话，讲得更加生动、深刻。毛泽东那次谈话面对音乐工作者，但内容却不限于音乐，虽然看似天马行空，却有一个核心点，这就是中国要走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这体现了毛泽东谈话的一贯特点。他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论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
毛泽东在谈话中，旁征博引，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讲到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表现形式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讲到打仗，毛泽东说，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讲到艺术，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讲到绘画和音乐，毛泽东说，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一些经典的话：“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毛泽东并不排斥学习外国，他说，我们当然要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正是在毛泽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标新立异”思想指引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很多方面都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很大区别。中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农村实行集体经济；中国实行的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制度等等。实际上，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已经迈上了独特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而且，中国走上独特社会主义道路后，毛泽东仍在继续开拓创新。在世界存在两大阵营情况下，毛泽东却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仅与法、英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坚冰”；不仅发展了中国武装力量，还搞出了“两弹一星”，使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与很多暂时不能建交的国家，开辟了民间外交模式；在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先后两次决策大规模引进，一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二是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从西方引进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解决了国民经济的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发展同西方国家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起到了率先开拓的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深刻认识到，正是毛泽东以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毛泽东的开拓之功，他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