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毛主席为何一定要严惩甚至不惜枪毙贪污腐败分子?
腐败问题与帝国主义对我渗透息息相关
1959年,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4日晚上,已经是深夜,毛主席在他的讲话提纲中信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毛主席又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们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若不改正,他们将会完全破产”。
读了毛主席这个批示,当时,我们党内的同志还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但是,8年以后,毛主席的预言不幸被事实所证明,苏联共产党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全党反斯大林运动。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便更彻底应验了毛主席的话,一个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全世界的注目中亡党亡国,苏联从此不复存在,陷入四分五裂。
时间又过了十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它的下属机构发布了十条训诫,其中第一条写道:“用物质的引诱败坏他们的青年,尽一切可能让他们蔑视和鄙视他们原来所信奉的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制造一切色情的东西,让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鼓励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要千方百计用电影电视书籍和新式宗教,毁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毛主席的预言,再一次被美国人以条令和规划的形式加以详尽的说明和解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次明确地针对的对象是谁呢?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这次他们针对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把西化分化成功希望的对象寄托在中国的年轻一代身上。美国及其西方的行为,这正是毛主席晚年所担心的最大的问题。从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在思考关于如何保持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永不变质,我们的江山永不改色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思想战略的话题,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上个世纪40年代,毛主席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有过著名的三个“名对”,从延安开始,已经成为历届党的领导者和共产党员们的警钟和警示。今天我们讲这个课题,那就首先从毛主席的三个名对谈起。
重读毛主席的三个名对,感悟反腐防变的重要性
毛主席的第一个名对,便是著名的“甲申对”。
这是毛主席关于党不变质的思想的最早显现。事情发生在1937年9月,这一年,在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党全军的事件,在红军时就已经身为旅长的红军干部黄克功,对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面对这样一个案件,有人给毛主席写信,说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从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革命,参加了万里长征,是老井冈留下不多的将领,现在国难当头,可以让他戴罪立功。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经过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死刑,为了教育全党,毛主席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在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就这样,曾经勇冠三军的将领被枪毙了,临刑前,黄克功听说中央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痛哭失声。这件事,让毛主席陷入深深思考,在战争依然在进行时,有人就已经蜕化变质,就开始追求享受堕落。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必然更加严峻。不久,毛主席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永昌起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更加关注的是这位起义领袖由胜利转为失败的教训。1944年是甲申年,这一年,郭沫若应约在重庆《新华日报》撰写了纪念李自成进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北京后,因为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主席当即批示延安《解放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今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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