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封锁，毛主席是如何领导好“国内大循环”的？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论析

　　黄 旭 卢 江

　　摘要：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科学指导。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旨在实现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稳步扩大，强调不仅要畅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还要依靠产业、财政、货币和贸易等政府经济政策协同配合，确保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顺利进行，以畅通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机制。此外，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手段，按照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的要求，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解决经济风险防范、新动能培育、分配制度完善等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价值启示。

　　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破解中国经济运行难题的理论概括，为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导。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体系严谨、内涵丰富，特别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计划管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等独创性内容，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对当前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p.174)具有重要价值启示。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拥护支持下建立全新政权，但因战争摧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新中国成立时经济总体水平落后，国家经济秩序较混乱，经济循环不畅是经济建设面对的重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城市和乡村经济相对独立。

　　由于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成为党的经济建设主要内容，比如毛泽东在1942年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指出：“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2](p.462)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要求：“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3](p.109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在城乡关系中，哪一个是中心呢?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4](p.25)然而，在工作重心转移过程中，城乡经济之间的循环存在较多堵点，基本上以农村为城市供应农副产品的单向流动为主，城乡发展差距开始显现，二元经济格局日渐形成。

　　第二，工业和农业产值比例失衡。

　　作为社会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战争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我国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社会总产值构成中，农业产值占比为58.5%，工业产值占比为25.2%，建筑业产值占比为0.7%，运输业产值占比为3.4%，商业产值占比为12.2%;[5](p.22)从工业总产值构成来看，轻工业产值占比为73.6%，重工业产值占比约为26.4%。[5](p.23)“一头大、一头小”的经济结构制约了国民经济循环，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毛泽东敏锐指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形成良性发展的逻辑和循环畅通的关键，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4](p.207)在后续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活动中，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不足成为国民经济循环的短板，导致粮食及轻工业品产量无法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而生活消费资料生产不足，反过来又制约生产资料生产。

　　第三，地区经济封锁现象严重。

　　区域经济结构反映了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和各地区经济之间的往来关系，区域经济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循环是否持续和稳定。新中国成立前，因政权格局的特殊性，全国绝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陆地区几乎没有工业。具体来看，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沈阳、天津等少数城市。1949年，我国西北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总产值仅为5.4亿，只占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9%。[6](p.98)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7](p.25)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导致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加上欠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全国各地区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相对割裂，地区封锁和保护现象突出，导致一些具有自然地理、区位和人口优势的省份生产要素没能充分利用，不同省份之间资源互补效应没能充分发挥，制约了国民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能否构建和如何构建可持续的经济循环系统，成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难题。基于中国具体实际和基本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国民经济循环的经验教训，开始探索中国发展之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应运而生，并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日趋成熟。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提出的主要目的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时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遵循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既要强调国家利益，又要关切人民诉求;既要注重短期目标，又要制定长远规划;既要寻求国际合作，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等等，上述内容都蕴含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从根本任务上来看，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的提出，是要改变国家落后和人民贫穷的面貌，致力于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朝夕之事，社会主义发展有不同阶段，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随着历史发展而日渐丰富成熟，其提出主要是为解决以下两大任务。

　　(一)恢复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面临最紧迫任务就是要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运行秩序。为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纲领规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科学研判当时经济形势后，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从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恢复交通运输业和恢复农业生产等方面刺激经济循环，“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4](pp.70-71)至于国民经济恢复需要多长时间，毛泽东准确做出预判，“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4](p.24)

　　实践证明，在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指导下，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且在1953—1956年间取得初步发展。就城乡商品生产和流通情况来看，在新中国成立时，商品生产和流通依然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到1952年，国营商业主导的全国性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多种所有制商业分工协作，有力提升了工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就工农业生产情况来看，统计数据表明，1949年到1952年，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农业产值、工业产值、人均国民收入等均有较大增长。

　　(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实质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间的矛盾。对此，毛泽东着重从生产力视角提出解决措施，即强调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集中反映于生产力结构和布局。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7](p.218)

　　就保护生产力而言。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农林牧业之间的循环要建立在各自发挥必要功能基础上，绝不能走“牺牲其一发展其它”的路子。从本质上来说，每个部门对保护生产力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从1949年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8](p.9)到1959年强调“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9](p.101)毛泽东已深刻认识到，一旦破坏农林牧的比例关系，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且国家要投入更多精力修复补偿某一部门的生产力。此外，毛泽东注意到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几千年来一直遭遇水灾、旱灾问题，这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严重冲击，因此，他强调兴修水利保护既有生产力的重要性。“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4](p.451)“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9](p.127)

　　就发展生产力而言。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起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反复强调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发展生产力，这成为其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的一大鲜明特色。比如，单从农业方面来看，毛泽东要求“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7](p.309)并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其机械化水平和程度，“改良农具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10](p.1017)“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9](p.101)此外，毛泽东还告诫人们：“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9](p.126)因此，中国只有“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4](p.438)至于发展什么样的技术，毛泽东在1960年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尤其是运用于国防战略技术，为构建独立的工业体系作出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

　　总而言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1](p.603)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不仅有力保障了国民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全面恢复，而且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科学遵循，指导我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第一个目标，即在1978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后续实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笔者认为，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之所以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就在于其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经济工作路线。

　　三、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昭示社会再生产稳步扩大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就社会再生产相关问题做了大量批注，分析了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关系，具体探讨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等方面的社会再生产内容。在政府经济政策层面，毛泽东还就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货币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积累与消费比例问题等进行深入思考，并从包括产业、财政、货币和贸易在内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出发，思考如何促进经济循环和扩大再生产，这些都是毛泽东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底色聚焦畅通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机制、勾勒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宏伟蓝图的具体展现。

　　(一)畅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链是经济循环的基本内容

　　“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12](p.653)毛泽东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客观情况，创造性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生产活动，强调了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处理好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第一，社会再生产循环链要以发展生产为基础。

　　这具体包括生产什么、由谁生产和怎么生产等内容。就生产什么而言，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把生活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结合起来，如果生产资料生产过多，生活资料不足，就容易导致人民生活贫困而丧失劳动积极性;如果生产资料生产不足，生活资料也不可能持续增长。就由谁生产而言，毛泽东指出要紧紧依靠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10](p.975)就怎么生产而言，毛泽东强调推动高水平生产，以更好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特别要加强城市的生产，“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13](p.1428)

　　第二，从分配环节对生产环节的反作用来看。

　　一个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对生产具有积极反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4](p.84)按劳分配原则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公平原则。这种分配方式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反过来促进生产发展。例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15](p.464)同时，毛泽东也关注通过合理税收政策等手段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保障农民收入逐步增加和农业扩大再生产，“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7](p.221)

　　第三，从交换环节对生产环节的反作用来看。

　　社会主义新中国既然还存在商品生产，那么商品交换也就不可能被否认，人们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各取所需，促进不同商品生产部门之间的经济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10](p.975)对新中国来说，除满足不同分工的劳动者多种需求，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农业生产积累发展工业生产，这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指出：“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7](p.241)通过加强工农业联系和互动，可以促进资源在不同产业间优化配置，助力国民经济发展。同时，这也有助于增加城乡经济循环，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整体现代化。

　　第四，从消费环节对生产环节的反作用来看。

　　一方面，毛泽东强调生产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仅注重生产而忽视生活，不仅难以持续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生产稳定与提高。因此，“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10](pp.991-992)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的粮食供应形势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意识到粮食供应状况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和经济稳定。“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9](p.129)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生产活动要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10](p.975)除物质消费外，人们的精神消费同样值得高度重视。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10](p.992)他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简言之，社会主义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构成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关系，在不同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会表现为新的矛盾和新的需求。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只有畅通这四个环节的运行路径，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循环，只有不同产业和区域等局部经济循环顺畅了，国家整体经济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

　　(二)构建“产业—财政—货币—贸易”政策协同体系是经济循环的重要保障

　　政府经济政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还是一个国家维系经济稳定发展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手段。毛泽东制定的产业、财政、货币和贸易等政策为新中国打造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协同体系，为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提供重要保障。

　　产业政策事关经济产出效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良好的产业政策可以有力推动国家产业协调发展。关于产业结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7](p.241)重工业为巩固政权提供基础，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生产则可以满足人民的日常消费需要，并为工业生产积累资金。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比例上，“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7](p.25)关于生产力布局问题，要结合各地区具体情况扬长避短，同时注重全局综合协调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力人口聚集，而西部内陆地区则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基于此，毛泽东指出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促进东西部地区资源流通和交换，“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7](p.25)

　　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实现满足社会成员需要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探索中完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第一，财政工作要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就是要通过财政政策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分配，稳定社会供给，为社会经济循环创造有利条件。第二，财政部门通过调控各个行业和地区的财政支出，引导资源向重点产业和地区倾斜，促进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做到统一管理和领导，实现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第三，财政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会主义财政的主要特点和优越性在于“有计划地为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整个过程服务的”，[16](p.517)缴税不仅可以帮助国家有序运行，还可以增加人民对国家事业发展的参与感和关注度，“个人所得税是一切财政制度上了轨道的国家都实行的，这不但是为了国家的收入，而且是为了养成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的关心的一种物质的表现”。[17](p.75)

　　货币作为经济交换的媒介对经济循环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货币政策控制住了我国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通过国家银行信贷，支持重点产业和地区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制定货币政策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与产业发展方向相一致。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要求“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18](p.768)二是货币发行要统一。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明确要求“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19](p.137)统一货币发行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货币稳定。三是积极发挥银行信贷作用。国家银行的资本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贷出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而是要向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生产事业倾斜，通过低利息贷款等方式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

　　新中国成立后，重点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通过贸易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目的是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从而提升国家建设水平。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9](p.158)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是自绝于他国的闭关自守制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20](p.74)“一五”时期我国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议，从苏联引进156项重点工程的成套设备，对我国建设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中长期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统治区内向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21](p.213)二是“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15](p.186)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的产出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弱，因此，这一时期国家在发展对外贸易时采取了积极的贸易管制政策，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

　　综上，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比喻为“大厦”，那么产业、财政、货币和贸易起着“四梁八柱”作用，而且它们之间只有相互配合、协同运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的地基才会更加坚硬牢固，“大厦”才会稳而不倒。

　　(三)实现物质资料、劳动力、社会关系三种再生产的内在统一是经济循环的根本要求

　　一个国家经济循环外在表现为“投入—产出”的持续更替，投入要素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产出也如此。再生产的实践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运行总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展开。

　　物质资料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采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筹兼顾、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政策，既坚持遵循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又吸取苏联和东欧国家实际经济循环的教训，“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7](p.24)毛泽东把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辩证纳入经济理论和实践，指出：“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7](p.24)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的物质资料再生产只有源源不断扩大，才能根本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总体局面，这就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提高物质资料生产效率。毛泽东意识到，不搞科学技术，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就无法提高，“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4](p.438)

　　劳动力再生产是指劳动能力的提升发展，包括旧劳动力的耗损补偿和新劳动力的生育补充。毛泽东明确指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10](p.160)在旧劳动力耗损补偿上，国家计划安排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保障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和充分利用。在新劳动力生育补充上，毛泽东既强调要保持适度规模人口，也要求注意控制人口生育。“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22](p.132)然而，物质资料再生产能力制约着人口再生产，一旦人口数量超过了物质生产能力，人们就会陷入生活贫乏，社会主义经济循环也就无从谈起，而社会主义经济循环发展如果“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10](p.972)因此，新生人口政策要注意计划生育，“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7](p.308)

　　社会关系再生产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再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这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直接目的，“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7](p.214)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后并不牢固，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毛泽东以工商业公私合营企业资本家拿取定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还有部分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等内容为例，说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存在相矛盾的一面。因此，经济循环必须聚焦社会关系再生产，确保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具体展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三者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持续稳定运行。

　　四、社会主义经济循环要求资源配置方式灵活有效

　　一国经济循环本质上反映了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与可供使用的资源总量、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环境等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立足中国资源实际情况，打好经济算盘，拒绝简单套用其他国家资源配置方式，要求处理好计划和市场、中央和地方、个人和国家、积累和消费等关系，从而更好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水平。

　　(一)社会主义经济循环要求在资源配置手段上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实现了国有化，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按照一定计划进行，计划对经济循环具有反作用。“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9](p.119)作为主观意识的能动反映，计划对经济循环能否发挥好的作用依赖于其是否遵循客观规律，“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9](p.119)等，都直接会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影响。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脱离经济规律制定计划，那么就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消极影响，经济增长萎靡、物价严重波动、社会就业不稳、人民收入减少等危机则会不断爆发。正是通过制定计划战略，苏联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国家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战后唯一能与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毛泽东提出要向苏联学习，要把计划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中国资源配置的典型特征。“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23](p.350)在计划指令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适当根据自身需要，充分利用资源，有条不紊按比例地生产，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重大贡献。

　　此外，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商品生产。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干部极力否认排斥商品生产，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既没有正确理解商品生产的一般意义，也忽视了社会生产的具体情况，“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p.439)显然，毛泽东已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把握住了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本质属性，鲜明提出商品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思想，并明确指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7](p.435)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间，经济循环主要还是体现于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具体表现为城乡经济循环，大量工业品被农民吸收，农民提供了粮食和工业生产原料，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交换对促进经济增长尤为重要。因此，毛泽东要求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法则引导农民发展社会生产。毛泽东反对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也不赞同苏联对农产品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做法，指出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应坚持按价值进行市场买卖交换，“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10](p.980)

　　总的来说，毛泽东立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本国情，遵循经济循环一般规律，坚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进行资源配置，在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同时，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固化认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等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法则对社会主义而言不是“异端邪说”，相反，它能够和计划调控实现优势互补，“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9](p.34)

　　(二)社会主义经济循环要求在资源配置路径上把供给和需求匹配起来

　　供给和需求是所有国家经济运行发展都要面临的基本范畴，二者对立统一。由于科学技术、分工、生产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等因素影响，社会供给能力相对有限;生命繁衍决定了社会需求存在基本底线，同时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在客观上会不断提高需求层次。然而，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禀赋是既定的，资源如何配置绝不能空想妄为，必须紧紧聚焦“供给—需求”具体情况，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尽可能提高资源产出能力。

　　从供给侧来看，有限的资源必须依据现实供给能力进行调配，同时反过来要求供给侧改革。众所周知，社会供给总量受到商品价格、生产要素、政府财税制度、生产商预期、自然地理区位等条件制约，在配置资源时需充分考虑上述因素。比如，以提高国家生产效率为导向，大城市工业生产的资源投入相较于中小城市来说更有利于国家发展，这是因为，大城市工业基础比较牢固，配套技术相对成熟，在财税制度上优先支持大城市发展重工业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又如，农业生产受土地肥沃程度和自然气候影响明显，尽管中国国土面积很大，但相对于人口规模来说，可耕种的土地资源并不算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哪个耕种得多一点同样需要科学布局。从需求侧来看，物质生产水平提高推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分层化，这对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挑战。随着人口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人们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发生变化，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综合评估宏观经济、区域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影响。例如，随着农业生产稳定，我国逐渐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时候社会资源就要倾向于落后的农村地区，着重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一国供给和需求时常发生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突出表现为生产过剩和人们有消费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经济危机，这是商品经济在市场自发性导致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会出现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但是借助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积极计划，企业间的竞争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无休止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是有效地把资本增值、国家发展和人民需求辩证统一起来，由此不会呈现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9](p.119)需求和供给双管齐下，把资源在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之间配置合理，方能促进经济循环不断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

　　(三)社会主义经济循环要求在资源配置结果上把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任何国家在资源配置中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国民经济循环中，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影响经济质量和水平，资源配置的公平则事关经济循环稳定和持续。

　　从资源配置效率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实现高效率、多产出成为棘手之事。对此，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三要素出发，思考如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比如，就劳动者要素而言，毛泽东注重改善劳动组织，即通过科学的工作制度和岗位分工，激发每位劳动者潜能，同时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技能培训以及有效的管理监督。又如，就劳动对象要素而言，毛泽东强调保护利用土地自然资源，通过经济核算和精细管理确保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在具体工作中推行合理的耕作制度和加强环境治理。再如，就劳动资料要素而言，毛泽东提出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工具提高经济产出，彼时全国掀起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公平配置资源来看，社会主义经济循环要求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即资源配置更加倾向于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或特权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为了人民，要让人民对发展成果有获得感。“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10](p.988)毛泽东专门批评许多农村合作社排斥个体农户和贫农，不给予他们农业贷款和资金支持的做法，认为这不符合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总之，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强调通过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确保资源高效利用的同时达到社会成果的公平分配，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

　　五、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的价值启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循环面临国内与国际、总量与结构、增长与波动、地方与全国等矛盾，历史遗留问题和一系列新生问题互相交织，如何防范化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风险、挖掘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完善经济利益分配制度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面临的重大考验，对此，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循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启示。

　　(一)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加速演进，一方面，以大数据、算力算法、区块链等底层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又遭遇历史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难以为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4](p.28)首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垄断和贸易制裁来打压中国经济，试图把中国锁定在现代世界体系外围，从而遏制中国崛起。为此，我国必须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到内循环上，既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依靠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大的内生力，又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其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要坚持巩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链，将国内过剩产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源优势互补，有助于加快形成“水平高、安全好”的国际大循环。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在于，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模式“打破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25](p.46)突破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二元对立理论框架的传统认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国家和政府不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大包大揽，而是在宏观层面精准把控经济形势，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党的领导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保证，关键在于能够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带来的局限性，更好地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统一，确保资源配置合理性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历史经验表明，经济政策与市场规律相悖会导致经济陷入萎靡期，经济政策与市场规律的协同一致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面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宏观经济目标时，市场自发性行为可能存在短视和局限性，单靠市场机制往往难以有效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长远规划和协调问题。这意味着，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导向、协调和计划的宏观调控不可或缺，应通过党和政府的有力干预和政策支持，引导资源流向构建“双循环”格局战略需要的重点领域。

　　(三)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确保经济持续循环

　　构建畅通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强化这些政策之间的协同并保持政策根本取向，对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发展规划、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投资、环保等部门应各司其职各表其能，根据现实具体情况细化落实总体目标，同时锚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阶段性任务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促进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平衡协调联动”，[26](p.220)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确保各项政策准确发挥成效，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综合评估考核体系迫在眉睫，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方位引导政策出台节奏时机，规避掉由政策过度叠加和功效抵消引起的风险，确保“打好统筹兼顾、各有侧重、互相配合的政策组合拳”。[26](p.221)

　　(四)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循环根本立场

　　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高质量经济循环发展。一方面，高质量经济循环需要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建设。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高要求的经济发展无疑需要汇集更多人来共同创造。因此，高质量经济循环要积极拓展经济发展主体、扩大高质量经济循环的范围和深度，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民营经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经济主体，不断推动个体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另一方面，高质量经济循环所取得的发展成果要由全体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聚焦如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问题，彰显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决心。共同富裕在强调要“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分好蛋糕”，确保高质量经济循环成果普遍而公平地惠及所有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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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黄旭，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卢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