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探索土改政策的工作艺术启示

　　序言：

　　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做了大量、详细的农村社会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多次提出农村土地改革具体政策。毛主席的土地改革政策发展完善时期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回顾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探索土地改革政策的历程，可以吸收其中重要的历史启示。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能加深对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等等论断的学习、理解。

　　八七会议到井冈山——“没收小地主土地”并“妥善安置地主”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早在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上，积累过大量农村实际调查资料的毛主席就提出了“（1）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0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一贴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有利于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政策意见。八七会议后，主席特意和瞿秋白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0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这句话，体现了他扎根于群众大多数之中、扎根于实际之中的务实精神。

　　八七会议后不久，8月13日，毛主席“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农村调查农民土地问题，同时看望先期回板仓的杨开慧及孩子们。找来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教师，在杨开慧家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了解到农民要求全般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0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在调查中积累了很丰富的材料。之后的8月18日，主席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没收土地的办法，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妥善方法加以安置。”（《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0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8月19日，主席又提到了“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0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这时就已提出对地主要妥善安置的问题、反对“左”倾，而中共早期中央负责人在多年后还坚持“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差别可见一斑。差别来源于哪里？很大程度上源于主席做的农村调查研究详细丰富、其他很多人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严重不足。

　　秋收起义后，主席率军走向敌人薄弱环节——农村，进入罗霄山脉中段地区。为了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包括土改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主席开展了比较系统的、巨量的社会调查。1927年10月中旬，主席“在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28年1月10日，主席指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之后，主席“将工农革命军的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做群众工作，其余部队组成宣传队分三路下农村，一路到城东于田，一路到城西草林，一路到城西北大坑，向群众进行宣传，作社会调查，并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当时，“毛泽东当时亲自拟定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活等状况，要指战员着重调查工农受压迫、被剥削的情况及其要求。”（《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月下旬，主席“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写下《永新调查》。”（《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3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不仅要亲自调查研究，而且引导战士们与他一起调查研究。也可见，主席的调查极为全面，而且包括与土地改革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和阶级问题。调查研究也是向群众学习，主席坚持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先通过联系群众学习实际情况、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并发动群众。

　　以丰富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主席逐渐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土改运动。1928年3月30日，主席“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在沙田万寿宫召开军队干部会，决定分兵深入附近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搞分田试点，建立工农兵政府。”（《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3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在主席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发展很快。当时杜修经向湖南省委汇报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4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28年12月底，主席总结土地革命经验、亲自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土地法》规定“（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9-5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土地政策，使当时全乡人口都能分配到土地，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显然是根本不同的。没有详细、成分的社会调查，是难以如此充分论述“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合理性的。

　　在这一时期，主席在详细、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小地主为主，大小地主土地都要没收”、“妥善安置地主”、“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些符合实际的政策。

　　赣南闽西时期——“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乡平分土地”“给予地主与富农生活出路”

　　转战赣南闽西期间，主席也做了比较多、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1929年3月中旬，主席“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教书先生、老佃农、流氓头等各阶层的人，到辛耕别墅召开各种座谈会和调查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情况，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击豪绅地主活动，同时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6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4月中旬，主席“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六大决议案，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7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制定新的土地法，离不开新的实际调查。6月，主席和朱德、陈毅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指出：“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7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不仅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废除了剥削给农民带来的负担，而且体现了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待。

　　正在主席的土改政策随着大量的调查研究逐步完善的时候，共产国际的“左”倾指示来了。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左”倾指示信。共产国际表示：“另一方面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上还有更不彻底的语句，在那里说到反对反动势力的时候说是要使富农中立，甚至于说到对于还没有消失革命可能性的富农，要吸收他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这些语句，都可以使人以机会主义的精神去了解六次大会决议以为必要联合富农。”“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93-695页。中央档案馆编）可见，共产国际坚持“左”倾路线、反对在必要情况下中立富农，甚至将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难得正确的口号“中立富农”作为“更不彻底的语句”，并要求中共加紧对富农“进攻”。这显然是严重“左”倾的政策。

　　当时的中共中央成为了共产国际“左”倾指示践行者。但是，毛主席依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大量详细、充分的调查研究，不断探索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1929年7月，毛主席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79-28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抽多补少”、对地主家属“给以生活出路”，显然都是主席通过调查研究、领导党和人民探索出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正确土地改革方法。1930年5月，主席做了著名的寻乌调查。“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后来回忆说：“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正是经过了这次惊人详细、全面的调查之后，在同年6月的汀州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中关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如主席所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1930年11月7日和8日，将主要精力用于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主席仍然对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做了简略的社会调查。做了这次调查之后，主席对分配土地的政策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主席指出：“在李家坊调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士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4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1月15日，根据丰富的调查成果，主席指出：“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一)大村不肯拨田于小村。(二)单位太多,区乡政府不易督促,暗中生出许多弊病。(三)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个意见可以注意。”（《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分田以劳力为单位的弊病,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田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住农,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并且富农可以租耕孤、寡、老、幼、小脚妇女等人的田。因此,以劳力为单位只于富农有利。”（《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4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按村分地、按劳动力分地的危害的认识，只有在调查研究中才能深化；对“怎样分地更能得到贫农拥护”这一问题，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科学解决。

　　也是在11月15日，以大量调查材料为基础，主席指出：“正当的政策应该是‘无偿得田，分亩分青’。地主家属照分,以归一律。地主钱多,另行派款。流氓照分,因为他们是劳苦的。富农反对流氓分青，是不对的。中农没有多的田分出去，不受影响。‘上层贫农’耕田多的,虽受影响,但有他种利益满足他们。广大的下层贫农、手工工人、雇农,是十分拥护这个办法的。分青之后无力耕种的，准许照出租办法办理。”（《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4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当的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全乡人口原来在本乡耕的和原来在外乡耕的合计起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移得田动的移田(田多的村,把田推一部分给田少的村),移田不动的移民(隔远了,无法移田,只好移民)。这个办法,叫做‘原耕总合分配’。”（《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5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经过详细调查，主席坚定了对“给地主富农一定生活出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乡分土地”等等土改政策的坚持。

　　这一时期，主席根据实际情况创造的土地改革政策更加具体、完善，却遭到了坚持共产国际“左”倾指示的“左”倾中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左”倾中央对毛主席正确土改政策的逐步否定

　　1931年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肯定毛泽东提出的在平分土地过程中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但认为毛泽东此前主张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把土地分配给乡村中的一切男女，使豪绅地主家属和富农与贫农、中农一样，分得数量上和质量上同样的土地，‘是不正确的，是非阶级的’，这样做‘模糊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意义’《决议案》强调，在分配土地中，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富农已分得的土地，应当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应当转分给雇农、贫农、中农而把他们的坏田调给富农’。”（罗平汉：《毛泽东与红军的创建发展》，第216页。人民出版社）这是“左”倾路线坚持者们对毛主席正确土改政策的初步否定——否定“平分土地给乡村一切人口”。主席的政策来自详细、充分的实际调查，而否定主席政策的一些同志没有任何一位像主席一样做了充分、详细的农村社会调查。

　　“左”倾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政策都不满意，认为他们对毛主席的批判“不够深刻”。于是，“左”倾中央于8月30日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5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左”倾中央的压力下，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的赣南会议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租了全面批判。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上述一切错误，使土地革命不能深人，使贫苦农民或者根本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如没有分配土地的地方），或者没有得到最大利益，而使富农偷取土地的果实。这些错误，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与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模糊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448页。中央档案馆编）这次会议，“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56-35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次会议前，主席刚刚指挥仅3万装备落后的红军打败了30万装备强大的敌军、保住了当时人口最多而且面积最大的苏区......

　　就这样，主席以大量调查研究资料为基础创造的丰富的土地改革成果，被严重缺乏丰富、详细调查研究的“左”倾高级干部们全面否定。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这真是社会实践证明的真理。

　　小结：

　　从毛主席的土改政策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工作艺术启示。主要内容包括：（1）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席的正确土改政策，离不开详细、充分的社会调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先做人民的学生，后做人民的先生。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主席的正确土改政策来自社会调查，而社会调查就是联系群众——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主席从调查群众实际情况之中积累了大量实际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土改政策、指导群众开展土改运动。（3）正确处理“实践——认识——实践”、“矛盾——解决矛盾——新矛盾”的辩证关系。主席探索土改政策，是不断在实践中发现矛盾、发现问题、深化认识、解决问题的过程。正如主席所说，矛盾，就是发展的动力。（4）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主席制定的土改政策，围绕着阶级分析法。主席以调查材料为基础、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农村阶级问题，从而明确了农村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利害关系、在社会政治上的地位，进而正确判断了各阶级在社会实践中的态度，这就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5）在正确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争取阶级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主席“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富农生活出路”的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精神。

　　主席的土改政策探索史，值得我们长期学习、分析、研究，其中的启示并不止我提到的五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