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为什么崇拜他？

　　《知乎》有人问：“你为什么会崇拜一个人?”

　　我坦率地说：我崇拜毛泽东。

　　为什么崇拜他？我的回答如下：

　　我崇拜他，不是因为他曾经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不是因为他曾经被人们像神一样信奉，而是因为——两个方面，历史证明他在多个危急关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高瞻远瞩，力挽狂澜拯救了革命事业；而且，他生前的许多话，许多想法，曾经被众人怀疑却在他身后被一一验证，这些都令我敬佩不已；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公平的强烈追求，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基层劳动群众的真挚情感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极大地感染了我，每每在我内心激起强烈的共鸣。

　　这，是不是崇拜个人？确切地说，是崇拜真理。真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真理总要由掌握真理的人说出来，公之于众。教员说：“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许多真理是以对此真理贡献最大的人物来代表，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上有一个人格化的表达。例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整套的理论体系，通常就以对此贡献最大的马克思作为代表而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也是以对此贡献最大的毛泽东为代表而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所以，崇拜毛泽东，就是崇拜毛泽东所握有的真理。

　　这样的崇拜是时时自觉地用现实进行检验的，不是任何宣传鼓动或“洗脑”所能树立，也不是任何宣传鼓动或“洗脑”所能改变的。现实的体验包括正面和反面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反面的教育更为深刻。在毛泽东刚离开我们时，许多人对他的话还将信将疑，直到苏共和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才使大家猛然醒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的影响并不因为他离我们远去而消减，恰恰相反，对毛泽东的关注，重新寻回毛泽东，在社会上不断涌现新的热潮。这是因为人们需要从他那里找到正确认识社会矛盾的钥匙。

　　为了避免有人可能曲解或误解“崇拜毛泽东”的真正含义，对《知乎》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1.“个人崇拜是一种奴性吗?”2.“你们相信天才论吗？”也做了回答。

　　针对问题“个人崇拜是一种奴性吗?”我的回答是：

　　“个人崇拜”一直是个贬义词，对于别人敬仰而自己反感的人物，只要套上“个人崇拜”的帽子，就能把别人的敬仰贬得一钱不值；再以“奴性”斥之，更把“个人崇拜”置于可悲可鄙的境地。

　　然而，崇拜现象却是在现实社会中处处可以看到的东西。崇拜，无非是一种高度的尊重、钦佩与信任的情感。许多民族都有自己引以自傲的民族英雄，人们对自己的民族英雄怀有特殊的敬仰之情，难道是应该贬低和蔑视的吗？

　　美国，把开国领袖华盛顿作为首都的名称，建造华盛顿纪念碑并将其作为首都最著名而醒目的地标，甚至把一种棕榈科属的树木学名也取名为华盛顿葵。这算不算“个人崇拜”？

　　许多西方国家把基督教奉为国教，崇拜耶稣的现象很普遍。也许不信基督教的人对这种崇拜嗤之以鼻，但把这种现象称为“奴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崇拜与信仰相通，信仰的建立必定是以高度的崇敬与信服为基础。所以，一概地否定崇拜就如同一概地否定信仰，是无视人类特有的精神世界的一种荒谬之说。

　　因此，正如信仰有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崇拜现象，也是应该进行分析的。

　　真正看清这个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作出清晰回答的人，是我们的教员。

　　与“个人崇拜”有关的话题，实际上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开始的。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当政期间犯下的许多严重错误。赫鲁晓夫把这些错误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中共最早的反应见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956年4月5日），其中有条件地支持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说法。

　　然而，毛泽东很快就发现问题了。因为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下，斯大林被全盘否定，他所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他所领导的抗击法西斯德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统统被否定了。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的报告很快就引起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剧烈的思想混乱，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队伍中也引起巨大混乱，大批党员，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内的党员骨干纷纷退党，二战后曾一度成为本国最大政党的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其影响力迅速削弱，失去了许多基本群众的支持。

　　在事实面前，毛泽东得出结论：对于崇拜现象，必须要加以分析，那种不加分析一概而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

　　在1958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他思考的结果。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毛泽东把那种错误的“个人崇拜”用“个人迷信”来加以科学而清晰的界定。对于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盲从，不能迷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就是毛泽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种种迷信作斗争的历史，其中主要是对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迷信。在苏共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后，毛泽东号召中共党员要“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并且，毛泽东进一步扩展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态度。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对于自己，他也是同样的态度。他说：“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

　　至于讲到“奴性”，毛泽东强调“破除迷信”正是要人们打掉多少年来在“官老爷”，“大人物”，“权威”面前直不起腰的奴隶思想。他喊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的振聋发聩的口号，鼓励普通劳动者自立自强，敢说敢想敢干，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最后，必须指出，任何一个民族，要昂首挺胸地立足于世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伟大的民族之魂来支撑。这种民族之魂通常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为其人格化的体现。我们必须警惕有人用“反对个人崇拜”来玷污人们对自己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正如郁达夫在悼念鲁迅时说过那一句很著名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针对问题“你们相信天才论吗？”我的回答是：

　　有没有天才？当然有。人与人智商有差别，这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赋”，也是人们把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称为“天才人物”的原因。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使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崇敬；特别是由于他在常人认为几乎不可能的艰难条件下，多少次在危难中力挽狂澜，创造了无数奇迹，彻底扭转了旧中国的历史轨道，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使得人们，包括他的对手，都心悦诚服地把他认定是二十世纪的天才人物。

　　然而，对于有人以颂扬他本人为主题而提出的“天才论”，毛泽东却给予严厉的批判。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仅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天才”，毛泽东并不否认。但是若要从这一点引申开去，作不恰当的扩延，以至成为另有含义的“天才论”，则毛泽东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第一，把天才说成是“先知先觉”、“未卜先知”，那就违背了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道理。毛泽东尖锐地挑明了与这种“天才论”分歧的实质：“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毛泽东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在这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论断中，在给出结论之前发出的那几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就是针对和驳斥了“天上掉下来”、“头脑里固有”之类神化天才、制造迷信的理论企图。

　　第二，把杰出人物说成是鹤立鸡群，包打天下的神奇人物，那就违背了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毛泽东把问题的本质明确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毛泽东多次指出，只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可能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中起到先锋和领导作用。他在批判这种“天才论”的同时，鼓励大家唱“国际歌”，叫大家记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竟有人鼓吹这样的天才论，毛泽东认为是个“大笑话”。而“号称懂得马克思”的人，明知不对，还要大加宣扬，那毛泽东自然怀疑是在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和诡辩”，“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

　　为了批判这种天才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人们，包括他的同事，下属，以及外国来宾，坦诚地说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有人说这是毛泽东谦虚，毛泽东听后很生气地回应：“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在毛泽东看来，那些鼓吹神化他本人的说辞，实际上是在否定他几十年来通过实践探索和发现真理的艰辛努力，是在隔断他与共同奋斗的亿万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他极大的伤害。

　　他在听到别人说要掀起学习《毛选》的热潮时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1965年1月在听取余秋里汇报工作中讲到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又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类似的讲话，毛泽东多次讲过，无论面对的是外国政要还是下属，可见这是他一贯的真实想法，并不是一时的自谦之词。客观地说，毛泽东的这些著作在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对这些著作的高度评价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毛泽东真诚地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而他只是做了对这些革命实践的总结工作，这正是贯穿于《实践论》这篇他自己最满意的文章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也不赞成人们把他的著作看作可以用来对未来问题包治百病的教条，而是希望人们以此为“参考”，在新的革命实践中继续探索真理。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