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毛主席的著作影响了多少人？
尼克松拜见毛主席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当天下午，毛主席在寓所会见了尼克松。在交谈中尼克松对毛主席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福特拜见毛主席
毛主席逝世当天的1976年9月9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哀悼毛主席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两位美国总统所说的，不管有几分出自于真心，至少说明了一点，毛主席的著作对他们或多或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上世纪60年代，有一首《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的歌曲风靡全国，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烈场景。尽管多少带有全民运动的色彩，但自觉自愿刻苦攻读的人比比皆是。例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孙子朱和平将军在2011年回忆道：“1973年以前，爷爷已经通读毛选四卷8遍。1974年，88岁高龄的爷爷又完成了第九次通读。”
有些人为了便于精读，还想出了一些特别的办法。例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南北二陈”之一的史学大师陈垣（另一“陈”为陈寅恪），就把《毛泽东选集》拆开，按内容类别和时间先后，重新编定为六卷，分装成六册小本平装，请印刷厂重新装订，以符合他长期以来养成的研读典籍的习惯。
蒋介石在台湾用《毛选》的思想进行整党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败因是国民党腐败涣散无力，而经过了延安整风的共产党坚强有力。于是他开始读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的一些著作。后来台湾有人戏称，蒋介石才是最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是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专家，她也证实虽然蒋反共，“但也读毛泽东的著作”。
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的著作有如此之多的读者群。在中国，除了身居各种职位的党政军干部和知识分子外，更多的是数量庞大的普通民众。毛泽东著作中的用浅显明白语言道出深刻道理的文章不少，特别适合大众阅读。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毛泽东有很多话非常感染人，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读过。如果去读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当时我们必读的，就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毛泽东这三篇文章，我觉得至今都能作为中学生的一个范文，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讲出它好在哪。其实毛泽东有些文章写得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文章写到这份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毛泽东著作中有些文章内容看似深奥，但经过联系实际融会贯通也不难读懂。《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著作中最为著名的两篇讲哲学的著作，享誉国内外。当年的媒体经常有靠“两论”起家的报道。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写到了当年开发大庆油田时如何克服困难的情形，他写道：“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我想到了周总理的指示。4月上旬，有几天时间，我用半天工作，找干部和地质技术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半天关起门来，阅读毛主席著作，主要是《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同时，要求会战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也这样做。学过几天以后，我同康世恩、唐克、吴星峰等同志进行了几次讨论，分析会战的形势、任务和矛盾、困难。”“我由此想到，如果组织油田的职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在会战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对于做好各项工作，夺取会战的胜利，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两论”不但使许多普通读者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更使得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有终生受益之感。
胡耀邦在延安曾有幸听了毛主席亲自讲授的100多个学时的“辩证唯物论”的课程，后来整理为著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哲学名著。毛主席讲课时经常叫胡耀邦站起来发言，并对这个二十多岁青年头脑之清晰、理解力之强十分赞赏。多年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胡耀邦深情回忆道：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不够生动。
解放后曾在林彪身边担任卫生员的王汝钦2012年回忆道：“记得林彪在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还没有做卡片，他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字特别小，小到小米粒大小，有的字特别大。他看过的书，有眉批的都不能扔掉。我收了好多他看过的书，像《反杜林论》、《实践论》、《自然辩证法》等。林彪看书有个特点，一看就放不下，甚至饭不吃觉不睡”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两论”有特别的感情。研究杂交水稻的设想，当时被认为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因为旧遗传学书上说，“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反复领会《矛盾论》的一个原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1970年，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同志的高瞻远瞩地勉励袁隆平，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袁隆平和研究组的同志立即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认真细致地分析和总结。袁隆平一方面坚持《矛盾论》讲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思路，对试验中存在的问题从内部找原因。另一方面按照华国锋同志提出“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去搞”，付诸行动，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999年，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谈家桢是中国民盟的副主席，有“中国遗传学泰斗”之称。他在晚年自述中写道：“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许多外国名人对“两论”也是非常推崇的。
1948年斯大林主动提出要翻译毛泽东著作,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在编译的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
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则亲自翻译了“两论”，供越南干部们学习。当时许多越南干部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是毛泽东思想。”
石原慎太郎是众所周知的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政治家。虽然他以反华著称，但是他对毛泽东却是高看一眼，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更是赞美有加。2012年11月30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的党魁讨论会，轮到石原发言时，他说：“日本现在处于衰退、孤立状态，究其原因有种种，而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应该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大问题。使日本陷入今天这种状况的主要问题，就是宪法问题。”他在1999年的《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一书中写道：那时的提问有点像在大学国际政治课堂讨论时提出的问题，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上的提问，可能很书生气，但是我日后有关外交问题的趋向和内涵，都是以这最初的提问为出发点的，这得益于我读过的毛泽东的《矛盾论》，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中唯一一本刻骨铭心的书。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兴趣，而《矛盾论》作为方法论中的方法论，的确是合理而实用的。顺便提一句，在1950年代，日本发行的“两论”的单行本印数达30万，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宣传推介文章，有文章称，“两论”对日本战后的中兴起到了启蒙作用。
从1960年代起，西方国家普遍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其中，将“两论”（有的还加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单独出版的也不少。
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在世界上影响力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军事学院都有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课程。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即使一个军事门外汉，在读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的文章以后，都会收获不少，有的甚至影响终生。《论持久战》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我国著名文艺家林默涵，原名林烈，本是一介书生。1935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毅然回国，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1938年去了延安。1993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是什么东西吸引他去的延安。他说：“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说到去延安，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论持久战》。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都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陈志昆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内弟，1911年出生在美国檀香山。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满腔热血的陈志昆一心想回到中国参战。他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看到一个中国抗战的坚强根据地；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为共产党人所折服，因而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延安。毛主席与他进行了多次谈话，和他一起在窑洞里进晚餐，并赠他题词：‘将一切真正救国的志士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出路。这种志士就是不谋私利，牺牲自己，专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为陈志昆先生书毛泽东(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邓小平的这个坚定立场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多次强调过。他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邓小平还特别提到：“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
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融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到的的毛泽东的几篇著作，的确是影响全国、影响世界的经典之作。其创作过程也是凝聚了众多人士，特别是党内人士的智慧和心血。例如《论持久战》的成文过程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当时为了打消抗日初期全国上下的种种疑虑，为全面持久抗战作好思想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同志提议成立了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研究会以研究全局、讨论战争的战略为主要内容。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同志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感到，光是组织上述两个学习研究组织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独立地进一步研究理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拼命地读书，研究理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毛泽东同志终于在1938年5月，历时8天9夜，写出了《论持久战》初稿。接着又修改了7遍。初次印刷出书后又立即把书分别送给各位中央领导，请他们再提意见，再修改。当时担任毛主席秘书的李六如激动地对妻子王英兰说：“我真佩服毛主席，文章一改再改，一丝不苟。我想帮他又插不上手。”
但是，毛主席的某些著作，尽管经过毛主席本人和其他领导人多次修改斟酌，还有秘书等人的精心整理，仍然留下了一些争议之处。其中邓小平提到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就是一例。
1957年7月，毛主席根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以及和省、市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起草了这篇文章，并经过10次讨论和修改，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做了正式报告。最终在青岛迎宾馆完稿，并印发。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的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
据《周恩来年谱》，1957年7月20日，周恩来“修改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草稿。”“7月23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处理。”
改开后，有人认为“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见萧冬连谢春涛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第166页）。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否定的的是，该文的主旨言论已经成为了至今对我们影响最大的经典言论之一：“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当然，就像其他所有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或多或少也可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这篇文章给人们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部分言论，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类似的例子还有1942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就立即引起各国的关注。先后有几十个国家以五十多种文字竞相出版，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虽然围绕这篇文章时有争议，但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深远影响还在延续。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的费孝通，是我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后来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他在新世纪之初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我国舞台上充斥港台明星西洋明星的现象忧心忡忡。他说道：“我们那时唱白毛女，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方向毛主席曾指出过的，很清楚。”“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有创立自己的新文艺的苗头，我自己不是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可是我们在旁边看，认为这个方向对头”（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岳麓书社2005第142-125页）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的文章都是毛主席亲自审定的……
有鉴于此，1982年3月，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停售S卷。接下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编撰毛泽东建国后文稿。其原则是，无论是经过实践证明正确与否，只要是有据可查是经过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或者亲自审定的，均收入《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文稿》。例如1958年1月19日，毛主席在一则批语中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后来证明此说法是错误的，但仍被收入《文稿》。而收入此稿的依据是“有毛泽东手稿”。这样，诸如《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类的文章因依据不足而没有收入，也就不属于正式文献。对此，我国教育部早有文件，规定论文写作应当坚持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引用文献必须是正式文献。
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力至今无所不在
从前面石原慎太郎的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著作至今仍然很有影响力。在美国，2009年1月21日早，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演说里出现了“中流击水”一词，此词是毛泽东推陈出新创造的词。但几小时后，则改成了“中流砥柱”这一中国古已有之的成语。2013年3月的“美国网站上毛泽东名言”（即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网站发布毛泽东名言而被围攻）一事曾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该网站撤下了毛泽东的那段话才告平息。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
在国内，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毛泽东研究专家萧延中教授在凤凰网世纪大讲堂讲道：“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影响至今无与伦比。”
回顾历史，实际上，毛泽东著作一度也遭到过冷遇。这个时期就是被学者们称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非毛化思潮泛滥的时候。尽管一些忠诚的老干部们顶住了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一再强调决议的核心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议确实白纸黑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科学正确的评价，但在当时和以后的几年中，非毛化的思潮仍然有不小的市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有段时间毛泽东的书几乎见不到，基本上都躺在各地新华书店的库房里“冬眠”。
与此相映衬的是，作为毛泽东出生地的韶山，1980年全年的访客只有区区23万（2013年达到1000万）。从长沙开往韶山的火车也停开了。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面临“关门”的危机。当时有位曾经多次到过韶山的外国友人看到冷冷清清的场面后，问一位韶山当地负责人是怎么回事。那位负责人回答，中国人好走极端，一肯定就完全肯定，一否定就全部否定。不过这位负责人相信情况一定会有改观的。
这位负责人的预言没有落空。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教育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全国很快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热”。大学生们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在北京的一些大学图书馆里，有关毛泽东的书被学生们借阅一空。1989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生》杂志编辑部召开“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座谈会，与会的各大院校学生讨论得非常热烈。
与此同时，毛泽东著作开始脱销。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1983年库存的570套《毛选》，到1989年上半年还原封不动。但到了当年11月即全部售出。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也纷纷告急。1990年5月，人民出版社紧急重印了3万套以缓急需。在此情况下，1990年5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经中央批准，开始修订，准备出新版，即第二版《毛选》。1991年7月1日，《毛选》一至四卷第二版正式出版发行，一时洛阳纸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几乎都有排长队的购买队伍。至1992年1月7日，《毛选》第二版发行总量超过1000万套，在全国又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1983年，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的师生们访问中国。该学院的井上清先生回到日本后写了一篇《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吗？》的文章，文中写道：“当时我们胸前戴着毛泽东思想学院的校徽在北京地铁乘车，人们向我们投来一种惊奇的目光，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人们似乎在想，现在还戴这种东西，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
但是，井上清先生到底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毛泽东思想中，还有一个群众路线，我认为不应该否定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名言。”“毛泽东认为不执行这种群众路线，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的确确是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然而，对这种群众路线今天已经无人问津了。”（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第56-57页）
30年过去了，国内外人民都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影响力仍然还是“无与伦比”“无所不在”。“无人问津”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缕过眼烟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