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为什么苦心婆心劝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一些专家经常闹笑话，发表“高论”，说些不靠谱的话，出馊主意，出歪点子，把老百姓气的不行，送了他们一个雅号：“砖家”。教授也一样，雅号曰“叫兽”。

　　这些“砖家”、“叫兽”们都发表了些什么“高论”？可以去搜一搜，找一找，一搜一箩筐，一找一麻袋。

　　专家们，教授们，都是知识层次比较高的人，大知识分子，按理说出来的话应该头头是道才是，既便不是字字珠玑，也不至于让人笑掉大牙，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些专家教授说出来的话不接地气，跟专家教授的身份不配，跟“砖家”、“叫兽”的身份绝配。

　　专家变成“砖家”，教授变成“叫兽”，其实毛主席是早已料到的，一方面，毛主席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一直强调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缺点，高高在上，不愿意实践，不喜欢跟老百姓打交道，毛主席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毛主席一直都在劝导知识分子去跟民众交朋友，相结合，有时甚至是用赶的方式了，实际上是在帮知识分子，是在救知识分子，是让知识分子免于成为“砖家叫兽”。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和认识，来源于他对知识的哲学思考。

　　毛主席的《实践论》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认为一切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他嘲笑那些书呆似的“知识里手”说：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毛主席的认识论，决定了他要求于知识分子的必然是从书斋里和书本上走进实践中，做全面知识的“行家里手”。

　　1939年5月1日，毛主席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撰写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他在文章中写道：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作讲演，表扬延安青年是全国的模范，不但学习理论，还参加生产劳动，他说：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1939年12月，毛主席和其他几个延安的同志合写了一个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课本中他分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他也指出了知识分子的缺点：

　　“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题目“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指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必须接近民众，他说：

　　“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1941年3月，毛主席在为《农村调查》所写的序中，指出只有向社会作调查，才能获得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而要做好调查，一定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东张西望，道听途说，是“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的。他在“序言”中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语：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为了获取知识，毛主席立下了一个志愿：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从1941年开始，延安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本著作成为基本文件。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席要求培育“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他批评那些割裂理论和实践、只注重脱离实践的空洞的理论研究的作风，他说：

　　“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

　　“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主席讲到了中国文化不发达，知识分子的宝贵，接着又讲到了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他说：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主席给这些知识分子指出了这样一条路：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邀集了文艺家们座谈，一起研究文艺工作的方针和方向，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就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如果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他说：

　　“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指出报纸工作人员要向群众学习，才能增长本领，成为有经验的人，他说：

　　“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及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深刻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走向，大批的知识分子走向了与民众结合的道路，他们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虚心向人民学习，最终成长为人民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站在人民的立场办事，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

　　解放之后，知识分子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着深刻的思想改造，对于存在于知识分子中的轻视工农、轻视具体实践的错误倾向，逐步进行自我教育和被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了中国知识界面貌发生的根本变化：

　　“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同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赞扬了知识分子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取得的巨大进步，批评了一些不团结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不良现象，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说：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要求知识分子不要局限于书本的知识，“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讲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时，他说：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教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

　　“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 ”

　　1958年9月8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他讲到教育问题时说：

　　“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做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召集了一次会议谈论哲学问题，指出哲学家要下乡去，“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他说：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

　　1964年8月25日，毛主席会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的代表团和代表，谈到统一战线问题，他说：

　　“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我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主席作了多次讲话，在其中一次讲话中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

　　这是毛主席一贯的认识观，他始终坚持这样一条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而民众无不处于实践的第一线，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参与实践，与民众打成一片，才能完善自己的真知，成为一个“知识里手”，否则，就会成“最无知识的”，就“没有什么用”。在他的一生中，他努力地去推动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与民众打成一片，对知识分子完成了最大程度的改造，把旧知识分子改造成新知识分子，又培养了一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知识分子群体。

　　毛主席曾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毛主席这一“刮脸皮”的做法，把知识分子一下子推到实践和民众那里去了，这做法，实在是根治“砖家”、“叫兽”的灵丹妙药，奇招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