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心系“课本”与他的“教改”大计

　　课本也叫“教材”，也叫“教科书”，它的作用不仅在于教人识文段字，还在于培育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也就是说能够起到培育什么人的作用，所谓教书育人。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教育观，不同的教育趋向，会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课本，来教化人们的思想。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儒学”为其统治思想，经书便成为那个时候的教材，传统教育就是读经书。毛主席经常说他小时候读书的情况，他曾跟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他还曾跟日本社会党人士说“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

　　毛主席的“旧学”经历，是封建社会教育的普遍形态，背叛“旧学”走上“新学”、走上革命道路的毛主席对于课本的作用不仅有着深切的体会，而且一直非常重视课本的作用，在实践和推动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视课本的使用。

　　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批评一些与社会主义不相符合的文化现象时说：

　　“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教科书的内容是多么关心和重视。

　　早在毛主席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样的时候，学校学友会开办夜学，由毛主席主持，职员轮流记载夜学日志。毛主席讲授的是历史课，根据他记载的日志看，讲义是“由教授其课之两人商酌共编”的，毛主席编纂的讲义是什么样子无从查考，但从他写的日志中可见其对讲义的要求：

　　“常识为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彼等从前从传说及演剧，亦得有许多零碎之事迹，惟无系统的观念及爱国心耳。）”

　　1927年3月，毛主席历经三十二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对文化的推动方面，他写道：

　　“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着课本缺乏的矛盾，没有适合共产革命的课本。毛主席亲自动手编写课本，1939年12月，毛主席与延安的其他几个同志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写了两章，《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课本系统地讲解了中国历史的演变，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生，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课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历史任务，并指出了到之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