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懂经济建设？是他不懂，还是你们不懂他？

　　题记：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毛泽东不懂经济”，其实这样的推论本身就不合乎政治逻辑。难道政治领袖必须懂什么，才能领导什么吗？试问，里根懂经济吗？那他为什么能够当美国总统？所以，讲这样话的人，其实是自己不懂政治，不懂政治家，更不懂毛泽东。因为事实证明，毛泽东恰好精通经济，他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经济建设理论，并且成功的实践了，道器变通了。

　　1956年，毛主席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何厚铧的父亲）亲切交谈，毛主席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就认识那么多工商界的社会名流，谈的可不是小生意！

　　毛主席是做大生意的超级红色企业家，因此他的言行常常被人们感到不可理解，甚至常被人误解。有人说毛泽东不开放，甚至闭关锁国，真是笑话。有他那样不开放的吗？我们一起看看早在1950年代，毛主席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吧。

　　浅沼先生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在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斗争中是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1957年和1959年曾两次率团访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日本社会党历来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改变当时处于极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7年1月，日本社会党召开的第十三次大会上，就把拥护宪法、反对军事基地、要求收回冲绳和恢复日中邦交四大人民运动确定为该党的活动中心，而且在决议中明确表示：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说法，尽快恢复日中邦交。

　　4月11日，浅沼书记长来北京前，在东京羽田机场发表声明，指出“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12年，日中两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束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民“所不能忍的”，“恢复日中邦交是9000万日本人民的一致愿望。”他表示“准备在没有外交权利的在野党所具有的限度内采取行动”。

　　4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

　　毛主席虽和浅沼未曾谋面过，但对浅沼的情况早已略有所闻，所以，一见浅沼先生便风趣地说：“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在来京之前，在东京就读过毛主席的传记，知道毛主席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浅沼本人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也从事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相似的经历，更加渴望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伟人。

　　现在，见毛主席是那样的亲切随和，坦诚友好，心中激动不已，对过去未能阻止侵华战争，非常抱歉。战后，日本虽进行了民主改革，但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主席对浅沼先生这种自责精神表示赞赏，谦逊地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毛主席认为，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日恢复邦交一事，浅沼认为，两国在国内互有困难问题。这就是中国还未能解决台湾问题，日本还处在美国的从属地位。他深信，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的，这条路可能长一些。

　　他说：“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赞成你的意见，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毛主席诙谐地回答。接着话题一转说道：“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

　　毛主席认为，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

　　毛主席侃侃而谈，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要求撤除军事基地的斗争谈到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他说：“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七年、八年、十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但是，“你们可以出资本来开矿，约定多少年以后，再把它交给我们。我们可以供给你们煤和生铁。”

　　毛主席精辟的分析，坦诚而幽默的谈吐，很快缩短了和日本朋友之间的距离，会谈的气氛也活跃起来。浅沼说：“日本经济是依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毛主席说到这里，加重语气，“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坐在浅沼旁边的胜间田清一也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

　　毛主席说，现在“世界大变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并辩证地指出，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悟的作用。

　　毛主席还就有关裁减军备、取消军事集团、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禁止原子弹氢弹等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毛主席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鲜明的观点、深入浅出的阐述，给日本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毛主席接见之前，浅沼等还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进行了坦诚而友好的会谈。4月22日，浅沼书记长和张奚若会长发表了共同声明。23日，浅沼在告别宴会上说这次访华，“取得了很大成功，它将有助于促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和世界和平。”

　　浅沼回国后，于5月7日发表广播演说，感谢中国的友好接待，通过访问，他深感日中邦交早日正常化的必要性。鉴于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历史上的关系和现在的种种情势，认为由两国政府正式、而且全盘地开始谈判恢复邦交的时期已经来到。所以要求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日开始恢复邦交的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日本社会党是在野党，没有执政，所以也没有外交权，只能鼓励政府和唤起国民舆论。准备从5月8日起在全国各地举行报告大会，展开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

　　1959年3月18日，再次访华刚刚抵达武汉不久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便接到毛主席要接见他们的通知，全团欢欣雀跃，匆匆驱车前往东湖。

　　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是3月7日飞抵北京的。在京期间，浅沼委员长于12日举行讲演会，详细介绍了日本社会党打开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作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著名讲话。1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会见了全团。代表团还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17日发表了共同声明。

　　18日中午才乘机到武汉访问。想不到刚到武汉，毛主席就接见他们。

　　浅沼一行乘坐的车队从闹市区驶出，向市郊的东湖急速前进。东湖是武汉著名的风景区，环境幽雅，风光旖旎，这里湖水潋滟，岸柳低垂，树枝绽绿，新桃争艳，秀美的珞珈山倒映湖中，交相辉映，妩媚多姿。三月的东湖，充满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迷人春色。车队在这样如诗如画的环境中沿湖边徐徐行进，使人赏心悦目，有超凡脱尘之感。

　　浅沼坐在车中，想起1957年岸信介登台组阁以来，不仅破坏了他的前任鸠山和石桥两届内阁以积累方式建立起来的日益发展的日中友好关系，改变了有自主倾向的外交路线，而且追随美国，对中国人民采取了露骨的敌视政策和行为，撕毁了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妄图染指台湾等等，好不容易打通的渠道又被堵塞，两国关系几乎完全中断。

　　岸信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受权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敌视中国的错误态度，并宣布采取一系列必要的反击措施，这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震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贸易界人士挺身而出，为扭转两国关系的这种极不正常状态而奔走呼号。

　　在此情况下，日本社会党中央执委会于1959年1月决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以巩固和发展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消除人为的障碍。想到这里，决心要为恢复日中关系的正常化竭尽全力。

　　车队在临湖不远的一幢别墅式的楼房前停了下来，在接待人员的引导下，客人们鱼贯地步入客厅。毛主席一见浅沼便迎了上去，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毛主席请客人们人坐后高兴地说：“欢迎你们，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委员长见到毛主席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和蔼可亲，不禁想起前年来北京时和毛主席会见的情景，激动地说：“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

　　说到这里，无限感慨，他说：“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一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接着，浅沼介绍了这次访华的目的、代表团在北京的情况以及当前日中关系的人为障碍。

　　浅沼的讲话，得到毛主席的连声赞许：“讲得好，讲得很好。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

　　接着，毛主席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对当前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也认为是暂时的。毛主席说：“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毛主席娓娓而谈，深邃而明晰的分析，深深地吸引着在座的日本朋友。毛主席拿起一支烟，把它点燃，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说：“贸易总有一天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

　　毛主席哈哈一笑，笑得那么爽朗，充满了自信，也感染了客人，使谈话更加亲切自然。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浅沼委员长笑着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做法。”毛主席很自然地联系中国历史，插了一句。

　　浅沼接着说：“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起来就很好。”浅沼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将来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取得完全独立，日中邦交恢复，想把日本经济和中国的长期计划结合起来，同时也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合作。那时，日本将不属于任何集团，用经济合作的办法来保障日本的中立。

　　毛主席赞同浅沼的话，认为两国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两国都有好处。毛主席说：“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相互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做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将来总要做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做生意。杜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毛主席提到的那位杜勒斯。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年）前国务卿。生于华盛顿，出身政客世家。毕业于普林斯敦和华盛顿大学。1911年参加华尔街大垄断组织，他是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与洛克菲勒财团有密切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出席历次重要国际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对于恢复德国军事潜力和重新武装德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起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1950~1952年任美国国务卿的顾问。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国务卿。

　　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

　　战后以来美国的所有对外侵略和颠覆阴谋，他无不参与其事。他是“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的主要制定人，直接参与组织1950年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他是1957年3月美国侵略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主谋者之一，1958年7月策动武装干涉黎巴嫩。著有《战争或和平》一书，是他的帝国主义侵略思想的自供。美国共和党人。

　　二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1950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听了毛主席极其幽默而又寓意深刻的谈话，浅沼表示，两国的关系中断了，只能靠国民外交进行来往，决心回国后要搞国民外交，使得政府改变政策，早日恢复国交。对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还接见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毛主席把日本客人送至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委员长也未曾想到，这次会见竟是他最后的一次。

　　浅沼委员长为争取日本的完全独立，主张日中友好的爱国行动，使日本右翼势力大为不满，就在他第二次访华时，右翼势力就扬言要对浅沼先生下毒手。但是他为了日本的民族利益，为了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仍然坚决地勇往直前。

　　1960年10月12日，他宏愿未了，壮志未酬，就被右翼分子所刺杀。但是浅沼先生的血没有白流，他终身为之奋斗、希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宏愿，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及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英明决断，在他遇害12年之后，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不正常状态。1978年又正式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毛主席1950年代和日本友人的谈话，今天看来，不得不惊叹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分清敌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首要的问题。

　　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终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就是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果，这一统一战线，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不可少。

　　毛主席在1957年说将来要和日本美国做生意，含有两层意思，一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封锁，外部环境上做生意还有待于将来的变化；二是中国当时工业基础还处在起步阶段，也许到了若干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再与外国人做生意才会有合适的交易资本。

　　此谓道器变通。

　　毛主席的这个预言难道有错吗？

　　到了1970年代我们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尼克松访华，接着我们不就和日本美国西欧开始大规模做起生意来吗？

　　毛主席的开放之道，需要深悟。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背景：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系列批注与谈话，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论》”。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以教科书原文为根据，通过一系列谈话和评论，真正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指导意义相当巨大。

　　读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

　　教科书说，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所以就创造了价值”。毛泽东批注：“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在读完第三十二章后，毛泽东说：这次读书是跟着书走，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研究讨论一下，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

　　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时期，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毛主席这里深刻系统阐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说明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经济工作做为基础保障，是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我们看几个片段。

　　毛主席开篇就直接提出了要求：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

　　“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

　　“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

　　“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 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请那些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人，好好看一看。这是一个不懂经济的人讲得出来的吗？

　　也就在这篇演讲里，毛主席还具体谈到贸易问题和公债问题。原文如下：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至于毛主席在后来的著作里面，纵横捭阖，高屋建瓴论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问题，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多说了。

　　毛主席领导了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等一大批经济专家，搞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成就，那就更不用说了。

　　无法想象，一个不懂经济的人，能够综合那么多经济管理专家的意见，写出《论十大关系？》这样的经典著作。

　　请注意，毛主席一般不孤立地看经济问题，他总是把经济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当然与孤立的、片面的看待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不一样了。

　　如果拿西方经济学那一套来攻击毛泽东不懂经济，那么我们要说，幸亏毛泽东“不懂经济”，否则从根据地时期开始，到新中国建设，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呢？

　　毛泽民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同志（毛远新的父亲），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红色金融家毛泽民，他是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

　　毛泽民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25年2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毛泽东和他的弟弟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不必多说，毛泽民是革命的金融家吧，毛泽东和弟弟在一起，像毛泽东那么爱学习的人，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会不钻研经济、金融？谁信呢？

　　说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人，不是说毛主席独裁专制吗？那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无疑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了，你们不会有疑义了。请看1975年初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说的：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1975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1980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周总理报告末尾这一段可以理解成毛主席懂的，而那些攻击污蔑毛主席所不懂的“道”。

　　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之道，潜藏在历史表象之后。毛主席拥有超人的洞察力，今天完全可以说那是先知先觉，难道不是吗？

　　毛主席领导建成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那就是毛泽东之道的器化物，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道器变通的杰作。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在讲话中自豪的宣布：“我们在就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638页“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煤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1955年的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

　　“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是9亿多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7.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随之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6年提高到63.8岁。“不懂这个杰作的人，说毛主席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也很正常！

　　后记：

　　今天重温感觉主席深邃思想，卓越的洞察力，不得不令人感佩！

　　本文来源：悟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