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毛主席是怎么抗疫的

　　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这是1950年9月政务院第四十九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内容，直截了当地点明了一项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头等内政要务：防疫治病，重塑卫生体系。

　　在建国前的1945年4月，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任务时就有指出：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但面对蒋介石政权和各路军阀留下的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疫病现状，这仍然是一个艰巨的历史性工程。

　　当时中国只有3670家医疗机构，其中只有2600家是专门的医院；而医生只有363000名，其中还有33000余名是护士。

　　好在，中国拥有了社会主义制度。

　　好在，中国有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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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熟读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

　　在他心中，卫生防疫始终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国家大事，决定着人心向背、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维系着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早在1929年12月，毛主席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指出：

　　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1933年11月，毛主席到兴国县长冈乡实地调查，在《长冈乡调查》中曾写道：

　　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一年后，毛主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始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

　　1944年年初，延安周边曾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毛主席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强调：

　　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1949年9月，建国前夕，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第18条规定：

　　在政务院下设立卫生部，受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

　　同年11月1日，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为首任卫生部长；12月，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和东北、华北人民政府也陆续设立了主管卫生工作的卫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