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天津市长空缺，毛主席笑着问周恩来：俞家的三少爷在哪里？

　　1949年1月15日，在刘亚楼的亲自指挥下，解放军只用了29小时，就攻克了号称能坚守三年的天津城。

　　天津是当时的第二大商业城市，也是北方的金融中心，一度与南方的上海齐名，号称“南上海，北天津”。

　　如何治理这座大城市，派谁治理这座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央领导面前的当务之急，也是证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执政能力的标杆。

　　早在天津解放之前一个月，毛主席就在筹划接管天津事宜。关于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长的人选，有人建议让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有人建议让东野骁将黄克诚来担任。

　　毛主席仔细看着候选人名单，左右权衡，突然对旁边的周恩来说道：

　　“俞家三少爷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长期辅佐毛主席，早已习惯毛主席跳脱的思路，想了想，回答道：

　　“黄敬现在是华北军区后勤部政委。”

　　毛主席点了点头，在电报稿上写道：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任命黄敬为天津市市长。

　　黄敬，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1912年出生于北京。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三，故而被家族称为“三少爷”。

　　黄敬虽早年投身革命，但有趣的是，他不像我党许多领导人出身贫苦，而是出身世代官僚的名门大家庭，投身革命洪流之后，成为这个旧家庭的“反叛者”。

　　绍兴俞氏世代诗书传家，是当时著名的豪门显贵。

　　黄敬的祖父俞明震，字恪士，号觚庵，晚清知名于政界、教育界，著有《觚庵诗存》四卷，也是清末著名的诗人。甲午战争后，曾经协助唐景崧、刘永福在台湾抗击日军。

　　返回大陆后，俞明震被任命为江南水师学堂督办，1898年，18岁的鲁迅曾在该学校就读，鲁迅后来在著作里多次提到的“恪士师”指的就是俞明震。

　　但凡这些公子少爷参加革命，必然会有启蒙者，或者领路人，而黄敬在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则是他的大姐俞珊。

　　之所以加个引号，是因为俞珊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她的爱好非常符合那个时代贵族少女的标准——喜欢文艺。

　　俞珊只比黄敬大三岁，从小和这个弟弟一块长大，关系最好。在她的影响下，黄敬加入了一个文艺社团——南国社。

　　南国社的创建者就是国歌的词作者田汉，是一个包含文学、绘画、电影、戏剧、音乐等几大类的综合社团。

　　在南国社期间，黄敬结识了一个地下党员，接触了进步思想，跟着他发传单，参加游行，从此走向了革命道路。

　　1930年底，黄敬考入青岛大学。不久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几天之内占领中国东三省。

　　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浪潮。

　　黄敬在学校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发动并领导同学们罢课游行，并且组织义演，为东北抗日武装募捐筹款。

　　他的爱国热情得到了青岛大学党支部的肯定，1932年，黄敬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便衣特务包围了青岛大学，点名要抓捕黄敬等人。黄敬在党组织的掩护下撤离青岛，转移到南京。

　　1935年秋，黄敬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在革命风暴的中心，黄敬参加了北平市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爱国组织，当时联合会的秘书长是姚依林，建国后官至副总理。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不分党派，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为了响应党的“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委和北平学联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姚依林、黄敬等都参加了。

　　黄敬参与组织的“十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紧密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阻击了国民党和汉奸傀儡政府进一步卖国的阴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敬奔赴延安，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察冀省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黄敬担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华北军区后勤部政委。

　　收到毛主席的任命后，黄敬没有任何耽误，收拾行囊就往天津赶去。

　　天津解放这一天，正是华北地区最为寒冷的日子。

　　这天凌晨，工业重镇天津的街道上静悄悄的，偶尔有响着铃铛的黄包车呼啸而去。黄敬奉命带领市政府先遣队从胜芳镇出发，先乘卡车、后步行，在硝烟弥漫中进入天津。

　　天津刚刚回到人民的怀抱，黄敬便带领干部进入市区，所行之处，仍能看到硝烟弥漫，城门和马路边散落着敌军的尸体，我军士兵押着一队队俘虏走过。

　　黄敬等入城之后，天津市人民政府的第一号布告已经张贴在位于霸县胜芳镇的市政府门外，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委任黄敬为天津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随即就职。

　　按照预定计划，进城之后首先接管天津警察局这一暴力机构。

　　当时国民党的天津警察局长叫李汉元，军统特务出身，天津被围后，天津地下党城工部秘密策反了他。故而天津解放后他下令天津全体警察到警局集合，将其完整地移交给军管会。

　　毛主席从西柏坡赶往北平途中，曾经形象地把这趟路程形容为“进京赶考”，而黄敬则将担任天津市长形容为“归队”。他认为，过去频繁的战事，让自己长期与工农群众脱离联系，如今革命即将胜利，进入大城市就是回家归队。

　　本着这个原则，黄敬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街串巷，调研天津的市情和民情，了解底层群众最需要什么。

　　他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普通工人和农民召开工农座谈会，解决工农需求，鼓励他们要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为天津市的建设出力。

　　他还为旧机构留用人员开培训班，不辞辛劳亲自上台讲课，向他们阐述党中央的政策，安抚他们的情绪，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在黄敬的努力下，天津解放基本达到了市不易肆的地步。天津解放当天就恢复了电话电报通信，解放次日就恢复了供水供电，解放第三天公交线路也恢复运转，解放后一个月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国民党时期的最高水平。

　　这种良好的衔接连在天津的外国人都惊叹不已，天津英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就感叹道：“如果不是看到“天津市人民革命政府”这几个字，我完全不敢相信在几天之前这个城市曾经发生了政权更迭。”

　　除了积极恢复民生和生产，黄敬也非常关心底层群众的精神需求。

　　1949年1月22日，也就是天津刚刚解放一个星期，黄敬就主持召开了各大工厂的工人代表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军管会各项措施、目前的复工复业以及今后天津建设的意见。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天津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百乱待理，黄敬非常注意听取工人意见和要求，每当重要决策之前，务必征求工人意见。

　　天津卫号称“九河下梢”，境内的河流湖泊非常多。然而在旧社会，战乱频发，洋人当道，很少有人会对城市做什么长远规划，随着人丁日滋，河流湖泊就成了垃圾堆，变成臭水沟，不管冬夏都是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附近群众的生活。

　　黄敬了解到这个情况，他决定整治一下天津的市容。刚好当时由于战乱，天津城内汇聚着大量失业工人和外来难民，黄敬将这些人组织起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将这些臭河臭坑填平。

　　黄敬还不顾身患糖尿病，每周固定去工地参加劳动，经过几个月的带头骨干，在臭坑原址修建起了新的人民公园。

　　后来毛主席到天津视察，得知天津人民公园的由来，大为动容，亲自挥毫泼墨，为人民公园题词。

　　天津是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1945年时全市的产业工人就已经达到58万人之多，天津市的总人口更是达到400万人之巨。

　　这么多人挤在一座缺乏规划的城市，生活条件可想而知。黄敬在走访调研时，就经常看到一大家子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几平米房间情形。

　　有的工人由于是从农村而来，在市内并没有住房，只能住在四处漏雨漏风的窝棚里。即使是窝棚，也不能做到每人一间，以至于催生了一种“拼铺盖”的行当，即一个床位同时租给两个或几个工人，一般都是白班夜班错开，你下班我上班，我上班你下班，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对于工人们的疾苦，黄敬感同身受，他说道：“封建王朝的杜甫都能够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如今是新社会了，工人兄弟们还没有立足之地，实在是惭愧啊！”

　　他参考苏联的经验，也想在天津建一个工人新村，以改善工人们的生活环境，激发大家的生产热情。

　　经过走访调研，工人新村第一期初步兴建五万间住房，由于条件所限，每间面积14平米，呈棋盘式坐北朝南分布，并设置公共水池和卫生间。

　　黄敬四处化缘筹款，东挪西凑，终于凑够了开工的钱，然而还有二万多间的款项没有着落，为此他茶饭不思，夜里辗转难眠。

　　后来还是他夫人范瑾见他整天怏怏不乐，替他支了个招：“亏你还是二十年党龄的老革命，有问题找上级的组织原则你忘啦？”

　　黄敬一听如醍醐灌顶，猛地一拍大腿：“对啊，工人新村关系到民生福祉，毛主席和周总理肯定也会大力支持的。”

　　想通这点，他激动的不能成眠，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就立刻驱车赶往北京化缘了。

　　在毛主席的会客厅，黄敬摊开自己准备好的规划图，侃侃而谈：准备在工业园区附近的村镇划出60万平方米的区域，用来修建工人新村，初步计划先修五万间。

　　毛主席边听边点头，夸奖道：“点你当天津市长看来是点对了嘛，刚上任就大施拳脚，好多人这会儿连工作都还没捋顺，不愧是我们的北大才子。”

　　黄敬就势提出要钱的请求：“主席，您别高抬我。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同志想尽千方百计筹款，到现在仍然还有两万间的缺口，真是愁死人了。”

　　毛主席这才明白黄敬的来意，哈哈笑道：“你呀，打土豪打到我身上来了，我现在也是地主家没余粮哟。”

　　此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黄敬知道毛主席说的是实情，不禁在心里暗叹口气。谁知毛主席接着说道：“但是事关工人兄弟们的住房，也是当务之急。中央的大管家是周总理，等回头我找他帮你说道说道。”

　　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周总理特地从本就不宽裕的财政里拿出专项资金，拨给天津。

　　有了资金，黄敬就有了底气，他仍然是身先士卒，亲自带头下工地劳动，在他的身先垂范下，不到一年五万间住房全部建成，当年过年之前，不少工人就已乔迁新居。

　　黄敬担任天津市长仅仅3年多一点的时间。

　　1952年秋天，黄敬离开天津出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正当黄敬一心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由于过度辛劳，他病重住进了医院。

　　在治病期间，他但凡稍微清醒一点，就连忙让陪护人员为他念最近的报纸，从报纸上感受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病情有好转时，他就在床头办公，为中央提一些意见建议。

　　他的这种公而忘私的举动连毛主席都知道了，特地托人捎话给他，让他好好休养，不要过度劳累，还特地叮嘱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幸的是，1958年2月10日，黄敬由于患肺动脉栓塞，医治抢救无效，那颗勤奋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时年仅46岁。